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个弟弟，对谁都好

农历新年的第一个全民热点，围绕“春山学”不休不止的讨论中，作为对其忠厚为人的一种认可，魏大勋“姐姐严选”的称号又被提及，与之关联的是他此前与多位女明星的“姐弟恋”恋情传闻。

根据谷雨数据2020年发布的报告，过去十年，爱情影视剧中“姐弟恋”题材的占比从16%上升到了28%。比影视剧具有更强的娱乐性和真实感，综艺和明星恋爱中“姐弟恋”的出现则直接刺激着大众神经，金莎和小19岁男友孙丞潇共上综艺《爱的修学旅行》引发巨大讨论。

在社交网络，“姐弟恋”以一种更直白易懂的CP人设存在，指向成熟女性和热情弟弟的组合，“姐狗”成为2023年最热门的CP相处模式之一，爆款综艺《花少5》中，粉丝产出了大量胡先煦和辛芷蕾、王安宇和秦海璐的二创视频。

2015年，学者李银河在采访时提到，有次参加一个颁奖晚会，其中有位女企业家告诉她，“说找不着男的，男的都不敢要。”面对女企业家的择偶困境，李银河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可以适当往下找找，比如说找那种能吃软饭的男人，这男的漂亮，我就要他了，身材好，不也行吗？我就不信找不着一个漂亮的、身材好的。”

一年后，这位女企业家告诉李银河，她的话已经在女企业家圈子里传疯了：“大家忽然明白，都是有钱有自由的女人，择偶也要自由，可以选年轻但不如自己的。”

在两性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中，这种选择是双向的，并不仅由女性一方决定。“姐弟恋”的一面是女性自我需求的觉醒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一面是男性对传统婚姻关系和社会分工的重新审视和变相逃离。

女强男弱的姐弟恋持续走红，是男女关系在经过社会实践后重新洗牌的结果。大众对姐弟恋的复杂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婚恋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文化张力。

从一种类型到现实主义

在姐弟恋题材崛起之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模式一度在国产剧中占据主流。

这类“灰姑娘”母题型的言情剧即使着重强化女性自身自强不息的一面，但在总体框架上依然没有摆脱灰姑娘的剧情模式：当女性处于生存困境时，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命运，只有依靠爱情婚姻才能改变阶级地位，同时获得情感上的满足。

2014年由闫妮和胡歌主演的《生活启示录》被视为当代都市剧姐弟恋叙事的早期代表作。一个已婚的、有孩子的、遭遇丈夫出轨的单亲妈妈，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6岁的电脑维修工弟弟，两人彼此扶助，最终成为情侣。在学者白惠元看来，“这个弟弟是假底层、真富二代，其实还是灰姑娘的故事。”

相比《生活启示录》，近几年流行的姐弟恋题材都市剧慢慢摆脱了灰姑娘的剧情模式：女性从被动的角色提升为主动，不管在事业还是感情上，都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对姐弟恋的叙事，也具备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质感。

2020年的《下一站是幸福》可以视为姐弟恋题材都市剧的一次成功试水。女主贺繁星是32岁的装修设计公司行政主管；小贺繁星10岁的男主元宋作为贺繁星公司里新来的设计实习生，却还是个职场新人。剧中通过贺繁星的台词凸显出姐姐的“优势”。

“二十二岁的女性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三十二岁有啊，至少我不用在爱情和面包之间做选择。”

不需要在面包与爱情之间做选择，意味着姐姐们拥有更高的择偶自由，体现在剧中，就是贺繁星的“不将就”：32岁的女人，还想要谈一场纯粹的恋爱。

比国产剧更早涉猎姐弟恋题材的日剧《今天不上班》在这方面有非常直接的展示：30岁的女主青石花笑作为正式职员收入稳定，小她9岁的男主，大学生田之仓悠斗尚没有养家糊口的资本，对此花笑自信地跟田之仓的母亲承诺“我来养活他”。

事业独立自强，行事稳妥周到，也是姐姐吸引弟弟的关键要素。以《爱情而已》为例，剧中梁友安出场时的职业是总裁特助，“这决定了她是一个非常周到的人，让人感觉没有攻击性，很好接触，能在职场里很好地运转，可以和所有部门的人很好地连结起来”。在编剧张英姬看来，“她有高于普通女性的强大，不需要寻找依靠和治愈。”

而男主宋三川作为事业进入瓶颈期的羽毛球运动员，正是在网球俱乐部负责人梁友安的鼓励跟支持下成功转型为网球选手。编剧张英姬利用人物的性别置换，挑战传统意义上观众对于性别的认知和预期。女性在事业上不再是需要帮扶的对象，转而承担指引男性成长的角色。

剧中编剧就借梁友安的台词表达出事业女性之于年下弟弟的吸引力，“你现在20岁，我现在30岁，我的成熟、理智都吸引着你。”

被姐姐吸引的年下弟弟则以忠诚阳光体贴小奶狗的形象满足了姐姐们对“纯粹恋爱”的向往。贺繁星想看自己的手机，元宋就把对方的指纹设为解锁密码；梁友安和宋三川第一次吃馄饨，宋三川发现梁友安不吃香菜，第二次宋三川就主动替梁友安把香菜挑了出来。

一方面经济的独立让贺繁星们有了更高的择偶自由，另一方面，年龄焦虑、世俗偏见也让她们在一开始踌躇不前，这时候年下弟弟往往主动出击，小奶狗变身充满性张力的小狼狗。

贺繁星虽然喜欢自己却因害怕周围人眼光而迟迟不给自己答复，元宋直接把她堵到公司仓库，“周日傍晚，那个时候给我答复”；梁友安被爹味男嘲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宋三川上前回怼后又以一句“姐姐可以请杯咖啡吗”替梁友安解围。

这种设置让剧集有了更多现实感跟落地感的同时，也让可奶可狼的年下弟弟在人设上不同于以往强取豪夺的霸总，展现出对女性发自内心的欣赏与尊重。这也是近年来姐狗CP在影视剧中流行的原因：社会层面女性意识觉醒要求创作者给予回应，而姐弟恋题材都市剧中的女性友好倾向正贴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姐狗CP成立的前提，是姐姐在经济跟人格上的独立。以梁友安为代表的职业女性，其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自立能力增强，给她们在择偶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和支配能力，换句话说，使得她们有实力和魄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恋爱方式、恋爱对象。

从这点上说，近年来国产姐弟恋题材剧中对女性角色的重构，打破了国产剧的悬浮魔咒，从人设到剧情上都让姐弟恋叙事更为真实可信。

审美的变化

学者程巍在《文学的政治底稿》一书中认为，简·奥斯汀与夏洛特·伦勃朗两位女作家以小说的方式再现了她们各自时代对男性的审美要求，从这一点说，她们暗中分享了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以文学形象强化了它：

“她们小说中的理想男性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是摄政时代的伦敦纨绔子弟；《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则是维多利亚时代孔武有力的男子汉。从1813年到1847年，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对男性的欲望幻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最初欣赏伦敦蝴蝶，后来开始欣赏帝国鹰。”

同理，近几年逐渐兴起的姐弟恋题材剧也不是单个作品“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同达西跟罗切斯特，姐弟恋题材剧中的年下男友，也反映了时代对男性审美要求的转向。

2020年，萧亚轩跟男友黄浩担任《女儿们的恋爱》第三季常驻嘉宾，双方年龄差16岁。前不久金莎跟男友孙丞潇担任《爱的修学旅行》常驻嘉宾，双方年龄差19岁。

日剧《今天不上班》中，男主田之仓悠斗主动做早餐、整理家务。而综艺节目中两位年下男友的“人设”也与之相似：贴心、温柔小奶狗。孙丞潇“天天给金莎做饭，53天菜色基本不重样，做了超100道菜”；黄浩则是“亲手给萧亚轩做瘦肉汤”。

节目外，萧亚轩在采访中夸男友贴心，“知道女生每个月生理期来会不舒服，立刻询问他的母亲有什么方法可以纾缓我的身体状况，于是黄浩跟他母亲通完电话后，偷偷跑去中药行等店家准备食材，帮我炖煮了一碗当归红枣鸡蛋红糖水，当下真的很感动”。 

金莎曾在多个节目里提到自己的理想男友：阳光、笑起来好看、有一点才华、说话有趣；高一点，要在一米八以上、眼睛大、喜欢运动、剑眉星目、幽默不油腻、干干净净，“我想找比我小的，不太喜欢比我大的”；“80后我不考虑的，有代沟”。在这些择偶标准里，年龄小、颜值高、有幽默感是硬性标准，唯独没有对经济能力的要求。

对情绪价值和颜值的要求，折射出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对悦己体验的追求，显然传统的男强女弱关系很难满足女性的这一需求。伊能静对上一段婚姻的描写非常具有代表性，“你不读我的字，不看我的表演，不在乎我的荣耀，你只是爱我，不理会我灵魂的出口。”

小伊能静十岁的秦昊则在采访中表达了他对伊能静的欣赏，“她做到了我这辈子没做到的事情，她从十六岁出道就开始养家了，让我特别崇拜，我是到了30岁的时候才不花父母的钱。”出道早期就成为侯孝贤电影女主的伊能静是秦昊“儿时的偶像”。

有趣的是，大众对姐弟恋题材剧跟女明星的姐弟恋恋情，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下一站是幸福》成为2020年首个双网三域收视率破2的电视剧；《爱情而已》更是近两年口碑最好的国产爱情剧，豆瓣评分8.2。近几年层出不穷的姐弟恋都市剧也充分说明这一题材的受欢迎程度。但姐弟恋CP一旦突破次元壁，大众却往往“磕不动”。

《爱的修学旅行》播出之初，金莎这对姐弟恋CP就不被观众看好，对孙丞潇最多的质疑，是认为他“吃软饭”。面对存在的“吃软饭”嫌疑，孙丞潇不得不做出回应：节目中他同意金莎做婚前财产公证的原因是“大家都觉得我冲着你的钱来，公证之后世界就不会戳我脊梁骨”。

传统性别观念认为两性间存在固化的性别气质与社会分工：男性的性别气质为坚强、有责任感，并与女性温柔、有依赖性的性别气质对立。体现在社会分工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为一个男性寻找“男性气质”几乎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下意识。短视频红人“东北雨姐”的视频里，塑造了女强男弱的夫妻形象，但很快便有网友提出丈夫是编剧，以此证明他对家庭有着更大的贡献。

但问题是，女强男弱的姐弟恋之所以成立，正是传统性别分工被打破，性别观念变迁的结果。社会实践对性别观念的重塑，不仅体现在追求悦己的女性身上，也体现在那些选择姐弟恋的男性身上。

重构性别观

演员陶虹曾在采访中表示，少女文化的盛行，只能说明男性的不成熟和幼稚，“因为如果你不能欣赏一个成熟女性，或者说跟你一样聪明、跟你一样有品位、一样学识的女性的时候，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是一种男性的不自信嘛。”

与其说选择姐弟恋的男性更自信，不如说是社会实践重塑了一部分男性的性别观念，女强男弱的姐弟恋不再被传统意识形态所捆绑。

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和育儿任务的“男女协作”模式。

传统性别分工被打破后，性别观念也发生着变迁。2015年社保所的调查显示，只有10％的未婚男性希望婚后妻子成为专职主妇，多达33.9％的男性希望妻子继续工作，创历史新高。在家务承担方面，有90％以上的男性表示愿意协助，尤其是16～29岁的年轻男性中，甚至过半数者对当“家庭主夫”没有抵触心理。

已在职场中闯出一片天地的成熟女性希望婚后能够一直工作下去，符合年轻男性的择偶标准；而年轻男性更乐于承担家务，也满足了成熟女性对理想丈夫的要求，这种互补为“姐弟恋”扫清了障碍。除了观念变迁外，男性选择姐弟恋，往往有着更现实的利益考量。

社会学家蔡玉萍、彭铟旎在《男性妥协》一书中提出，城乡迁移改变了中国家庭系统的性别和权力机制，从而挑战男性在家庭里的支配地位。一些收入不如妻子的男性农民工让渡了许多选择权给他们的配偶，其中有些人还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这被称为男性气质的妥协。

就像男性农民工选择自愿承担家务一样，男性选择姐弟恋，并在姐弟恋中付出情绪价值，也是其面对社会现实的理性选择。所谓的社会现实，既有因为性别比失衡造成的绝对婚姻挤压，也包括男性面对的婚姻支付压力。

以“拿16.8万彩礼去旅行”事件为例，当事人朱河“跟发小借了2万元凑齐18.8万元彩礼，临近婚期，女友听了闺蜜的劝说，表示要追加3万元的五金钱。”朱河拿不出钱，觉得负债压力过大，对不起掏空家底的父母，选择退婚拿着彩礼钱去旅行。

这件事火上热搜，反映出彩礼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一个复杂而深远的社会问题。朱河认为，“我们从小就被安排，让周围的人告诉你，你必须结婚，必须努力工作，必须买房，必须遵守给彩礼上交收入这些无形的规则，已经在思想里把我们都戴上了无形的镣铐。”

在学者赵晓光看来，“选择姐弟恋的男性越来越多，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男性无力独立承担沉重的婚姻支付的现实压力，透露出的是现代社会男性群体的社会角色式微的信息。”

朱河曾在采访中表示，“为什么只有男性需要给女性彩礼，女性却不给男性彩礼呢？”反对朱河的人认为，“你以后都是男性生孩子，男性做家务”。女强男弱的姐弟恋让一部分男性得以摆脱沉重的婚姻支付压力，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男性妥协。

姐弟恋现象及实践，既是性别观念变迁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的产生。

Nicholas Townsend在研究中发现，在家庭经济方面，妻子的贡献越大，就越可能承担非传统的工作角色，并越可能具有平等的性别观念。如果丈夫收入较少，则会弱化其传统的养家糊口作用；丈夫也越可能赞赏妻子为家庭所做的贡献及持有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从平等的性别观念中受益的，不仅有女性，也包括男性：现代化的性别观念让更多男性不必迎合社会期望去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美国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指出：未来社会婚姻的最大特点，正是让那些对婚姻关系具有不同要求的人作出各自的选择。

从1996年的《悠长假期》开始，日剧中源源不断的姐弟恋叙事与日本演艺圈层出不穷的姐弟恋现象，一方面让具有集团意识的日本人纷纷效仿，另一方面也让姐弟恋及多元化的婚恋关系在影视剧中不断被再现，赋予文艺作品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具备改造社会的能力。“娜拉走后如何”固然重要，但通过文艺作品正视娜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声Pro（ID：xinsheng-pro），作者：霍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