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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7 11:28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读历史?读《中国历史精神》
Aohan
这是一本不厚的册子,没有看过之前,我以为会写得很艰涩。但看过原文后,发现文字相当简单、易懂,你会觉得钱穆先生不愧是大师,只有大雅才能大俗。
下面内容是书中第六讲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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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
一
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
现在我们来讲中国四千年第一本大戏中的舞台和角色。
西洋史很淸楚,开始是希腊人有希腊史,以下是罗马人有罗马史,近代则各国有各国史,如英国、法国、德国史之类,亦即分别记述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在英国、法国、德国土地上的表现。
讲到中国,自古迄今,就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表演,好像很单纯。今天我们试拿读西洋史的眼光来读中国史,中国土地之大,即等于一个全欧洲。我们若分开地区来看,就会在历史上发现很多新花样。
最早的中国,并不和现在的中国般,那时的活动范围,只限在黄河流域一较狭小的地区。古史传说中之神农氏,大概只在今河南省的西部,黄帝则像在今河南省东部,活动范围都不大。唐尧、虞舜,便在今山西省南部,龙门下黄河南套的东北面,在同蒲铁路的南端。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
中国史上摆开一个大规模局面,要从春秋时代起。
那时一般的文化经济,可以东西划分。黄河流域上游,即西部,(实在是中部,今陕西、河南一带)则文化经济较差。黄河下游东部,文化经济较盛,都在今山东境。代表着西周新兴的正统的,这一区以齐、鲁为主,向西为宋、卫,在今河南省东部,还算像样,这一半代表着殷商之旧传统。再西为山西省南部的晋,河南省中部的郑,文化经济均已差。再向西到陕西,为文化经济比较最落后的秦。向南为汉水流域的楚,这在春秋时期,还被视为蛮夷。至于长江流域的吴、越,直到春秋末期才突起,但到战国时又没落了。那时长江水道上下尚无交通,从吴到楚的交通线,并不是顺江东下,而是经皖北沿大别山脉至河南信阳,再衔接到汉水中流的一条陆路。再看北方,战国初期,燕、赵文化较落后,要到战国中晚始像样。所以黄河流域乃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最主要的中心。
秦代统一中国,辖地已同现在差不多,但其实际中心,仍在黄河流域。汉代继续建都长安,因西方经济不足维持一个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从东方大批运粮接济。那时的漕运,则全指的黄河而言。东汉建都洛阳,多半亦为迁就经济现实问题,可以避免大量物资由东向西运转上之耗损。洛阳和长安,始终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中心。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国历史舞台。那时所谓魏、蜀、吴三国鼎立,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人才还都是北方人。即如刘备,诸葛亮,亦均为北人南迁。三国併于西晋。还是黄河统领了长江。
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始获有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这是一个偏安的,不是一个统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长江流域人所经营而建立。直从三国时代的吴,以至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都建都南京,这是一个金粉朝廷,大体上只是北人到南方来偷安享乐。南北朝时代的北魏,称为北朝,与南朝宋、齐、梁、陈对峙。当五胡时,洛阳已经残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动。一部分南迁长江流域,另一大批东北逃出热河山海关,移向辽东。又一大批西北迁避到黄河西岸甘肃、宁夏一带(即当时的五凉)。以后此两大支,又集合起来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迁洛阳,不久又分裂。长安与邺,(大名)分为东西两魏,此后隋唐统一,才始恢复以长安、洛阳定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长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户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关内粮食不够供给,仍如西汉般由东部大量向西运输。政府为要撙节一部分运输费用,采取移人就粮的办法,一年中几个月驻节长安,几个月移居洛阳,这样来迁就事实。
大家知道,隋炀帝开浚运河,自开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扬州,在先是军事性质的由北侵南,在后则是经济性质的由南养北。在开封以上到洛阳的一段,是和黄河并行的汴水,原来很早便有的。但开封以下的水道,也并非隋炀帝所凿。三国时曹操率领水师攻东吴,即由洛阳到开封而至皖北,回师时绕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来输送军粮,控制南方。隋炀帝不过把此一段连贯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阔,重新整顿,使中原水师可以顺流直下,迳抵江边。在先是为了便利军事,以后则转落到经济目的。南方漕运,即由此转输洛阳、长安,来给养这一个大一统的中央。
此下安、史倡乱,北方经济开始崩溃,更须仰给南方。中国史上的经济比重,实要到唐代安、史以后,才开始有南重北轻之势。唐代漕运数字,历史上均有详细统计。那时毎年运送中央的米粮,在玄宗天宝年间,以河南、河北为第一位,关西、河东(山西)为第二位,淮南、江南为第三位。自经安、史之乱,北方藩镇星罗棋布,都要养兵十万二十万以上,军队要俸饷,装配又讲究,所有税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当时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税收来维持。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也并未破产,只为各地军阀全浪费在武装上去了。
五代十国几达一百年的长期扰乱,北方黄河流域才正式趋向衰落,南北经济比重更见倒转,此一大转变,直到宋代始确定。宋代建都开封,其最大原因,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若从开封再运洛阳,又要增加数百里水程,于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脱离了周、汉、隋、唐以长安、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一椭圆两中心之旧形势,而转移到开封。开封是中国东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势平坦,四周无险要屏障,乃一四战地区,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所以宋朝始终成为一弱国。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辽、金旧都,那时全部经济更多取给于长江流域
,遂开始采用海运,由天津入口,经白河,运北京。这海运的源头,便是一条长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两湖是第三源,这是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三大水库之所钟。大水库四周,即是粮食盛产之所,亦即南方经济命脉所在。元代在此三个湖区,所征粮食,几占全国粮额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运,又另辟一条运河,自扬州、徐州直北经山东、临清而抵天津。这一运河开挖并不省力,所经地势有如桥形,两旁又没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赖闸门开闭来调节,那是极费工程的。天然的凭藉少,人工的诱导多,那条运河工程之伟大,实不下于古代的万里长城。
我们现在常说:长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历史上,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代南京的食粮,还要靠武昌方面运来,军队大部驻扎在荆襄一带,苏南则还是渔泽之乡。唐代财富遂渐转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东道。唐代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又分为东、西,东道即现在之江浙,西道即现在之江西省。明代经济中心,才再从江西移到江东。那时分为南粮、北粮,北粮只占全国五分之一,南粮却占五分之四。其中苏、松、常三府即占有三分之一,苏州一府田赋超过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过两湖半数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粮统计,南粮占八分,北粮仅占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统计,南粮收入已达北粮之十倍。明清两代屡为此种赋税不平衡提出呼吁,直到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仍还上奏为苏、松、太三府人民请求减租。这三府田租较元代增加三倍,较宋代增加了七倍。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镇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数十倍不等。大概统计,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该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一面是赋税偏重,另一方面则现出经济偏枯。中国历史上以汉、唐为最强最富时期,但那时却全部靠黄河流域,不靠长江流域。可见古代历史上的黄河,是中国之利,非中国之害。所以中国文化,大部分由黄河流域人创造建立;长江流域人,仅居承袭发展之功。平心而论,中国历史宋以后,实不及宋以前。至少辽、金、元、清四个朝代打进了中国,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后中国历史之弱症。我曾到山东曲阜拜谒孔子庙,参观碑林,所见是金、元、清三代皇帝的碑多,中国皇帝的碑少。孔庙是中国二千年传统文化最可纪念的圣地,我们只一看那里列代皇帝所立的石碑,便该有所感慨警惕了。
再以人物论,唐以前大皇帝、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一切有名领导人物,十九都是北方人。宋以后始有南方人跑上政治舞台,由南方人来领导中国。学术上的重心,也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宋以后的中国,便远不如宋以前,这一层是研究中国历史很值得注意的。
中国从古代起,经济上很占地位的是养蚕缫丝。今天讲蚕丝,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太湖流域,实际上唐以前中国的蚕丝事业,发达在黄河流域。唐代有一将军率军驻扎江苏,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养蚕,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驻军,来指导江南人的丝织事业。五代十国时,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认契丹为父,每年送绢三十万匹。石敬瑭当时所据地区,只限于黄河流域,但他还有力量年送绢三十万匹之多。到元代,山东馆陶县虫灾。四十万棵桑树被害。也许当时植桑,用来取皮造纸的多,但馆陶一县即有桑四十万棵,也可想见那时北方蚕丝事业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两代,丝绸始全部盛产于南方。
另一件是陶瓷工业。大家知道中国磁器开始流传到法国,几乎和黄金比价。宋代最有名的磁,如定窰,在河北定县烧铸的。汝窰、柴窰,都产于河南省,那时江南有名的,只有浙江处州的龙泉窰、哥窰,江西景德窰还不发达,但是今天大家只知道景德窰。
主要的经济转移关键在农业,主要的农业转移关键在水利。宋以前的江苏省,从苏州到昆山,还都是水泽,没有陆路交通。宋朝有一位水利工程师,开始设计在苏州、昆山间筑成堤岸,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至和塘。在今京沪铁路所过,苏州、昆山一带,在宋代还是一片汪洋。它的地理形势,有些似西方的荷兰,陆地比海面低。少水固是害,多水也一样的受害。那一带的水利兴修,自五代十国的吴、越,开始急激猛进。从此江南的农业经济,始焕然改观。若我们在飞机上下瞰这一带的河流排列,沟洫灌溉,极错综,又极整齐,那都是人力,非天然的。这一种的水利工程,很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也尽有理由来推想,在古代的黄河流域,一定也相似于江苏太湖流域般,水利发达,因此农业亦发达。后来水利逐渐衰败了,河流都干涸,农业逐步衰退。今天黄河成灾,却也是人为的。最近几十年,长江流域也逐渐发生水灾了,连太湖流域也时有灾荒。如再继续下去,水道不加疏浚,长江也可能为黄河之续,那亦将是中国之害了。
我们该知道,从来没有一块地,天然就只给人类以利的,都得经人为改造,才能日见其利。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办法;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较有办法。今后假使我们不注意这些问题,长江流域也会变成没办法的。换言之,若使我们能注意到这些问题上,北方也依然有办法。
二
我们再从经济讲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早,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迟。譬如珠江流域广东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个宰相张九龄(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韩愈时,始有第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可见那时广东、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长江流域,更不及黄河流域。宋明两代文化学术最活跃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国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迁去。江西在宋以后,比较上是南方中国人文中枢。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兴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南地区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氏尝说:“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必然会衰落。”若把欧洲看,希腊转向罗马,再由罗马转向英、法诸邦,今天英、法诸邦又开始转向衰落,似乎斯宾格勒的话证验了。但中国则不然。中国地方大,因此文字统一,语言也比较统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统一,此与欧洲不同。因此,黄河流域衰了,转向长江流域继起新生,只成为内部变动,大传统还是个中国。所以我们觉得欧洲史变化大,中国史变化小,这由我们的祖先,替我们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版图,不像西洋各国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里。一个国家强盛兴旺了几百年,盛极必衰,必然要起变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给人生的悲剧。正如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以上,学问深湛了,经验丰富了,意志也坚强了,可是身体却衰退了。一个社会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样的一定要动摇,要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衰乱的时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长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辽东,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传统中心的洛阳,正如一阵飓风的漩涡中心,空了。驯至铜驼荆棘,疮痍满目。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却在新环境里获得了新生命,慢慢转回来,再凝结,便形成隋唐的统一。
这种中国历史里的新生机运,专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因为他们是多元的小单位,而我们则是一元的大单位。若说希腊完了来罗马,罗马完了来近代西洋。他们的文化也还是不断新生,那是无所用其悲观的。但从小单位看,我们单看希腊、单看罗马、单看现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宾格勒的悲观意想。但我们若把斯宾格勒的悲观来看中国的前途,那又错了。
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第二才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人。至于江、浙、闽、粤人,大体上说,气魄不够雄伟,仅赖北方中国祖先余荫,实不足代表中国人的标准风格。目前的中国文化,则都集中在东北从辽东以迄西南达广东的沿海一条狭边上,愈向内,愈黯淡,直到西北边宁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缅边境,我们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会。如一个大瓜,腐烂了大半个,只剩沿海一线,则只是一层薄皮了。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三
我在对日抗战期间,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气候,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
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后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接近政府,那终非好现象,终非好办法。
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还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哪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抑了他们。
从前唐朝时,江西人开始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绝。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当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长。所以成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业中心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产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汇向政治商业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地区发展到某一阶段便易停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
又如,一个人总不可住在十字街口冲要去处。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安静环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区远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闻,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避难的文化中心,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变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产生了不少人物。
据此一例,可见地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实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发展,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主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立场,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而得到竟体壮健的现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所以在国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还是依赖当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参加政府,这样还可维系当时甘肃人在全国的比重。民国肇建,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文化愈落后的地区,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后。而那些地区的经济也遂更无办法。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地区暗滋渐长,由甘肃蔓延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几乎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意这现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求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断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发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区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力量,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可能向国外跑,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
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脚色。
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国人的活动区。秦时包头附近,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灾害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原因不难想像。长江所以没有大灾害,因为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此刻试问,目前的包头,何尝不可大大振发呢?
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荒凉,从前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错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目前的这一带,又何尝不可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如此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领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成长,至少也是为目前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意的现实问题。
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间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世界夸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若我们自已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脚色吧!
虎嗅作者书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读历史》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读历史
陈傲寒(优锘科技CEO、虎嗅作者)
去年读书过百,大半是历史类书籍。有朋友问:“为何读这么多历史?这对未来中国有价值吗?中国人现在读史太多,应该多读科学。”
科学肯定要读,今日世界,一个国家如果不读科学,或读不好科学,必定吃亏,甚至有丧失游戏资格的危险。
可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历史无论如何要读一点。在别的国家,或许不必,而假如是中国人,尤其是生长在大陆的,关心中国命运的中国人,最好要多读些历史。
今日推荐的《中国历史精神》,是钱穆先生1951年在台湾“国防部”的演讲稿辑成,作者在前言里对他为何读史有一番追述。钱先生小时常听人说中国要灭亡了(以文中所说时间推论,应是1906年左右),快要如印度、波兰般被列强瓜分,觉得中国的前途是最大的问题,充满忧虑,这在那时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恰巧当时就读到了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力主中国绝不会亡国,给了少年钱穆一丝光明,但在当时的悲观气氛中,虽然钱先生愿意这主张可信,但还不敢真信。为了能证明“中国不亡”这句话,钱穆开始致力于中国的历史,希望通过知道更多以往的中国,而多知道些未来的中国。之后四十余年,钱穆先生成了一代史学大家,其间中国从辛亥到北伐到抗战到内战,灾变不断,内忧外患,可钱先生对“中国不亡”这四个字,渐渐地从一种希望而成其为一种坚定的信念,这信念固然有情感的成分在,但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史学家基于中国历史长期理智的研究和检讨而来的判断。
为何说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读些历史?距钱先生所说的举国议论“中国要亡”的时候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可今天,中国的前途,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依然是最大的问题。一波波起落的移民潮,“左”邻“右”里的攻防厮杀,漫天雾霾之中,明日之中国,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这最大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读书、学习和思考,做自己的判断。我以前的阅读兴趣更多在文学、科学、哲学和商业类书籍,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地读历史的原因,正与百年前的钱穆先生有同样的原因。历史读的越多,读的越深,竟也跟钱先生一样,对中国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这也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孔子说“四十不惑”,他老人家是圣人,我等凡夫小子不能比的,更何况现在比两千多年前世界复杂了许多,要“不惑”更加难了。四十岁的我,心中依然有许多的困惑,但因为读些历史,比前几年已经减少许多。读历史的好处,在于能将我们从拥挤车流中某辆车的驾驶座内,转移到高空中鸟瞰整条公路的直升机上,从而可以让视野拉伸到一个更广阔长远的所在,看见历史长河流到此处前的百转千回,才不至于大惊小怪于眼前的几处沟沟坎坎,更不会怀疑其奔流入海的必在之势。
心中也有困惑的朋友,有空也多读些历史作品吧,钱先生之外,黄仁宇、许倬云、徐中约、唐德刚、张宏杰等,都属于可读性较强的作者。余英时、金观涛、秦晖等读起来稍辛苦些,但也会有收获。国外汉学家的书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有其独特价值,首选当然是费正清,此外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等三杰,和鲍大可、傅高义等中国通,也非常值得读。
说回《中国历史精神》,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纵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人物、道德精神,几千年历史的多个侧面都提纲挈领拎得清清爽爽,钱穆先生是中国文化的拥趸和传承者,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之处或有溢美,但其设身处地体会前人的处境和苦衷,尊重前人的智慧和努力,实是应当学习的态度。以这样的态度,才可以体会历史演变之复杂幽深,不至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更好地看清自己,更好地认识今日之中国,更好地知道我们肩负怎样的历史责任去建设一个未来的中国。
来自个人公众号“傲寒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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