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毯先生》：反思了，但不够

《红毯先生》的许多特点，尤其让它在春节档显得格格不入的那部分，在它最初的创作动机诞生时就已经被决定了：这是一部为刘德华主演而定制的电影。二十年前刘德华成立新公司映艺娱乐，启动“亚洲新星导计划”，一口气资助了六部华语地区低成本文艺电影，大部分口碑尚可，但票房上有较好回报的只有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二人就此结缘，也口头上达成了将来“合作一部戏”的共识。

但时机一直难以出现。

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开始，宁浩以其“疯狂三部曲”为创作主线，一直延续他标志性的现实风格——通常是以乡土或者城乡结合地区为背景的（而非大都市的），质感聒噪、激烈的（而非优雅文静的），戏剧冲突外显、强烈的（而非内敛收缩的）。

这既和他被卷在高速资本化的电影业之中，需要持续背负的商业稳定性有关；也和这个时期，也即21世纪初到201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光怪陆离，过程中小人物的矛盾、挣扎和发生在他们生活里的天然戏剧性。

出生于太原重工业工厂大院的宁浩对这样的题材和叙事有着天然的敏感。这个时期宁浩电影中的现实锚点是高歌猛进之中的被落下的人，他们有着未能顺利充分实现的自我，急切需要通过种种合法或违法的方式，在宏伟歌声无法覆盖的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

而在这样的故事中，刘德华新世纪以来积极、优雅的都市精英中产荧幕形象，实在难以契合。

时机一直要等到2020年疫情发生前后才开始成熟。美学上的背景是一个阶段的城市化已经充分完成，中国社会的都市面貌之象征性已经完全压过了乡土；宁浩还从线上到线下的大众媒体中观察到一种“中国式现代化”都市审美正在形成——“现在小红书上的照片都是大偏光，带着点数字感和科技感，不是以前说的要立体、要空间感”（《宁浩：我想和你坐下谈谈》关雅荻播客）。

主题的背景则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过去三四年以来萦绕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存在主义困境：外部环境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我们原先以为自己与世界之间已经建立起的、坚不可摧的联系被无情解构，大多数人都在面对重新探索自我、重新理解自己和世界关系的问题。我们生活中的荒诞当然依然存在，甚至更强烈了，但埋藏到了高楼大厦和万物互联之下，需要经过层层盘剥、切换到了更细致微观的层面上才能看见。

对于宁浩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德华这样一个“可疑的完美形象”，才变得可用且写实了。

《红毯先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演员刘伟驰（刘德华饰），尽管已经称得上功成名就、收获良多，但对自己没有得到国际大奖的认可耿耿于怀。为了寻求奖项突破，他决定“走出舒适区”去拍摄一部农村题材电影。

然而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以“D站”为代表的短视频生态有着全新的创作和传播方法，全然不同于他所熟识的电影行业；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舆论传播难以预测和控制，电影制作过程中对动物的伤害引起了轩然大波；行业中的年轻女性已经不再愿意为了和他这样的巨星缔结关系而让渡自己的尊严；人们对以勤勉、专业这样的价值作为唯一重要的工作伦理这件事，持着深深的怀疑……这些不断和刘伟驰身上的旧式价值观发生着冲突。

最后，电影没有拍成，过去辛苦建立的正面形象也被摧毁，身边人一个接一个离去。他这才意识到，问题大概出在他过分膨胀的自我、对身边人和事的漠视之中。

事实上，如果抛去对“春节档合家欢”的预期，在今天观看《红毯先生》的感受可以说相当流畅。在大城市新兴行业工作、近年面对剧烈变化的人们，大概很容易就能代入刘伟驰的视角当中，理解他在这些变化前深感不解的困惑神情——就算不是我们自己，这种神情肯定也在我们身边朋友、前辈身上出现过。

刘伟驰实际上仍像过去那样做事、做人，但世界拒绝给予他过去那样的奖励。在经济下行、技术变革和议题迭代的夹击之中，他那过分自我的性格，终于暴露出致命的缺陷，继而引发了这场生活大爆雷。某程度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