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重启与变奏

科学的由来

“科学”一词，唐代就有，原指科举之学。唐朝诗人罗衮撰《仓部柏郎中墓志铭》就有“近代科学之家”一说，其意为：唐以来致力于科举之学的家庭。

奈良时代，日本唐化，把科举制也拿来了，用了好几个时代。到了江户时代，就行不通了，改以“学问吟咏”。当然，也有人说，它是“江户版的科举制”。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科举制被取缔了，江户人放下了一个历史的包袱，却留下了一种制度的优雅。

总之，近代以前，日本已无科举制，亦无与之相关的“科学”，但这并不妨碍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拿它来对译西学。

当“科学”在日本兴起时，“科举之学”还在中国保留，直至20世纪初，清朝将亡而告终。期间，“科学”一词，经由明治人维新以后，回流中国，以“分科之学”取代“格致”。

中国传统里，早有“格物致知”一说，其说最早出自《礼记·大学》“八目”中的“格物、致知”二目。宋儒以“格致”入《四书》，而为“格物穷理”说，并开启“格致之学”。据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所言，北宋“格致”第一书，为《格物麤谈》，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其后，有人为朱世杰《四元玉鉴》作序，亦将其视为“格致之学”。

元时延展，元人朱震亨将其医著名为《格致余论》。明时尤盛，不但李时珍将本草学称作“格物之学”，其他如明曹昭以文物鉴定作《格古要论》，胡文焕辑古今考证成《格致丛书》等，当西学进入中国，便以“格致之学”来对译“science”了。

科学一词，其本义，出自拉丁语scire，其名词形式为scientia，进入法语后，以法兰西人发音，演变为science，意指“自然知识”，后入英语，science演变为科学。

由于古汉语中缺少与“science”对应的词语，故明清两代学人便以“格致”对译，最早这么译的，就是徐光启。1607年，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称赞利玛窦，“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也就是“科学”。

受其影响，传教士亦如法炮制，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作《空际格致》，以“空际”名自然，为“自然格致”。以其言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可见其为“自然哲学”。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译《坤舆格致》是关于矿冶学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康熙帝《穷理学》60卷，乃当时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总汇。

王扬宗在《汉语“科学”一词的由来》中这样说道：用“格致之学”对译西方科学有一大好处。好处何在？原来，中国人对西洋事物不逊，早期译名，都要加一“口”字偏旁以示轻蔑，多亏徐光启，用了“格致之学”这样一个好名字，为西方的科学“正名”，这才在中国立住了脚跟。

那时的日本人跟着中国亦步亦趋，也开始接触西学，因为当时的荷兰人号称“海上马车夫”，纵横四海，万里远航，来到东洋，虽然受挫于中国民间海权，却吸引了日本的目光。于是，汉学以外，兰学新开。接着，英国打败了荷兰，英文接踵而来，科学取代兰学，日本开始了科学的历程。

当“科学主义”已在日本泛滥时，中国士人却依旧陶醉在明末清初的思潮里，从徐光启主张的“中西会通”转入到“西学中源”去。

“西学中源”说，与“格致之学”相辅而行，然其初亦不为无据。明中期以后，洋帆东渡，西学亦来，滔滔而至者，或持币，或操船炮，或奉天主，都是手握利器，逐利而来。

当其还时，又岂能空手而归？无论丝瓷茶，抑或儒释道，都被来者带回西方，尤其中国王权及其国家样式，仿佛天然文艺复兴款，深受方从政教分离中解放出来的欧洲国王的欢迎。如何做君主？光有一本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不够的，还要参考两千年来经久不衰的君主制的中国样板。

于是乎，“中国风”在欧洲宫廷里流行起来，不但消费主义的东方文化品位登堂入室被请入贵族之家，连国家主义的代表孔夫子，也成了来自中国却被欧洲关注并接纳的哲学家。而推崇中国文化的西哲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则被人称作“欧洲孔夫子”。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希腊乎，中国乎”欧洲向何处去？

于此背景下，而有“西学中源”说。此说起于明末，清初得以传播，连康熙帝都来发圣旨，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西洋算法原系中国算法”，这样说来，除了文化的偏执，还有国家的傲慢，皇帝说了，谁敢不信？

于是拿出“证据”来，有人从《史记》里找了一句“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还有人提到孔子说过“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样，西学就成了中学的“后裔”。

其时，较有分量的两部书，值得我们一提。一部是康熙时期陈元龙的《格致镜原》，百卷，30大类，子目千七百余，举其内容，上及天文，下涉地理，无物不包，无器不具，能以“格物”之博学，发“致知”之深思；另一部，是乾隆时期阮元的《畴人传》，46卷269篇，记述上古至清嘉庆年间天文、数学、历法等方面的专门学者275人，另有西洋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41人。

在书前凡例中曰：世袭之业为“畴”，师承家学为“畴人”，故“是编以‘畴人传’为名”。阮元本人也是一位“畴人”，对“中西异同，今古沿改，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颇有兴趣，认为“数”为六艺之一，“儒者之学，斯为大矣”。其《畴人传》序曰：术数之妙，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

西学的转型

阮元将西方科学纳入考据学，他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儒流实事求是之学”，另一个是“融会中西之学”。因此，科学能以“格致”之名，普及于中国。

然其弊在于，偏离了科学方向，没有走向实验与数学相结合，而是从中国的古代文献里寻找西方科学源头，把科学变成了考据学，在经史子集的中国传统里，被乾嘉考据学淹没，其后，虽在洋务运动中复活，但已转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

从徐光启到阮元，尚可见“格致之学”的初心，亦即中学与西学本来“会通”，在“会通”中，可以“融会中西，归于一是”——成其一种如莱布尼茨曾经追求过的“世界科学”。

徐光启言及利玛窦时，言其一人兼具三学：“奉天事主”，神学也；“格物穷理”，当为理论科学；而“象数之学”，则为应用科学或技术，二者统称即“科学技术”。原以为，徐氏划分，基于中学传统，后来发现，它出自《西学凡》，“西学”之名于中国正式发表，始于是书。

是书分为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作者艾儒略，亦传教士，利玛窦死后来华，沪上传教时曾寓徐宅，得徐氏相助，故徐氏之于《西学凡》可谓深知，其“格物穷理”说，就出自《西学凡》的“分科之学”第二科“理科”。

是书虽未以“科学”为名，却带来了一个科学体系，由此可知，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了，原不必待两百年以后让日本明治人来抢“科学”风头。

于是，难免一问：何以万历人以及那时的传教士们，不以“科学”为名，而以“西学”相称？对此一问，我们认为：一来，中国早有“科学”——“科举之学”，故当避之；二来，西学东渐和欧洲启蒙时代“中国风”，共同培育了那时的一个理想，一个以“孔耶同源，中西会通”为代表的世界统一性的理想。

那是17世纪全人类的一个最伟大的理想，不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在欧洲宣示了这一理想，就连洛克也将他的《中国笔记》放在了他在英伦的案头上，作为他写作《政府论》的参考。而一波又一波的传教士们，则将这理想带到中国来了，他们穿戴中国士人衣冠，好一副中国书生模样，而经历了心学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启蒙时代的士人，也为他们到来，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除了徐光启，还有李之藻等晚明士人，他们投入天主怀抱，接受宗教洗礼，与其说是因为信仰，而毋宁说是为了东西方启蒙时代孕育的那个世界统一性的理想，竟然全身心投入。他们同传教士一起，在中国思想的领空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孔耶同源”，那是神学大旗，一面是“中西会通”，那是哲学大旗。两面大旗，就一个风向，那就是“会通”。

“孔耶同源”，是中国天道与西方天主的“会通”，而“中西会通”，则是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正是在这两个“会通”中，孔子成为了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个世界性的哲学家，而且中学与西学的“会通”，在哲学上达成了“格物穷理”的共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对《西学凡》的“六科提要”，“凡也者，举其概也”，也就是“提要”的意思，“提要”如下：

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如中国之大学。

以“小学”言“文科”，把“文科”说小了。清初“小学”，指的是考据学工具箱里必备的学术工具，诸如基于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而“文科”范围，当不止于此。“理科”也一样，用“大学”说“理科”，就把“理科”说到《大学》“八目”里的“格物、致知”两目上去了，这样一来，“理科”——理论科学，就被说成了“格致之学”。

其余如“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这是指文、理二科的应用科学。而“道科”为神学，言其“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这就说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里去了，总之：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

由此可见，官家《四库全书》已经认可了“西学”，并在“格物穷理”这一点上，同《西学凡》达成共识，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以“格致之学”为标志的东西方学术共同体建设。

明人杨廷筠在《刻西学凡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有关西书七千余部的说法，因为他听说了有“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而《西学凡》，有可能就是对这七千余部西书的提要。艾儒略本人，在《西学凡》中，也言及西书入华“旅人九万里远来，愿将以前诸论与同志翻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而《西学凡》也只是他为此目标开了个头。

“西学”之名，虽由《西学凡》问世，但率先提出来的，并非艾儒略，而是高一志，他先于艾子作“西学”一文，以此介绍西方教育体系及其知识构造，却因“南京教案”而入狱，被遣返澳门，故未刊发，后收该文入其《童幼教育》一书中。

晚明士人中，最早接受“西学”一词并撰文表示的，是闽人叶向高。艾子早有入闽打算，因闽地“山道崎岖，语言难晓”而未果。适逢叶氏退职归里，途经杭州，二人于杨廷筠寓相识，便随叶氏入闽。其时，刚好《西学凡》在杭初印，叶氏因之而能得此“西学”风气之先，故亦作《西学十诫初解序》一文。

这是中文里，最早出现“西学”一词的文章。应知“西学”初来中国，并非来与“中学”对立，而是来与之相应，这是中西文明相互包容、惺惺相惜的表现。

万历时期，不但西方流行“中国风”，而且中国掀起传教热，那时，明朝的高官可以入教，可受洗礼，传教士也可以来到皇帝身边，在皇帝身边传教，并向皇帝讲解“西学”。从万历到康熙，中西文化交流有过这么一个蜜月期，可惜的是，这个蜜月期因教会内部分歧，被教皇终止。

终止的原因，是礼仪之争，教会对中国人“祭天、祭祖、祭孔”看法不一，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传教士认为，“中国三祭”属于自然神学，而偏向宗教信仰的传教士则认为是无神论，最后，由教皇来裁决，教皇屁股决定脑袋，定为无神论。

就这样，导致了趋于统一性的东西方文明的一次大决裂，在西方，中国风变成了反中国风；在中国，传教热变成了反洋教运动。中学与西学，从同构转向脱钩，从对应转向对立。

《西学凡》便是中西同构的产物。从中，我们可见艾子基于对自然神学——天理、天道的认同，而对中学与西学所作的同构——理科、道科设置。如果说“理科”是自然哲学，那么“道科”就是自然神学，在当时的西方学术规范里，科学从属于哲学，哲学从属于神学，而自然神学就要从天理、天道走向天主。

可惜了！中西不通，格致道断，艾子“西学”搁浅，止于“提要”阶段，原来预计花十几年时间翻译7000余部书的计划，就此打住，清初学者，转以西学入考据而为“西学中源”。

然而，在日本，却未有此等“西学”烦恼，西方传教士不会跑到日本去称“西学”，因其文明的分量和体量都不够，在东西方文明的天平上，能代表东方来与“西学”作对称的，唯有中国和“中学”，这是西方的特许——被西方认同，也是中国的特权——可以挂“西学”牌，开“中学”店，以此“融会中西”。

而日本之于西方，则不具有文明整体的代表性，故其着眼于具体，分地域，择取国别以称之，而有其“兰学”、“英学”；分“学域”，择其学科以名之，而有其“分科之学”。从“分科之学”出发，使“科学”脱离学科的局限，取代“格致之学”，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则是日本人的功劳。

就这样，“科学”的概念出现于明治时期，始于1874年的明治七年左右，最早使用这个词的，还是福泽谕吉。其本义，指“分科之学”。科学之“科”，意味着学术专业或学问领域，以及确认各科学问的专业范围，因此，“科”是一种研究性的分类方法；又，在分科的基础上，每一学科必须以实验为前提，作为究明事实的实证性方法论，方可谓“科学”。

福泽谕吉《劝学篇》说，明治时期“科学”已不容置疑，伊始，人们对于科学，怀有宗教般信仰的感情，任何事物若不加以“科学性”的说明，人们就不会相信，若被判定为“非科学性”，那就等于宣判其非法，并且剥夺其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虽非由日本人创造，而是从中国文化捡漏，但他们确实捡到了宝，“科学”之于清朝，不但明珠暗投，投到考据学的深渊里去了，而且走错了道，往“西学中源”上走了。

以福翁之博学，他当然知道中国传统学问里的“格物致知”，并且应该懂得明清以来的“格致之学”，他为什么不走中国老路驾轻就熟？也许他看穿了这条路——此路通往“西学中源”，“中源”一出，科学就走到了尽头，这叫做“走科学的路，让科学无路可走”。当然，此在清朝，“科学”被溯源至《考工记》了。

在一本失传的《考工记》里，科学还有路可走吗？在科学史里，“科学”失踪，过去找不着，未来没有了。于是，福翁告别“格致”走自己的路，走向“一科一学”。他不但分科，还为各科下定义：所谓地理学，是日本国乃至于世界万国的风土向导；所谓物理学，是一门考察天地万物的性质并探知其动向的学问；所谓历史学，就像一部书，以年代记载、详尽诠释、索引万国古今的情状；所谓经济学，与其说事关一身一家一户，而毋宁说是总天下为一户的生计；所谓修身学，主要强调尊重人的本性，以阐明与他人交往处世的修身之要。

正是“一科一学”，成就了日语“科学”一词。本来，科学就是科学的事，分科而已，无需国家主义的试金石。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