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出好戏》谈反乌托邦

虎嗅注：《一出好戏》上映五天，目前的豆瓣评分为7.4分，对一个初执导筒的导演来说，算是个不错的分数。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这部电影描绘的“反乌托邦”场景。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拥有“反乌托邦”设定的文艺作品（包括书籍、影视）涌现，或许，只有当丑陋、虚伪、痛苦和死亡存在时，幸福和希望才有意义。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一点儿乌干菜”（ID:NarratorZhang），作者：章程。

作者画的黄渤

人类文明的“蝇王”式困境

看了黄渤的《一出好戏》，无端地想起了《蝇王》，虽然这不是他剧本的原型，美剧《迷失》和特稿《太平洋逃杀记》更接近于他对于故事的想象。

但《一出好戏》的剧本结构能与《蝇王》相互参照。一群人因遭厄运流落到孤岛，被困在前文明的环境里。两个故事中的人们，起初协力劳作，荜路蓝蒌，以处草莽。可是脱离人类社会愈久，内心的道德感和约束力量也就愈弱，人的动物性的那面开始浮现，再大同的幻想也终将分崩离析。

电影《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把人类进化史中最隐蔽的那面都模拟了一遍，从最初的氏族社会（以小王为首，大家组织在一起打猎采果为生），到以物易物的商品社会（张总依靠发现的船骸，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建立了岛上的物品交换规则），最后是资本竞争后形成寡头政治（马进和小兴企图抵抗过这个规则，但屡屡挫败，最后利用这个规则的逻辑，垄断了物质资源，反客为主）。在最后时期，这个岛屿其实与现代社会无异，作为等价物存在的纸牌甚至如我们当下的货币一样开始贬值。

在《蝇王》中，表面和平的孩子团体分裂为两派，为以拉尔夫为代表的讲求理性的“民主派”，和以杰克为首的崇尚本能，以武力夺取权力的“专制派”。“专制派”对于资源的掠夺和占有后来者居上，战胜了前者。《蝇王》与《一出好戏》有着不同的故事走向，但隐藏在其下的社会结构大同小异，文明社会的演化大多如此。

电影《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中呜呜咽咽的声音被视为不明力量，在《蝇王》中也出现了造成巨大恐慌的“野兽”。“野兽”从黑暗中来，从树林中来，从大海中来，《蝇王》从这种自然界神秘力量里挖掘出人最深层最原始的恐惧。

杰克砍下猪头，把它的喉咙插进木棒的尖端，尖端捅穿猪的喉咙直到它的嘴里，血水沿着木棒淌下。孩子们以此作为献给“野兽”的祭品。苍蝇从四面八方在猪的内脏上聚成黑团。猪牙白晃晃，眼睛昏暗。这就是“蝇王”这个意象的来源，在圣经中被视为“万恶之首”。

“蝇王”的存在，是对现代文明的荒诞反讽。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所谓的道德，良知，法律，规则都要给它让步，甚至可能荡然无存。人类仅有的敬畏是未知。“蝇王”就是在这种畏惧中应运而生的宗教，是我们自原始社会以来的恐惧的外化。

电影《蝇王》

树上的祖先们花了几百万年成了最早的人类，而后又用了几千年的时间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现代文明，但只要把人类群体在与文明社会隔绝的环境里生存，就能轻易归宗返祖。人与兽的分野仅隔着一线，“蝇王”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兽性。

当《蝇王》中的西蒙说出“大概野兽就是我们自己”后，他被群体视为疯子迫害至死，《一出好戏》中因说出真相而被奚落为疯癫的小王的境遇与此类似。文明看似精细巧妙，实则是纸牌搭成的城堡，在某种封闭且孤立的状态里，顷刻就能坍塌，更何况是无法被文明容忍的异端。

面对人类文明的“蝇王”式困境，黄渤的《一出好戏》讲得还算温和。北野武的《大逃杀》则要极端很多，在资源有限的空间中，杀戮成为生存的唯一信念。

何谓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是与乌托邦相对的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图景，反乌托邦摒弃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式的想象，它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疑虑。在反乌托邦的文本中，即便已经到了未来物质技术非常发达的时代，依然充斥着极权，阶级，犯罪，压迫，规驯。

电影《银翼杀手》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是非常典型的反乌托邦文本。这两部小说对我个人的意义，要远大于乔治奥威尔那些经典的作品。以《失明症漫记》为例，它以一个司机在等红绿灯时突然的失明为开始，失明症像流感一样迅速扩散开，如涓涓细流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整个国家变成一片泽国。

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政府把失明者和与失明者有过接触的居民都关进了精神病院。但随着失明人数以几何级数递增，精神病院成了《蝇王》中的孤岛。人们尝试过建立规则，但很快被打破。巧取豪夺者依仗着枪（权力的象征）霸占有限的资源（一日三餐），并强制各个宿舍上缴身上所有的物件，评估它们的价值后，再对食物进行定额发配。

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电影《盲流感》

最终这个封闭环境（精神病院）中建立的强权统治，被反抗者们以一种“流血革命”的方式推翻了。这些被关押者重获自由。可是，失去抗争意义后的自由轻如鸿毛，外面的世界并不比精神病院好多少，文明的大厦已倾，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惶惑不安。

当唯一没有失明的医生妻子来到教堂时，她发现所有的神像都被蒙上了眼睛，连救赎的象征也不再被信任。这个消息在盲人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仿若尼采说着“上帝已死”的时代，信仰崩塌。只不过在杜撰的小说里人们人们因为失明症的肆虐而失明，在尼采的时代，人们在心灵上失明。萨拉马戈在书中写了这么一段对话：

“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戴黑眼罩的老人问；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外边和里边没有区别，这里和那里都一样，少数人和多数人也都一样，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没有区别；人们呢，人们怎么样，戴墨镜的姑娘问；像幽灵一样，成为幽灵大概就是这样，确信生命存在，因为四个感觉器官这样告诉他们，但他们看不见它。”

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电影《盲流感》

现在和未来没有区别，因为人性从来都是一尘不变的。加缪的小说《鼠疫》描绘过同样的情形，鼠疫下的城市阿赫兰，如同失明症横行的世界。社会结构的混乱与失序，仅仅只需要一场失明症，一场鼠疫。但与加缪的存在主义式的乐观不同，萨拉马戈是悲观的，他认为虽然自己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

这个世界总体而言还是朝向熵增的方向往前进。《失明症漫记》提供了一种反乌托邦的文本类型，《汉江怪物》，《流感》，《釜山行》，《雪国列车》等电影的剧本策略，和它异曲同工：把人置于绝境，而后考量人性。

电影《流感》

这类反乌托邦的文本架空了一部分现实，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某种极端实验。它与任何人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却又很像。它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现，似乎预兆着我们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出好戏》与《蝇王》《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等，共同构筑了某种寓言。

当《一出好戏》中的生存较量，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就有了《失明症漫记》所描绘的现实。前者没有像后者一样，花大笔墨去描绘“人性恶”的世界，可它依然把世界的丑恶，以一种更柔和的方式说出了。

孟京辉话剧《活着》

从演员跨界到导演，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状态，但我总觉得一个演出过《斗牛》，话剧《活着》的演员，对悲剧是有着自己的理解的。黄渤完全可以用更加凌厉的现实来作为结局，但他没有选择去凝视深渊。

尽管我期待黄渤拍出的是一部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不是选择大团圆，但这毕竟只是他的处女作，而且是一部商业片，他有着自己对于市场和审查等因素的考虑，毕竟像《大逃杀》这样检阅人性的命题，对于他这样性格温顺忍让的导演，未免太过沉重，这无可厚非。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村上春树写过一篇有趣的作品，叫《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在这部小说中，“世界尽头”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河流，沙洲，柳树，飞鸟，独角兽，有可以被读取的古梦。人们没有心，于是也就没有诉讼，没有痛苦，没有生老病死，没有贫困和纷争。它太完美，以至于最后“我”知道这只是“我”臆想的世界后，仍然选择留在这里。

与“世界尽头”不同，“冷酷仙境”则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在“冷酷仙境”中，“我”是一个计算士，被“组织”审查了大脑，所谓的“意识核”也被保存了副本。“冷酷仙境”是一个赛博朋客式的世界，人在科技中异化。“我”在三十五年的人生里，只在最后的二十四小时，才留意到雨后的蜗牛，公园的鸽子，和近在咫尺的外在世界。小说中“我”的影子逃离了“世界尽头”，毅然回到“冷酷仙境”。

我想象过《一出好戏》的另一个结局：当马进没有觉醒，而是选择留在岛屿上继续欺瞒，欢愉将继续。岛屿也将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的范本，像村上小说中的“世界尽头”，或《黑客帝国》中的矩阵。可是马进选择逃离他口中“一切都是假的”的岛屿。我们谅解他的抉择后，方才能理解“反乌托邦”的意义。

电影《黑客帝国》

一个表象上和平与完美的世界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人向来是浪漫化与功利性并存的矛盾体。只要人身上还有着功利，自私，贪婪的一面，乌托邦就永远如梦幻泡影。当一个社会不再暴露丑陋，它势必在以不为人知的方式掩盖这些。这并不是我们对人性失望，而是我们选择真诚地面对丑与恶，和心底的“蝇王”。

反乌托邦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展示了美与善的另一面，它们同样不可或缺。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存在的。没有阴影，我们无法知晓阳光的存在。有了丑陋，虚伪，痛苦和死亡，幸福和希望才能被体会到，才有了意义。

电影《一出好戏》

反乌托邦的作品是荒诞的，可是荒诞隐含了本相。现实何尝没有荒诞，又何尝不是反乌托邦的变体。黄渤在影片中用爱情完成了自我救赎。《大逃杀》中最后幸存的七原和典子也是情侣。这是导演对现实的温存。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中有句诗：“我们在相爱中相互解放，震颤地经受。”

愿我们的一生有足够的爱与善良，来直面现实这个“冷酷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