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渐进式制度改革，作者指出讨价还价的政治机制是中国当代社会制度改革最成功、最有效率，乃至在东方文化传统情境下最民主的改革过程
体制改革与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博弈之所以关联着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逻辑，核心在于广义交易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按照布坎南的经典说法：交易、市场及其市场制度是斯密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永恒主题，其核心机制正是讨价还价理论所揭示的内容。此时，一旦将交易概念扩充为政治经济的广义交易，社会科学的相关规律便自然呈现。
若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真实逻辑，这种逻辑应该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是布坎南意义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再现。
因为，表面上看，中国制度改革的客观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封建政治体制的暴力革命过程——如同中国建国以前或者传统东方国家几千年来的古老故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于一般民主政治的社会选择过程——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激进改革故事（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区分）。
但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外在矛盾，并不是实践本身的缺陷，恰好是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极度简化之处。或可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不同理论学派、不同政党，都是通往现代意义文明社会的同路人。就如同交通规则的“右行”体系和“左行”体系一样，彼此之间或许可以互相交流，和平相处，并不必定存在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
其中，相关的广义社会对话机制，正是讨价还价博弈的核心内涵所在。这本来也一直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题中之意。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下，特别是在原子时代的核毁灭威慑下，人们之间的理性社会对话似乎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个可爱但充满危机的蓝色星球。
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实践的一个独特标本，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创新，恰好为我们继承传统意义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方法，同时深化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实践镜像。
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是通过一种广义社会对话的讨价还价机制，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彼此不同或者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广义对话”——表现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恰当的非暴力“妥协”和“对接”。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相通，但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逻辑，如果坚持某种积极、科学的探索精神，而不是采取或者盲目崇拜权威理论，或者全盘否定既有逻辑的态度，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认清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彻底解开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和平崛起的误解，乃至消解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敌意的唯一理论途径。
当然，这要求我们对讨价还价博弈理论本身的特殊逻辑给予清晰的阐释，从而准确地理解作为对一般交易逻辑深入刻画的讨价还价博弈。其与古典博弈——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哑巴的博弈——有了很大区别而包含着人类行为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社会价值的理论伦理。
任何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常识性结论。然而，这种常识却往往超出纯粹意义的经济学语境，以至于人们在拓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时，总是将这些应该时刻牢记的常识，不恰当地遗忘。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H.博尔蒂斯在其《制度、行为与经济理论》的开篇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人的行为是语言依赖的。尽管人类社会为这种“语言依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演化成本，然而，没有“语言”的社会一定是低级的社会，高级社会一定依赖于人们彼此的承诺、威胁及相应的契约。
显然，由于制度表达的公平性质是语言依赖的，这使得基于承诺、威胁策略的公平价值，成为现代博弈论制度分析的核心论题。此时，讨价还价博弈为这种预言意义上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平台。也就是说，如果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具有上下互动、内外联动、反复波动及讨价还价等多种改革方式，那么，广义交易的讨价还价改革机制，则一定涵盖着中国改革过程最关键的实践特征和理论价值，也同时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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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改革
前言
当代中国30多年政治经济的社会变革，不仅必然地具有中国语境的实证意义，也同时是人类近代文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她既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西方民主选举过程，也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集权政治的暴力革命过程；她发端于纯粹中国本土意义的实践意识，却以骄人的社会转型绩效具备了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核心内涵。尽管她一经面世，就众说纷纭，却依旧如我，并严格地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下去。其经济原理和政治机制，涉及到新古典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89]）激进改革与中国特色渐进改革关于社会转型理论的学术争论，也关联着中国改革的实践方向和道路选择。
秉持斯密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学术传统，本书拟将制度变迁看作相关参与人对社会契约不断调整、协议的非暴力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试图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渐进改革的制度现象，给出一种基于讨价还价理论的统一逻辑。
如果把类似于“小岗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温州”乡镇企业发展等自发的民间行为，看成一种客观、广义的讨价还价策略性行为，同时，把由此引起的国家政策变化，看成是某种市场力量与计划力量之间讨价还价博弈的均衡。本书将论证：由于讨价还价博弈的内在逻辑要求矛盾各方，既能就改革方案达成妥协的交易合作、又能就改革的预期收益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对抗；使得讨价还价博弈的制度改革均衡，不仅具有合作的效率、也同时包含对抗的公平价值观。这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中国特色改革，赋予中国改革以两个关键性实践内涵：一是通过非暴力讨价还价的制度调整，解放了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约束；二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体制改革，初步实现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目标——经济充分竞争、资源市场配置、产权制度私有。
由此可见，本书主题是纯粹的制度改革理论研究，方法是通过将K.Binmore意义的讨价还价理论与J.Buchanan意义的功利主义思想相结合，致力于一种既涉及经济又关联政治的“科学理性”分析；考察社会制度是如何在人们社会行为的广义交易——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发生、形成的。当然，讨价还价制度改革也并非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全部故事，在现实情形下，后者，更像是一种混合的——上下互动、左右联动甚至内在反复——制度变迁过程。然而，本书的研究视角拟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因，恰恰是本书所讨论的讨价还价制度机制；这种广义讨价还价的社会改革程序，是中国制度改革取得相对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东方情境下一种内生意义上政治民主的社会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本书的努力恰当的话，我们将证明如下主要的逻辑结论。
第一，讨价还价制度改革具有效率性质。其经济原理在于，讨价还价的“交易”均衡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效率机制——“能够在不减少其他成员社会福利的同时，提高至少一人的效用水平”；而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正由此印证。
第二，讨价还价制度改革具有公平性质。这是讨价还价博弈内在“既对抗、又合作”均衡的妥协逻辑决定的；为此，本书将围绕Binmore意义的讨价还价理论（包含广义交易政治理论），进行（国内第一次）系统、准确地陈述和深入分析。
第三，讨价还价制度改革包含了民主政治的本质逻辑、是现实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由于讨价还价博弈本身内涵着“对抗不可避免、妥协是有价值的”的基本原理，这不同于传统博弈论关于对抗和合作行为的绝对划分，也不同于政治哲学关于民主投票的简化逻辑；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理性对话”和“政治文明”的行为本质。这意味着中国当代的改革实践，本质上具有创新传统民主政治概念的理论内涵；这是本书的重要创新点，也是本书结合中国实践致力于深化Binmore意义上讨价还价理论的核心所在。
更通俗地说，对于当代中国这种广义、具有民主性质的“讨价还价”制度改革逻辑，一种核心脚注，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力图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原则。即本书的逻辑意味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改革过程是否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而争取、或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涉及改革的利益各方是否能达成非暴力讨价还价的博弈均衡。
由此可见，与发展战略理论（林毅夫等）、社会选择理论（樊纲）、二元结构增长理论（Sachs 和Woo等）、国家集权最优宏观调控理论（斯蒂格利茨）、国家资本主义赶超模式（科兰兹克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周其仁等）比较而言，本书关于中国经济现象及其制度改革机制的解释，在力图符合30年中国改革的现实的同时，也具有恰当的思想继承性和学术合法性。而传统理论关于制度改革进度、内容不同的争议，并非“激进”和“渐进”改革的本质差异；在本书语境下，渐进改革只是讨价还价博弈均衡的一种外在特征，核心在于讨价还价机制包容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客观诉求，这表现为中国改革的实践具有“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或者诱致型改革或者强制性改革的特征。如此，既不同于传统理论关于中国改革的理论，同时又包含了其中合理逻辑的成分，本书或可能为澄清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偏见，乃至厘清关于中国改革理论的种种误解，提供一个统一、合法的理论基础。
具体地，本书第一章将围绕制度改革的交易性质和均衡分类等前置性问题，给出一个整体安排和逻辑结构的简介；第二章将从关于中国制度改革的理论综述出发，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社会过程；第三章将通过对政治哲学的理论追溯，试图全面阐述讨价还价理论的社会科学价值、及其应用于制度改革的逻辑合法性；第四章，我们将围绕交易的核、竞争性均衡和讨价还价博弈三个经典的解概念，给出一种教科书式的陈述；第五章将讨论一种经济意义的制度表达，这是深入分析制度改革博弈及结构的前提；第六章将讨论一般制度改革博弈的讨价还价逻辑前提和条件；第七章将讨论中国情境下非暴力讨价还价的解概念和数理结构；第八章，我们给出本书核心模型的论证过程和两个讨价还价解概念；第九章是基于模型的自然推理，将讨论中国意义上制度改革实践的社会科学价值，这包括前述三个结论的具体证明和讨论；在第十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涉及中国改革逻辑的三个主要理论缺陷，当然，这是基于自然主义哲学语境而言的；如此，我们将在本书最后结尾的第十一章，试图围绕这种讨价还价的中国制度改革逻辑，给出一个自然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升华。
童乙伦
壹零年春于张家界南庄坪二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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