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托孤契约是人间最难？

一、国家的诞生

地缘上，中国西边是山，东南环海，只有北方有一个敞口，北方居住的是游牧民族。中国2000多年的文明构建，包括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政治经济双中心布局、茶马互市、和亲、央地关系、科举制度等等。所有的古代智慧大都围绕这个敞口展开。这样的环境维持了大体上的安全，也让中国人时刻警醒不断进取，避免倦怠和“死于安乐”。

气候方面，暖空气和冷空气交汇带来降雨，每年必须精确计算降雨时间，才能播种、收获，这是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国产生了发达的历法，24节气就由此而来。

公元前2500年左右，很多文明消失。全世界有许多大洪水的神话，这不是巧合。为什么洪水导致组织的兴起？如果是一条小河涨水，不需要一个国家处理，部落就足够了。如果遇到泛滥上千公里的大洪水，一个部落必然搞不定，一定要有更大的组织来运作。

但商量过程并不简单，下游遭殃，上游没有动力去管。所以大禹治水十年，都在各种协调和征战，打造一个国家，把上下游部落统一，才能治好水。等到洪水消退，朝代就产生了，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演。

大洪水之外，外生的不确定风险都会激励人组织起来去应对。除了自然灾害之外，人类的风险还有冲突。冲突提供极端环境迫使人们组织起来，建立官僚组织，丈量土地征税，普查人口征兵。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有效作战。自然灾害和冲突是国家等大型组织产生的最初动力。

战争塑造了历史上所有的文明，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文明。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在于地理：北面敞口、剩下三面地理合围。古代北面持续上千年的冲突必然会在内部发酵出革命性的东西，这就是“大一统”，我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原则。假设地理上三面漏风，大一统就无从谈起。

这就是中国国家的起源。组织形成之后，会面临治理和选人。治理关于中央地方之间的权力设置，选人关于精英的选拔与流动。赋权多还是赋权少？选能干的人还是忠诚的人？第一个议题涉及国家能力，第二个议题涉及精英选拔，两个议题都有丰富的经济学文献在论述，权力的运作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文献千万条，都无法提供关于这两个议程的最优解。因为两个方向都有好有坏，权力的运作更是艺术，关乎分寸。

二、中央地方关系

没有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能直接治理所有辖区，需要按照人口或幅员将整个官僚机构分成若干等级，然后派遣官员。这些辖区及官员的能动性就会涉及到中央地方的关系。

在古代社会，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可以分封，指派一个和君王有血缘关系的人去治理，有血缘关系，是先天忠诚的指标。也可以施行郡县制，派一名有能力的官吏过去管理。

如果说郡县和分封是央地关系设置的两个极端，大部分时间的央地关系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中国历史就像钟摆一样。周是分权。秦说分封几代之后都疏离了，要集权。陈胜吴广一起义，地方上一个秦王的亲戚都没有，秦朝就崩塌了。汉朝说不行，关键时刻还是亲戚靠得住，要分权。权力一旦分下去，想收回来就难了，一直乱到魏晋，直到隋唐又收起来。

唐代北方有一个强大的敌人，突厥。要想应对强大的外敌，就要有一些放权，所以唐代搞了藩镇制度。刚开始运转还好，因为藩镇只有军权。但安禄山破了例，唐玄宗特别喜欢他，因为宠爱把事权也给他了。政治运作里私人感情是大忌，军权和事权一结合就等于政权，这就麻烦了，安禄山一旦有反心，很可怕。

宋朝开国皇帝也是军头出身，他知道利害，上来就“杯酒释兵权”。宋朝对武将节制得非常厉害，岳飞指挥数十万兵力，都能招回来处死，说明集权程度很高。但这造成宋朝一直搞不定外敌，因为打仗要随机应变，“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宋朝最后被元所灭。

明朝吸取宋朝教训，要分权，所以朱元璋就分了许多王。其中负责北部防务的是燕王朱棣。由于太子早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为皇帝。新皇帝在辈分上成了燕王的侄子。权力和权威出现错配，这在任何组织里面都很难搞。如果彼此都没有分寸，就是炸药包，很可能爆炸。

组织因为理性化而生，目的是要克服人类天生的感性。政治是重复博弈，而非一次性游戏。所以理性是政治运作的第一要务。如果把情感混杂在组织运作中，只能一时爽快，后面可能血流成河。这之后，就再也不敢搞实质上的分封了。

因此历朝历代，都存在“到底给地方多大自主性”的问题。不光对国家，对任何一个组织，大到地方政府，小到一个下属，都会遇到类似困境。困境意味着没有标准答案，价值判断和风险偏好就非常重要。因此央地关系的设置，体现出政治家因时因地的决策，体现出治理能力。

两千年古代中国的治理实践，突出了在央地关系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是第一要务，失去这一前提，稳定和秩序就无法保证。哪怕短期内由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带来了经济发展，长期看都会归零甚至变负。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比如“外轻内重”“强干弱枝”以及“居重驭轻”等原则。

岳飞和袁崇焕的命运，也需要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下加以考察才能理解。《琅邪榜》里有一句话令人难忘，剧中皇帝说：“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想反的时候随时可以反。”

三、央地关系中的承诺问题

关于承诺，举一个雍正皇帝“火耗改革”的例子。

地方交税，是把家户缴纳的碎银，按照规定好的成色和重量要求铸成标准银块，然后上解中央。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自然的损耗，叫作火耗。为了弥补这个损耗，地方在收税时都会多收一些，比如税负是1两，就征收1.2两，这是合规的。

但实际上，很多地方不只多收一点，比如征到了1.5两。多的这0.3两干嘛用了呢？大多变成地方政府和官员日常的开支。在古代社会，这是一种陋规，上上下下都知道。当然，也存在被挪用和贪腐的可能。

雍正想改变这种潜规则，就推行了“火耗归公”改革：多出来的0.3两银子，依然归中央政府；如果地方政府的确需要这0.3两的开支，那么中央政府同时有一笔“养廉银”，再发还给地方。

这次改革是典型的财政集权改革，从之前分权化的“坐收坐支”变成集权化的“统收统支”，把灰色地带变得黑白分明。这次改革具有近代意义。同时期全球的其他主要国家比如英国、普鲁士、意大利等都在进行类似的财政集权化改革，也由此晋升为世界级强权。

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前提，是承诺“火耗归公后会返还”。但这个承诺到了乾隆时期便不再维系：今天需要镇压白莲教，明天需要祝寿，后天太子大婚……总之中央能找到各种理由，不把“养廉银”返还给地方了。地方政府在改革之后收入反而降低，为了应对预算困难，又开始巧立名目搞出其他收费项目，攫取之手依旧。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央地方关系调整，最终影响到国家社会关系的案例。从比较历史分析和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18世纪中国的改革并不算晚，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承诺，最后没有达到预想目标。集权化的改革失败了，整个系统又回到了改革前的分权状态。

经济学把腐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强制性腐败，人情往来中的“随份子”，大家可能都给，对此行为的容忍程度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另一种叫勾结型腐败，明确为了得到好处而进行的行贿，这种行为在所有国家都被视为非法。在上面例子中，雍正动的部份属于前者。

灰色地带耐人寻味，可能藏污纳垢，也提供缓冲、孕育活力。这个议题不光令学者着迷，科幻作者也喜欢：是要一个非黑即白，不是1就是0的人工智能世界，还是要一个虽然瑕疵但真实的人类世界？对灰色地带的处理，体现出个人性格，更体现出智慧。

四、政治精英间的承诺

研究组织中的权力运作的最好机会是看权力交接。

设想一下这样的合同：首先，签署的甲方乙方是亲戚，公私不分；其次，签署后一方没法监督和推动合同的执行；第三，没有第三方仲裁和司法机构来保证执行或者惩罚违规；最后，合同必须执行好，否则有身家性命之危。这样的合同真的是人间最难！

古代皇帝托孤就是这样的契约：家国一体、签完后皇帝就驾崩、缺乏比皇权更高的机构监督、一旦失败会血流成河。

这还没完，除了制度约束，还有对人的选择。依赖强大的大臣保护皇子，虽能防范外敌，也有可能被大臣取而代之；一个弱小大臣呢？虽然不会对皇子有威胁，但不能防范危险的外敌。历代皇帝都在这样的制度与人情约束下，实施权力的交接，这真的是对人类智慧的巨大挑战。

权力交接中还蕴藏了一些政治智慧。比如一个老皇帝去世之前，可能会把一个特别重要的大臣贬到尤其遥远的地方。等老皇帝去世之后，小皇帝再亲自把他召回来。真正的原因不会摆在台面说，但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威转移的实践。

权威和权力不一样，权力是一个虚拟品，今天可以放出去，明天就能收回来；但权威要在组织内部建立非常长的时间。小皇帝把大臣召回来，这个大臣自此就为他效力，这相当于权威的转移。

古代皇帝托孤是我目前的一个研究议题，研究目的是探索不完备信息的市场中，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在权力和权力联盟中产生出承诺。承诺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当前研究的前沿议题之一。承诺部份依赖个人品质，但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背后的权力博弈。

本文根据陈硕教授在中欧EMBA“合一讲堂”上的分享内容整理而成。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EMBA （ID：CEIBSEMBA），作者：陈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