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深圳定居老家，他们不想再“逃回”一线城市

计划离开深圳时，吴元惠对老家生活的想象是灰色的，“可以说毫无期待，只觉得回去过着两点一线，朝九晚五的生活，拿着三五千薪水混混日子”。

吴元惠、高煜同岁，今年都是28岁。吴元惠普通本科毕业，在深圳几年的职业经历是行政岗位和商务岗位。高煜履历光鲜，名校毕业后，一直在深圳某头部互联网大厂工作。

吴元惠回到老家肇庆生活已有两年时间，高煜返回老家济南还不到半年。回到老家，她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职业机会和薪资待遇的大幅缩水。

她们要在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面对新的困境、差异和分歧，重新融入周围，重新探寻、体味生活的意义和趣味，重新搭建自己的人生坐标。对每个从一线城市回家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必经的课题。

从“逃离一线城市后，又回流北上广深”等新闻中可以发现，不是每个返乡青年，都能完成这一课题，这里面既有环境的问题，也有个人的因素。

好在，吴元惠与高煜，在不断地磨合之后，在老家的生活和工作渐渐步入正轨。当下的生活，也超出了吴元惠的预期，她的工作生活，都比当初想象得生动有趣，也有可期待性，“我觉得已经非常完美了”。在返乡这个问题上，或许她们走过的路，能给犹豫着“要不要回去”的你我一些借鉴。

一、缩水的职业机会

去年下半年，高煜从深圳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辞职，和丈夫一起回到老家济南。在此之前，她已经拿到济南一家国企的录用通知。

在老家获得一份满意的新工作，高煜的经历比多数返乡深漂顺遂得多，“投出去的简历，多数都有反馈。参加过面试的，基本上都收到了offer”。

最终她接受的这份工作， 薪资在济南“算是非常好的了”，尤其是跟她在深圳的薪资相比，“不考虑大厂的股票激励和薪资上涨空间，单算现金收入的话，深圳的工资扣除房租，到手的钱跟现在这份工资差不多”，这超出了她原本的预期。

高煜在求职上的顺遂，得益于她亮眼的履历背景——名校毕业，回老家定居前，一直在深圳的互联网大厂工作。

找工作那段时间，高煜发现，济南堪称“互联网荒漠”，当地几乎没有互联网大厂，也几乎看不到独角兽性质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当地的互联网公司，多数规模很小，要么市场面狭窄，技术、产品缺乏竞争力，要么业务模式滞后，外包服务占了大头。

济南当地的国企，或者其他大平台，学历门槛同样高得令人咂舌，以高煜入职的这家国企为例，“学历必须是211硕士及以上，而且本科院校起码也得是211院校”。“普通本科毕业，在老家找个好点儿的工作，并不容易”。

高煜还发现，济南的职场环境，对婚育女性的歧视，要比深圳更加严重。在老家找工作时，高煜刚生完孩子不久，她遇到的民营企业，都会要求她在信息表格上标注婚育情况上，国企在面试过程中，也会反复确认她的婚育计划。

其中一场面试经历令高煜印象尤其深刻，是一家国企，在第一轮面试中，面试官问及的专业问题不多，整场提问围绕着生育、养育，个人的稳定性等问题展开。

“孩子是由谁来带”，面试官问程煜。

告诉对方“公婆来带”后，她看到了面试官脸上满意的笑容。

在深圳，自己作为面试官的经历也好，从女性朋友们了解到的求职经历也好，高煜印象中，身边30岁以上的女性，受到的年龄歧视不算太明显，“起码都还是可以收到offer的”。

吴元惠离开深圳，回老家肇庆生活已有两年。刚回肇庆的前两个月，求职上的困境，常常让她忍不住想“逃”回深圳。

从自己的求职经历中，吴元惠得出的印象是，在老家找工作“完全靠运气”，大企业屈指可数，最稳妥的选择是考编或者进国企，其余的选择只剩下私企。

谈及肇庆当地私企的薪资和福利，吴元惠用“一言难尽”来形容。在老家，她能找到的工作，月薪大多在三五千徘徊，而且多数是单休。 

“待遇就是这个水准，更不要提发展空间了”。

这两年，吴元惠在老家肇庆换过三份工作。“小城市工作其实蛮稳定的，选择不多，不会跳来跳去，但客观因素无法避免”，她说。

她在肇庆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创业公司的岗位，干了一年半遇上公司裁员。第二份工作在国企，她实在厌烦工作内容，入职不久提了辞职。

如今这份工作，薪资福利和人际关系都令吴元惠满意，公司所属的行业也有前景，她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工作渐渐走上正轨，想想就很开心”。

二、被一线城市挤出的年轻人

即便回老家是主动选择，即便以她和丈夫双方的家境，在深圳定居不成问题，高煜依然将自己归入“互联网红利流失，大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继而被挤出一线城市的群体。

在高煜先前工作的头部互联网大厂，很多外包岗同事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们在深圳月薪一万多，回到老家工资可能要打对折。在深圳定居不了，他们最后还是会回老家。”

“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在一线城市赚几年钱，然后回老家买房、结婚”。回济南之后，高煜也认识了几个经历相似的老乡，“都是前互联网员工，有人是放弃了70万年薪回来的”，这几个老乡都是男性，高煜观察，他们选择回老家生活，最直接的诉求是“定居，结婚”，“大城市压力太大了”。

将自己离开一线城市大厂，回老家定居的经历发到社交平台后，高煜收到了大量的关注。不少人通过私信，跟她交流了很多“返乡”的现实问题。

这些私信，都非常关注老家的就业机会。从中，高煜也观察出提问者的几种心态，“大家都觉得回老家是可望不可即的选择，这条退路很多人都想过，但他们觉得实际上不容易”，“另外，很多人不想那么卷了，回老家，也是想过一种相对躺平的生活”。

还有不少应届生，手里拿着两类offer，向高煜寻求建议，“一个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offer，一个是老家某银行的offer，年薪差距有20多万”。

高煜建议毕业生，先去试试一线城市的工作，“看能不能适应，能适应最好，不能适应，也能存不少钱，到时候回老家，可选择空间会更大。” 

从高煜本人的经历来看，拥有头部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履历，让她在济南求职更有优势。拿她当下的职位来说，如果她一毕业就进入这家国企，要获得目前的职级，起码还得再干上五年。正是大厂的职业背景，让她一入职，就获得了更高的职级。

这份工作高煜干了不到半年，她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国企的办公室文化。 

最初的磨合过后，凭借过硬且出众的专业能力，以及圆融的处事风格，高煜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但这不代表，她认同这样的职场文化。

“办公室很多拉拉扯扯的做事方式，比如一个风险，要拉五个人分担，锅才不会背到我一个人身上”，“领导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很多时候提出的要求，根本没有落地的可能，你得想办法说服他”，“面对形色各异的同事领导，你得八面玲珑，花心思揣摩对方背后的心思” ……

不过，相对互联网大厂，国企也有温情的一面。

“大厂KPI的压力是很大的，同事关系非常就事论事，虽然相处不错，但完全是目标导向，你做成事才有话语权”。“而在国企，人际关系复杂中带有人情味，你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都比较好的前提下，还是待得比较舒服的”。

三、老家，容得下灵魂吗？

促使吴元惠“逃离”深圳的，是两方面的因素，深圳的工作压力大，节奏也快，晚上加班到八九点是常事，“等回到出租屋，总感觉自己是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另外，当时的男友离开深圳，回到了他的老家，两人分开了，吴元惠也没有在深圳硬扛的理由。

这两年，还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也会跟吴元惠打听在老家的生活状态，“跟家里人相处”是朋友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和多数中国家庭一样，吴元惠跟家人的相处模式，也不是和风细雨式的，回去时间久了，跟家人争吵的频率也会更高，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引发一场争吵 。尤其谈及工作和感情问题，两代人的争执转眼间就能演化成小型战争，“都是只顾着把自己的观点砸向对方，提高音量冲着对方吼，情绪激动的时候，说出的话也特别过分”。

长辈希望她找个稳定的工作，最好去考编，老家的朋友多数都在体制内，“不是教师，就是银行，主打一个稳定”，吴元惠不喜欢体制内工作，她第二份工作就在国企，工作内容就令她十分抗拒。

吴元惠发现老家年轻人更少，找对象似乎比深圳更困难。邻居阿姨们在做媒上的热情，也令吴元惠十分头疼。家里人希望她在本地找个条件相当的男朋友，她又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

乐观点说，吵架也不失为一种沟通方式。吵得多了，家里人也渐渐接受了吴元惠的一些想法，长辈没有强迫她去相亲，也没有给她过大的催婚压力，“他们也知道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也知道要顺其自然。”

关于30岁女性在老家的婚恋压力，吴元惠和高煜的看法都相对乐观。吴元惠认为自己承受的压力不算大，“我们家长辈的思想还算开明”。高煜观察，她身边没有对象的女性朋友，虽然也要听父母的“催婚”唠叨，但也谈不上有多大压力。

“老家容不下灵魂，一线容不下肉身”，这是谈到一线城市与老家的对比时，多数人常提及的一句话。对于前半句，高煜的感受不明显，“我很喜欢听室内交响乐，看舞台剧、音乐剧，济南这边的资源比深圳还要多。其实济南的文化、教育资源不亚于深圳，甚至比深圳要好。”

这两年在老家的日常生活，也远比吴元惠当初想象得舒服生动。

在老家生活，亲切、熟悉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深圳没有的。花十几分钟，吴元惠就能从公司步行到家，“加班再晚，你走路回家也不会害怕，太熟悉了。也不用像在深圳那样，晚上迷路了，还得打开手机导航，搜索回住处的路线。”  

回到家里，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而在深圳，早上搭地铁，到公司，开会，加班，下班搭地铁，回到出租屋还要回复工作消息……

吴元惠家附近有一个湖，有空的时候，她喜欢在湖边走走，或者骑单车绕湖一两圈，穿过一个又一个树荫，枝叶间漏下来的阳光，落在身上暖烘烘的，风从湖面上吹来，夹着濛濛的水汽。深圳也有很多的湖，湖的景色也很美，可离她的距离都不近，她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生活的城中村。

“老家没有太多新鲜玩意儿，公园平平无奇，一两个商场也没什么好逛的，街道也从小就熟悉。但是，等你闲下心来，有兴致去看路边的花，树上的果实，湖边的小鸟，你有了自己的生活。跟朋友散散步，爬爬山，四处逛逛，找一家风景不错的咖啡店坐坐，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读大学起，高煜就开始在外地生活。她在南方生活了大约十年，一直非常依恋济南的生活环境。

在深圳工作这几年，但凡有假期，她几乎都会回济南，“回到老家，你看大家走路的速度都是慢的，四周都是烟火气，你再回到深圳，特别是我们住的科技园附近，行人都是步履匆匆，看上去就有种谁也不要拦着我搞钱的感觉”。

高煜将自己的依恋，一部分归因于山东人的乡土情结，一部分归因于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我就是喜欢北方人，特别是我们山东人的说话方式”。

“作为一个山东女孩，我有一个好吃的，我就想递到你嘴边，你快尝尝嘛，你多吃一口。要是对方是北方人，就觉得，哎，太热情了，那我尝尝。要是对方是南方人，人家可能会觉得你没有边界感。南方人的分寸感会更强一些。 ”

在育儿理念上，高煜跟家里的老人也有分歧，她采取了更圆融的处理方式，“只要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都没问题。工作日老人按他们的方式带，周末我按我的方式带”，这也为她省去不少麻烦。不要在她看来，和睦的家庭关系，主要得归功于老人，“最关键的还是老人家通情达理”。

在周围人的视野和精神层面上，高煜发现，济南跟一线城市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深圳，大家会聊很多日常之外的话题，比如创业的点子，最近的财经新闻，行业的一些新变化，分享一些自我审视反思等内省式的文章，但是在老家，大家聊的都是今天午饭好不好吃，我100块买了个什么东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如果讲一些脱离日常生活的话题，大家完全不感兴趣 ”。

刚回济南时，高煜跟曾经关系很好的同学、朋友约过饭，但一顿饭下来，她跟对方再没有新的联系，“实在聊不到一块”。

除了关系一直很紧密的几个老朋友，高煜在济南新认识的几个朋友，要么跟她一样，是从大城市回来的，要么是济南生活圈子里的“少数派”——对新趋势、新潮流等“远方”的事物更感兴趣 。

四

在高煜分享的“从深圳大厂回老家”的帖子下面，能看到不少观点类似的留言——“你回了老家，将来你的孩子还要去深圳打拼的，孩子还要吃一遍你吃过的苦”。

我跟进选题时，接触过好几位在返乡问题上纠结不已的深圳中年人，他们关注的，同样是孩子的未来，“我们在深圳扎了根，孩子将来就省力了”。

高煜的婆婆，也经常念叨一句话，“我们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嘛”。高煜和丈夫都不认可这一点，“我这一辈子是为了我自己啊”。

“我尽可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觉得已经尽了父母的本分。不能说，我为了孩子的将来，非常焦虑痛苦地牺牲自己” 。

从现实层面考虑，在孩子未来的发展空间上，高煜比较认同“族望留原籍，家贫走四方”。

此外，高煜对一线城市也没有过多的滤镜，“很多人虽然薪水很高，其实过得很焦虑”。高煜最近看过一篇文章，主题是东亚社会的通病——人们更热衷于追逐成功，幸福度普通不高，“我们很多人一定要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一定要更高的消费，然后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其实幸福不是用消费能力去衡量的，而在于你自身的生命体验”。

“在山东老家，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收入一般，但对当下的生活状态是很满足的，大家过得很舒服，比一线城市里的多数人要幸福很多”。

（备注：文中人物吴元惠、高煜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