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政府、讲“人话”

电视剧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有文化的地下党员在开会时讲话文绉绉的，常用成语或典故；没文化的地下党员则要求他们“讲人话”。

学术界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学者思想深刻，且在理论上有创新，所写的书大多深奥、文字晦涩难懂。我称这些书讲的是“神话”，即只有水平高、神一般的人才能读下去并读懂。如凯恩斯的《通论》，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都是这样的阳春白雪。

《自由秩序原理》[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 著，邓正来 |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有的学者思想也并不浅薄，但善于用“老妪能读”的“人话”写出来，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还有不少学者，用“人话”来解释深奥的“神话”，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普通人，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神话”“人话”各有优点。对理论创新或阐明深刻的思想而言，也许“神话”有其道理，但对广大读者而言，还是正如那些文化不高的地下党员要求的，还是讲“人话”好。

一

有这种想法是因为读了黄张凯教授的《追寻良治：中国与世界三千年》。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宏观而重要的主题：政府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这种作用。

我们经常为政府对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点赞，也为政府的某些失误而惋惜。“追寻良治”其实就是探讨好政府的形成之道。

《追寻良治： 中国与世界的三千年》黄张凯 |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月

如何才能有一个好政府，这是几千年来理论家不断探讨、政治家不断实践的问题。

在相当大程度上，政府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势与现状。有的国家在“好政府”的带领下走向繁荣富强，有的国家缺乏这样的好政府，始终走不出停滞与纷乱。本书也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政府和社会兴衰的关系，因此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国与世界的三千年”。

有关国家与政府的书太多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今天的奥尔森，用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有许多讲的是“神话”，这些书推动了国家与政府理论的发展与进步，是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

还有许多书讲的是“人话”，也不乏优秀之作。不过就普通读者而言，爱读的还是讲“人话”的书。《追寻良治》就是一本关于国家与政府的讲“人话”的书。

我说的“讲人话”，绝不仅仅是文字表达上，还包括内容上。不少讲“神话”的书，往往对国家与政府的某个方面有深入而透彻的研究，有点英国学者伯林所说的“刺猬”风格。这样的书当然极有意义，但对普通读者而言，有点太深奥了，可望而不可及，只好敬而远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经典著作是人人都知道但无人读的书”的含义吧。

《追寻良治》一书“讲人话”，却并不专注于一个问题，而是向我们介绍了有关国家与政府理论的几乎所有基本内容。可以说，这本书是“一书在手，政府全有”。

在论述中，作者把理论与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只讲理论那样抽象、空洞、干巴巴的，又不是沉迷于历史叙事之中，甚至“读过来，读过去”找不到理论骨架。理论用历史来解释，历史用理论来梳理。史论结合就是一种“讲人话”的方式。

国家形成就有了政府。国家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为什么要有国家？这就在于国家要通过战争来抵御外敌，要维护社会稳定对付内在反对者，要保护被统治者的利益，还要获取用于这些目的的资源。这正是国家和政府形成的基本原因。

作者用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以及与国家并生的民族的历史，让我们理解国家与政府的形成及它应该做到的。从古到今，历史在发展变化，国家与政府也在发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代表国家的政府是有权力的，否则这四项作用就无法起到。要使这些作用很好地完成，关键就是权力结构。

对政府而言，权力结构的核心还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对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自秦以后，中国的权力结构基本特征是集权。这种权力结构的确造成中国近代在世界大分流之后的落伍，但也促成近代之前尤其元以前中国的强盛。宋代的高峰至今令我们神往，这正是集权的结果。欧洲是分权的，这使它们在大分流之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千万别忘了它们在此之前的战乱与贫穷。

二

在任何社会中，政府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在中国传统的国家理论中，这就是君与民的关系。尽管中国历史上政府都来自暴力，但他们也都认识到，权力还是来自民。没有民承认其合法性和支持，权力是维持不下去的。欧洲的观念理论与中国不尽相同，但仍要通过制度来制衡权力。

政府要运用自己的权力，就必须有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资源，政府可以用各种正义或不正义的方式获取资源，但对绝大多数合法的政府而言，还是税收。税收当然取决于整个国家财富（用现代的说法就是“GDP”）。

国家或政府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收税和收多少。少了，政府能力弱，许多事做不到；多了，又会伤及百姓，权力难以维持。这历来是一个两难问题。

当然国家的能力不仅来自钱，还来自意识形态，这就是文化传统。获取资源是硬的，用文化来加强国家的能力是软的。软硬兼施才有国家能力的强大。中国和欧洲在这两个问题上基本没什么差别，但所走的路是不同的，适合自己的情况采用了不同看法。

政府的权力要有人实施，这就需要各级官员，因此，官员的选拔对国家政权的巩固也极为重要。在南北朝之前重门第，由贵族中选官员掌权，但隋唐之后，门阀制度没落，形成了科举制的选拔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任人唯贤”。其实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汲取了中国科举制的精华。所以有人称“科举制是中国人在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现代社会之后，西方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债务市场的出现都与它们政府制度的变迁相关。政府对金钱的追求有了东印度公司，股份公司催生了股票市场，国家的财务需要有了债务市场，这些都使欧洲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东西方的大分流是历史演变，包括政府作用与权力演变的结果，尽管中国有过曲折、彷徨，但中国也在变，而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书“脱胎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热门通识课”，因此用“说人话”的表达方式——即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国家与政府的理论。听者是通晓经济学的，所以这就是一种“讲人话”的方式。

例如，在讲政府的权力结构中集权与分权时，用了企业组织架构的M型组织架构与L型组织架构的理论。在企业理论中这两种组织架构就是企业解决分权与集权的方式。

作者用通用公司由U型组织架构转向M型组织架构的例子说明了分权的优点以及在这种架构中如何实现集团总部在分权之下实现集权。

这对理解政府的集权与分权甚为恰当。集权有集权的优势，分权有分权的好处，如何做到集权而有效率，分权而不是完全各行其是，正是处理政府集权与分权关系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其实把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企业，从企业的经验与教训中学会治理一个政府的方法是大有益处的。也许学生们还没有把他们所学的企业理论和政府理论联系在一起。用这种方法讲授就使他们豁然开朗，打开了思路。这就是听与经济学看似无关的理论对学习专业的意义。

围绕政府理论来讲东西方历史的比较，也是一种“讲人话”的方式。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外历史的差别，坚定我们既要安定于中国国情和历史，又要不断向国外学习的思想。

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外的交融中复兴、发达。也许我们在课堂上系统学过中国与世界历史，或读了许多历史书，但把政府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进行中外历史对比，会使我们有更多新的感受，受到更多意外的启发。这正是这本书对我们的意义。

现在各大学都开设了这类通识课，我读过的书中，商务印书馆出的“名师讲堂”中赵林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蔡天新的《数学与人类文明》、李建民的《从中医看中国文化》以及中信出版集团出的陈喜辉的《神在人间的时光：希腊神话欣赏品尝》都属于这一类著作。都是在多次讲座且成功后成书的。内容与写法都极好，大多常用“人话”讲各种知识。

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讲座成书、出版。《追寻良治》正是这座百花园中一朵美丽的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