村镇银行大败局

洪偌馨/文

村镇银行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后来的社区银行、民营银行有着本质的相似。它们大都没能凭借政策给予的先发优势和资本开放的红利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商业化路径，没能冲破物理网点少和品牌优势弱的局限。

在中国银行业有一个特殊的类别，它们注册资本门槛低、民营资本可参与、跨区经营受到严格限制、主要服务小微、三农和个人.....

我说的不是民营银行。

近日，北京金交所网站上的一系列转让公告，让沉寂已久的村镇银行再度走进大众视野。毕竟，一次性卖掉2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案例并不多见，何况卖家还是一家国有大行。

根据公告，建行计划打包转让27家村镇银行股权（建行在每家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均为51%），挂牌总价为16亿元。

建行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末，27家村镇银行资产总额181.97亿元，净资产34.0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1.86亿元，实现净利润2.81亿元。

事实上，这已经是近一年多以来第三个批量转让村镇银行的案例。去年4月和7月，国开行、澳洲联邦银行先后转让了各自持股的15家村镇银行。

尽管从数量上来看，这些年，村镇银行一直在扩张发展。但前景不佳、盈利艰难却是村镇银行普遍面临的现状。

如今，建行、国开行、澳联邦等几家村镇银行最早期的“探路者”黯然离场，无疑给这场诞生于12年前的金融创新实验蒙上了一层阴影。

曾经以“破局者”姿态出现的村镇银行，不仅代表着监管部门下沉金融服务的决心，更是银行体制革新的一次大胆尝试。

只是，一个坐享政策和时代红利、手握市场和资本资源的银行业机构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境地？农村金融、普惠金融真的是无药可解，还是方式不对？

这篇文章复盘了村镇银行的源起、发展与困境，希望这不是终局，只是过程。

一、带着光环而来

2006年末，门禁森严的银行业被一纸文件叩开了大门。

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个省（区）的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试点。

在当时，这份文件最重要的突破在于两项放开：一是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二是对所有金融机构放开。

并且，大大降低了设立一家银行的门槛，不仅调低了注册资本，还取消了营运资金的限制。在县（市）和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分别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100万元。

对比后来的民营银行，尽管文件中没有提及注册资本门槛，但从实际设立的情况来看，基本不低于10亿元。同时，对于投资入股的民营企业也有诸多要求。例如，最近3个会计年度需连续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总资产30%以上等。

不仅如此，在村镇银行的各项监管指标上，例如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支付清算等均做了相应调整。诸如村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11%左右的标准执行。

现在来看，诞生于十多年前的村镇银行无疑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创新。它不仅打开了一道民资和外资低门槛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大门，更在机制和模式上做了诸多重要的突破和尝试。

在短暂的三年试点之后，村镇银行便被动地被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根据银监会于2009年7月23日发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三年内将在全国设立129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占到了1027家。

在监管政策的大力推动之下，村镇银行很快便迎来了一轮“开业潮”。根据银监会网站数据，仅2010年，全国新增村镇银行就有201家，超过2007年～2009年三年的总和。

而从村镇银行的股东结构来看，不少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等皆有布局，参与的民营企业更是不在少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外资机构在村镇银行的推动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家就是文章开头被“甩卖”的建信系村镇银行的股东之一——西班牙桑坦德银行。2011年，它与建行签署了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协议，计划三年内在中国开设100家乡镇银行。

同一年，中国银行与淡马锡下属的富登金融控股公司也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开始在中国批量设立村镇银行。随后不久，汇丰银行、澳洲联邦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外资机构也先后入局，参与设立了不少村镇银行。

二、翻不过的高山

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政策优势、以及各路资本的大力支持，村镇银行理应有个不错的开局。

但没曾想，这个新兴机构刚刚起步便遇到了发展困境：一方面，以当时一家一家审批的设立速度很难完成“三年计划”；另一方面，如何管理规模化落地后的村镇银行成了一个大问题。

早在2010年底，两份关于村镇银行的“报告”送到了银监会的案头，一份来自建行、一份来自中行。而这两份报告则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批量化”发展村镇银行的思路。

因为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一家一家成立村镇银行不仅速度慢，并且难以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效应。因为单家村镇银行看似设立门槛低，但实则成本却并不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符合标准的人员配备加上IT系统就要数百万上千万。

但不管是建行提出的“控股公司”模式，还是中行方案里的“管理总部”概念，都涉及银行股权上的重大突破，所以在报送给国务院后便被搁置了。

从股权层面来说，如果是一般公司性质，中外合资的持股比例可各占50%，但银行较为特殊，外资银行持股最高只能20%，外资非银行机构就更少了。例如，淡马锡与中行合作设立村镇银行，前者在每家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最高只能10%。

批量化设立村镇银行的议题一直在监管部门的讨论和推进当中，期间也提出过如“子银行”的模式——2011年，当时的银监会曾下发过一份《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子银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但这个方案提出后却没了下文。

根据当时的方案，村镇银行子银行为持有限牌照的商业银行，拥有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吸收同业存款和对公存款、发行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等功能。并且，子银行牌照还可代理村镇银行设立统一的电子银行渠道，集中加入银联网络，统一申请并管理银行卡品牌等。

一直到2018年1月，银监会终于下发文件宣布，开展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试点，即单个法人可在不超过5县域设立机构。这一方式间接实现了批量化开设村镇银行的目的，从做法来看，有点类似此前中行提到的“管理总部”模式。

根据银保监会的说明，“是以投资管理行为载体，对所投资的村镇银行实施股权管理集中、运营支持集中、信息科技等中后台服务集中，以此提升所投资村镇银行整体的可持续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能力”。

这都是后话了。回到2011年前后，因为批量化发展方案的缺位，尽管两家大行与外资机构的合作顺利落地，但推广进度和动力却大大减弱。

银监会2011年年报显示，截至当年底，全国24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起设立村镇银行726家（开业635家），距离原定目标显然还有不少的距离。至此，“三年计划”悄然落幕。

而对于那些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各县域、乡镇落地的村镇银行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

原本监管希望通过政策的开放和机制的创新让金融服务进一步下沉，更重要的是，推动各大商业银行更多地参与到县域经济的服务中，用现代化的银行管理机制来发展农村金融。

但从主发起机构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这三类地方性金融机构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相比之下，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则要“谨慎”很多。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末，全国共有村镇银行1601家，有294家银行机构作为主发起人。其中，中行、建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共发起村镇银行139家，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6家股份制银行共发起村镇银行70家。

这其中的Bug在于，有管理能力的大银行动力不足，有动力的小银行管理能力又不够。

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相较于已经有一定网点规模和覆盖范围的股份行、国有大行等，城商行、农商行跨区设立分支机构一直受到较为严格的管控。因此，设立村镇银行变相成为了这些中小银行实现跨区布局的一个新渠道。

然而，中小银行发起设立时，股东往往比较分散，民资参与较多，内部极易产生管理纷争，陷入发展僵局。再加上，村镇银行往往设立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远超出了很多发起行的管理半径。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止去年末，村镇银行已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的1247个县（市、旗），其中65%都在中西部地区。此外，有416个（占总数的55%）国家贫困县或特困地区所辖县市已设立或已备案规划拟设村镇银行。

尽管村镇银行获得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但缺乏市场化根基的它一直未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商业路径。管理难、发展难、盈利难也成为了它成长过程中翻不去的“高山”。

三、离场的探路者

今年初，一则乌龙公告把村镇银行积蓄多年的发展困境摆上了台面。

2018年1月18日，浙江龙游义商村镇银行在当日的衢州日报上刊登了一个“解散公告”表示：股东大会已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但吊诡的是，第二天，该行又在同一家报纸刊登声明称，“解散公告”是一个工作失误。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乌龙公告”的背后正是村镇银行多年难以盈利，股东矛盾日益深化的结果。

2016年，龙游义商（经审计）的营业收入3226万元，营业利润仅为47万元，净利润不足39万元。更令人惊讶的是，龙游义商从2010年7月成立至今（2017年末）没有一分钱的现金分红。

龙游义商村镇银行并非孤例。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接触过不少入股村镇银行的企业家，大家的初衷都类似——金融牌照的稀缺性。后来面临的困扰也一样，就是“不赚钱”，并且转让难度大，因为接盘者少且需要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如果查阅银保监会的公告会发现，其实，最近两年来转让村镇银行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并且越来越频繁。而与前几年相比，更大的变化在于，一些外资行、大银行开始全面撤退。

除了最近挂牌转让的建信系村镇银行之外，去年4月，国开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联合发起的15家村镇银行股权被打包卖给了村镇银行业的老大——中银富登；同年7月，澳洲联邦银行也将其手中的15家村镇银行悉数转让给了齐鲁银行。

令人唏嘘的是，这几家机构曾经都是村镇银行最早的“探路者”。

这些交易也让一些经营数据得以曝光，村镇银行处境艰难可见一斑。以澳联邦银行旗下的村镇银行为例，2016年，15家银行中仅两家实现盈利（其中相当一部分收益还来自财政补贴），另外13家村镇银行共亏损3542.94万元。

国开行转让的15家村镇银行经营状况稍好一些，全部实现了盈利。根据中国银行2017年财报，已交割的13家家村镇银行，自购买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共盈利4400万。

再顺道看一下中银富登的经营情况，根据中国银行2017年财报，中银富登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截止去年末，中银富登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通过自设及并购的方式，共控股95家村镇银行，下设118家支行。

通过规模化的发展和集约化的经营，中银富登成为了为数不多实现持续盈利的村镇银行。截止2017年末，中银富登控股的95家村镇银行，资产总额434.63亿元，净资产61.27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4.57亿元，不良贷款率3.23%。

但要知道，这个数据基本是现在村镇银行的最高标准了。

因为走访过一些村镇银行，也深知这类机构经营不易。从经营思路来看，它们除了体量和规模更小之外，与一般的商业银行并无二致。但由于网点稀少、人手有限且品牌知名度较低的情况下，展业和扩张的难度都非常大。

事实上，村镇银行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后来的社区银行、民营银行有着本质的相似。它们大都没能凭借政策给予的先发优势和资本开放的红利，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商业化路径，没能冲破物理网点少和品牌优势弱的局限。

所幸的是，在今天的民营银行中，我们也看到了特例。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银行凭借网络和科技的力量冲破了地域、资本和人手的限制。

从2017年年报来看，网商银行到去年末仅有377名员工，但累计服务了571万小微经营者，过去一年累计放贷4468亿元。同期，成立3年多的微众银行，资产规模已到817亿元，累计发放贷款8700亿元，去年净利润14.48亿元。

微众银行以个人消费贷款为主，而网商银行以小微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当然，或许现在来看，这两家民营银行只是特例。但至少它们证明了一种可能——一种不依赖资本金、网点、员工数而可以持续发展、不断下沉金融服务的可能。

如今，村镇银行的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作为一类扎根县域，服务三农的银行业机构，它带着特殊的使命而来，有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希望眼下的困境只是它的中场，而不是终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