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不动的年轻人，如何破局？

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信中抒发了青年人内心的困顿，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新价值观，很快在全国青年中掀起了一次思想大讨论。

这场“潘晓讨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之初，旧的观念秩序被瓦解，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形，未知的未来困惑着变革时期的青年人。

此后不久，市场化的改革带动了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八九十年代最典型的歌曲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深圳出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全国上下都洋溢着这样一种励志奋发、努力就能够有结果的时代精神。

但是进入21世纪，青年人开始普遍感觉到无力感。从日本的“食草族”（即对工作和异性不感兴趣、不善交际的男青年），到后来中国台湾地区流行的“小确幸”这种不求远大抱负、但求微小幸福的青年价值观念，再到大陆近几年的“内卷”“躺平”，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失去了曾经的奋发与昂扬。

歌手李健的一番话曾经引起年轻人的广泛共鸣：“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生活得简单轻松，不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就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刚刚毕业的朋友，少经受挫折和磨难，不经受挫折和磨难更好。”

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激活了经济，也塑造了中国人新的人格。市场分工与自由平等的市场主体意识培养了人们的个人主义，也埋下了社会原子化的隐忧；市场的竞争机制培养了人们的奋斗精神，也为后来的“内卷”竞争埋下伏笔。如果说经济扩张阶段塑造的是斗志昂扬的理性主义个体，那么进入经济收缩阶段，这种理性的昂扬就逐渐让位于“内卷”式的竞争与社会的原子化。而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正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变。

变局时代

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大环境的变迁传递到个体身上的切身感受。每当变局时代，青年总是最敏锐的感受者。如果说潘晓来信体现的是从计划经济突然抛入自由市场的迷失，那么今天又值新一轮变局，它打破的正是市场化转型以来所逐渐固定下来的社会利益格局与个人发展想象。

从2015年开始，我们每隔几年就会看到一些新的描述年轻人的负面词语进入汉语：2016年“丧”，2018年“佛系”，2020年“内卷”“985废物”，2021年“躺平”，2022年“小镇做题家”……它们的出现恰好对应“90后”“00后”进入社会的时间，也与一系列深刻的时代变革同步。

国内，中国告别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重视发展质量与优化产业结构；在“新常态”下，许多行业增速放缓，以往年轻人通过创业或加入高速扩张期的企业来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不断减少。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重组，以2016年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为标志，逆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到来。尤其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推动对华“脱钩”，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使得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全球贸易空间。

此外，新技术也改变着行业形态，工厂流水线上的产业机器人与内容行业中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在不断压低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工成本，抢夺着青年人原有的就业市场。

在国际、国内、技术的三重变局之下，既定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新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也不再有迹可循。改革开放以来，“考好大学改变命运”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再加上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拥抱外向型经济，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学业和就业模式，也成为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思维定式。然而近年来，许多985大学的毕业生们发现即使考上好大学，也可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变成“985废物”。

过去十几年里，互联网“大厂”一直是年轻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通道，最近也不再大门敞开，纷纷开始“人员优化”。在经济降温的大势下，不仅互联网行业的扩张期结束了，其他许多传统上备受青睐的高收入行业如房地产、金融、法律、生物医药，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年轻人曾经看着自己的师兄师姐通过在这些行业里打拼，在大城市买了房子，成家立业，如今自己却备受挫折。

总之，在新的发展阶段下，以往的发展预期难以兑现，这是今天青年群体处境的一个大背景。在上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的高速发展使得“70后”“80后”一代享受了很多时代红利。只要蛋糕持续做大、改革的增量红利不断释放，个人就会有获得感、有进取心。而当经济运行从扩张期进入收缩期，市场体制的风险性与残酷性逐渐显露出来，青年人发展探索的需求就会逐渐让位于安全稳定的需求，这也是近年来出现考研热、考公热、选调热这些求稳的择业倾向的原因。

作为一种延缓就业的方式，我国考研的规模不断膨胀，2022年北京市硕、博毕业生人数已经超过了本科生。而那些进修完研究生仍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年轻人，则自嘲“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而当个体层面机会的匮乏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相对比时，二者的脱节更加深了他们的无力感。

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青年群体的构成非常复杂。2022年，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人数为399万，高等职业教育494万，而普通本科毕业生是471.57万人。可见，每年走入社会的青年人中，职业类院校毕业生才是大头，普通本科毕业生不能代表全部青年，自称“废物”的985毕业生更是其中的凤毛麟角，但他们在媒体上的活跃、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与期许，使得他们的问题仿佛成了全社会青年的问题。

细究下来，不论是“躺平”还是“孔乙己”，这些声音其实更多来自中产家庭的子女，或是那些希望成为中产后备军的青年学生，体现的是他们对自身阶层下滑或中产化受阻的焦虑。而在更大的社会面上，对于青年人真正的主体——那些职业院校的学生、一亿多青年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当下境况作何感受、对未来抱有怎样的心态，却并没有一个网络热词给我们答案。

事实上，在中产成功学以外的中国社会，或许并不如此悲观。在年轻人纷纷“卷”着求稳的时候，机会往往就在不安全当中。要走出“内卷”，首先要改变向内看的眼光，看向原来的行业和地域以外。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反映着时代脉搏的新型职业道路。本文将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讨论它们出现的原因、发展现状，及其所预示的未来趋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去基层

在青年人择业不断求稳的趋势下，考编、考公这类“铁饭碗”工作成为备受青睐的职业方向，扎堆竞争严重。2020年，网上流传出一份杭州公务员招聘公示，其中一些街道办的岗位上录用的全都是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且不乏计算机、软件工程这样的热门专业，激起了社会上很大的讨论，许多人认为从名校科研人员到基层部门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而在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卷”之后，选调生继而成为又一个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毕业去向。

当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无论是考公还是选调，年轻人在选择它们作为毕业出路时，可能更多考虑的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作为“人民公仆”的职业性质，而是其作为一个稳定的“铁饭碗”对自身前途的价值。这种心态也使得他们在工作后，往往会失落于现实与想象的脱节。

尤其是选调生，随着招考规模的逐年扩大，政策红利逐渐缩小，多数人在考上选调生后所做的只是一名普通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这种从名校高才生到基层公务员的落差，导致许多年轻人要不自暴自弃地“躺平”，要不心浮气躁地把大量精力花在各种考证上面，千方百计想出路逃离基层。

背后的原因是，在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牢固的成见，认为大城市总是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广大的县、乡、镇则给人发展停滞、消息闭塞的印象。事实上，物流网络在今天已经深入中国广阔的腹地，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弥合了基层社会的数字鸿沟，这使得人们在县里、乡里也可以过上与世界联通的现代生活。

在一个小县城，如果只盯着体制内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这些“正式工作”的话，的确没有多少工作机会。但是人们都有不断改善生活的愿望，从小老板、个体户到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灵活就业者，大家都积极探索着如何以自身能力对接社会的需求，以各自的方式创造着社会价值。而在国家的统计数据里，这里面的许多人却被简单纳入了低收入人群或者失业人员。在失落困顿的中产情绪充斥舆论场的同时，基层社会的活力与坚韧却落在了公众视野之外。

今天的中国乡村需要被重新认识。过去几十年来，城市是发展建设的前线，乡村的角色只是为城市贡献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在城市扩张已经接近饱和的今天，发展的机会又开始回到乡村。

近年来，不少在城市求职受挫的年轻人又回到乡村，开起了饭店、咖啡面包店、网店，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还有一批大学毕业后考研、考公、考编落榜后回乡待业的青年，当上了当地的村干部、护林员、书记员、各类专干。这些现象使长期以来乡村人才外流的局面得到改观，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使人们开始正视“就业乡村”或“经营乡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国集体资产共计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但由于我国地域发展的不均衡，东部地区农村集体资产占了全国的64.7%，超过3/4的资产集中在14%的农村，大量村庄资产有待盘活。农村的各种集体产业，如合作社、集体公司、家庭农场，以及餐饮、咖啡面包店、网店、直播等各类乡村新业态，都需要有能力、会经营、会管理，对外能对接市场、对上能够向政府申请项目的人。

毛泽东曾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今天新的城乡格局下，中国乡村正在重新成为让青年人有所作为的广阔天地。

（二）去工厂

最近ChatGPT等AI技术的爆发标志着AIGC产业的真正起点，也引起了社会对于劳动力的技术替代的广泛讨论。AIGC技术对于人力劳动的替代，更多是对脑力劳动、白领职业的替代，而技术对于体力劳动的替代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从2011年富士康提出“百万机器人替代工人”计划起，中国工业自动化开始了高速发展。从2013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且一直保持非常大的增长空间，每一年工业机器人的销量都在增长。

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自动化意味着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资本密集型，是一个进步的趋势，但它对劳动力的替代也正在将低端工人挤出原有岗位。要避免技术升级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必须同步升级劳动力。

在国家层面，有关部门在政策上强调职业教育改革、强调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2015年，国家批准设立了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2021年国务院又通过“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为培养未来技术劳动者确立了明确的制度框架与目标。

尽管如此，目前市场上掌握自动化技术的技术工人仍然供不应求。在一批批工人被机器挤出流水线的同时，许多工厂却年年抱怨技工荒。

因此，对于大专或二本、三本的学生来说，如果他们有一定的机电一体化、自动化方面的知识基础，就很有机会进入自动化行业工作。对于广大青年农民工来说，相关的职业教育更是他们实现个人发展的重要渠道。

哪怕是对于不那么年轻的工人，学习了自动化技术的工程师也可以突破职业市场上的“35岁陷阱”，因为他们所积累的成熟经验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建设一条汽车生产线时，一般不能试错，要一次成功，这个时候靠的就是工程师长时间的实践经验。

培养应用型的新技术工人需要长期的经验累积，但是问题在于谁来投资他们的技能的养成。对企业来说，对人力资源的投入没有直接的短期收益，且总是存在人才流失的风险，例如新招来的员工在培训完之后由于能力提升而跳槽或要求加薪，这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提供技能培训。因此，国家在职业技能培训的提供上需要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国家通过职业教育改革，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但学校能否帮助学生将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应用到劳动力市场，避免教育与产业的脱节，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据人社部2021年发布的《百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高级技能人才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一直保持在2以上，人才的短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因素。

制造业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承接了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今天，我们的制造业又一次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同时还需要面对自动化技术的冲击。新一代青年产业工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技能与制造业同步升级，成为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卓越工程师，不仅决定着他们自身的职业发展，也决定着国家能否保持在制造业中的竞争力。

大国需要工匠。我们不仅应该在制度上为工人提供一条通过技能提升实现向上流动的可以预期的通道，还应在社会文化上确立对这一职业群体的认可。

（三）去海外

今天的世界虽然正在经历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接替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新一代推动力量。在许多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全球化的新发展空间，也为中国新一代青年带来了历史机遇。

在众多出海创业、建设的青年人中，曹丰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并没有走上社会所定义的精英职业路线，而是作为一名驻外工程师，去非洲参与建设水电站。

曹丰泽形象的鲜明性，在于他是这个时代中一个实践中的主体、一个积极的主体。他的“出走”既是对当下优绩主义大环境的拒绝，更是一个中国青年将自己的青春投入全球南方的建设中的理想主义实践。如果说他在现有价值评价体系里一路摸爬滚打后失去了人生目标是今天年轻人普遍的思想经历，那么他去非洲投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并从中寻找个人的意义，则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种关于理想的新范例。

在旧格局形成的思维惯性下，今天许多年轻人依然有这样一种精神枷锁：出国得去欧美，工作得去大城市。而曹丰泽的经历则展现了在大城市之外、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尤其在近年来国内市场饱和、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全球南方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亟待年轻人投身当地建设。

中国推动的以共同发展为主旨的南南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历史上的天下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怀。年轻人在参与南南合作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可能会找到理想的寄托。曹丰泽去非洲做建设，一方面继承了一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遗产，但其底色还是个人的“自我放逐”式选择。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市场社会消解后的今天，那种超越一己悲欢、奉献到全体事业中去的宏大叙事，可能应者寥寥。作为在充分市场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出发点去认识世界是一种“默认设置”。曹丰泽作为这种市场社会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个体，其思想观点与行动选择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症候性。在他身后，是无数个与他一样渴望逃离在狭窄赛道上“内卷”竞争的同龄人。

而曹丰泽在同龄人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证明了“以自我为出发点”并不一定导向利己主义，而是仍然可以通达新的意义，这个意义既不是来自向内的自我指涉，也不再引自外在的集体话语，而是个体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主动构建出来的。

放大镜与望远镜

世纪之初的中国一度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创新层出不穷，每双眼睛都在不安分地寻找着新生的事物。今天我们的时代正越来越缺少这种想象力，一届届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所设想的未来图景，大多相差无几。

然而，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构成纷繁复杂，在人们扎堆“内卷”的赛道之外，大量新生的业态中潜藏着尚待探索的价值空间与发展动力。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正在经历的是与西方“经典现代性”相区别的“压缩现代性”。

在几十年来的急速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走过了先发现代国家几个世纪的发展阶段。但以中国社会体量之庞大、各地区情况之殊异，不可能整体同步实现现代化，从而导致了今天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杂陈并置的“压缩现代性”状况。

因此，我们对中国的想象不应是同质性的铁板一块，而应看到这片土地上多元时间与空间的杂陈和并置。原本在长时期变迁中所形成的异质性的技术、制度、文化、资源以高度集中的形式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度复杂和流动的社会系统。

在剧烈变局之下，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不断从旧结构的裂隙之中生长出来，自媒体博主、在线学习服务师、研学旅行指导师、健康照护师、民宿管家等各类灵活就业形式层出不穷，规模已经达到2亿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然而在当下的舆论话语中，仿佛一份稳定、管理层、脑力劳动的工作才值得骄傲，而在生产一线、社会基层工作的人们却缺乏社会文化上的认可。这大概是我们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士大夫传统的孑遗。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制度、文化等层面都亟须新的结构方式，使各种就业方式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障，各行各业中劳动者的创造力都得以充分发挥。

近年来，互联网上流行的“躺平”“摆烂”等热词勾勒出中国青年的一种消极形象：他们在工作中接连受挫，抱怨努力得不到回报，因而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锐意进取。这些声音与情绪的背后，是我们时代正在经历的剧变：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从人力劳动到机器劳动……

在这一过程中，过去长期固定下来的发展道路和价值体系都频频与现实发生错位，从而在人们，尤其是尚在寻找自身定位的青年人当中产生焦虑与迷失的情绪。身处这样的变局之中，与其拿着放大镜来看待眼前的问题，我们更需要一副眺望时代走向的望远镜，看到新的时代潮头不在北上广，也不在西欧和北美，而在广大的中小城市与乡村，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地区，这些地方的发展方兴未艾，各行各业都为青年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

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对自身的重新定位，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重新定位，其实是不同尺度下的一对同构的命题。个体之间的“内卷”竞争，在整体层面等于一种资源内耗：每个个体短期内的理性利己选择，带来的是全局人力资源的过度集中与浪费。

一方面，年轻人需要开阔视野，敢于承担不确定性，才能从残酷的“内卷”中突围；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这样突破城乡界限、行业界限、学历界限的人才流动，才能实现各个行业的更新与优化。正如曹丰泽所说，“我那么努力地学习，考试，获得了这‘一手好牌’，原本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把路越走越窄”。在大厂/体制内的成功故事里，出现不了魏巧、孙振中这样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出现不了曹丰泽这样投身于海外建设一线的工程师。

个体与国家、青年与时代，实际上是相互塑造、共同前行的。今天的青年人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未来现代化建设的能动主体。

在这个充满变动与机遇的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青年人如果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将对自身价值的追寻融入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实践之中，人生的意义或许会因此更为饱满。

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应该是掌握先进技术生产力的青年，是具备全球眼光的青年，也应该是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沉得下心、扎得下根的青年。在变动的时势下，面对大环境竞争激烈、个体处境漂泊不定的状态，这种扎下根去的定力，其实就是未来破局的一种能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修远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