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至暗时刻

虎嗅注：2018年12月31日，《地球最后的夜晚》就要上映了，导演是那个曾拍出《路边野餐》的毕赣——毕赣靠这部电影拿了2015年的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现在，《地球》的预售票房也已过亿，创下中国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道路看似无比平坦。但这篇文章想告诉你的是，在“地球”背后，毕赣与他的剧组曾经历过怎样的绝望时刻——开机第一天就停机；演员档期用尽，汤唯与黄觉相继离组；资金告急，甚至要靠男主角黄觉出面筹集……作者，也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单佐龙说：“这一年，过的太难。其实，我早就准备好放弃了。”

好在，毕赣还是以最危险的方式完成了这部电影。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荡麦影业（ID:Dangmai_Films），作者：单佐龙，虎嗅获授权发表。

三年前，北京朝阳大悦城的金鼎轩，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顿饭，没有谈太多电影。他抢着买单，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天的他，已经没有钱请朋友吃饭了，但他需要钱做完一部电影。

“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天才’。”回到住处，我朝最亲近的一个微信群里丢了一条信息。

我与毕赣，就这样认识了。

开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饭局兴奋地给投资人娓娓道来。没过半天，公司决定入资他刚完成初剪的电影，便是日后将要名扬业界的处女作《路边野餐》。

他是个爱请朋友吃饭，其实又根本没几个钱的人，所以偶尔也问上帝借钱。我们带着《路边野餐》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做全球首映，他就带上我天天往赌场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护照，手里攥着现金，从那时起，就好像一个管钱的制片人。

颁奖前夜，我们赢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顾了当地最贵的牛排馆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国际大奖。

三个月后，毕赣又以最年轻导演的姿势，夺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不到两周，擒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

《路边野餐》还没上映，《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开。迫不及待地读完毕赣发来的千字大纲，飞天遁地、自由生猛。

2016年7月15日，《路边野餐》公映。创下一个体面的艺术片票房成绩，650万。

这年生日，我收到毕赣送我的礼物——地球仪台灯。他说：“佐龙，这就算是我们地球项目的正式开端了。做这个项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会有自己的节奏。”

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国电影最对的时间。平时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时留下的唯一一条线索——华策影视，透过朋友递交了一份稚嫩的商业计划书。不到一个月，华策决定战略投资毕赣，我们给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荡麦影业”，借自毕赣电影里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域空间，选址在上海。公司营业执照核发当天，恰逢《路边野餐》国内下映。这更直接意味着，从今天起，一切责任都由“荡麦”自负了。

项目开发过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资人还是纷至沓来；毕赣有了更稳定的剧本写作环境，时而也去找文学顾问大春哥（张大春）过过招。我们先后去台北找到鸿其（李鸿其）和张姐（张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长白山探班觉哥（黄觉）定下“罗紘武”，最后又去香港当面邀约汤汤（汤唯）出演电影里的“万绮雯”，合作一一促成，疏无遗漏。

此刻的“荡麦”就像意气风发的少年。记得有天，一位老朋友来访公司，他正面临转型，问起我来：“佐龙，做这个项目，你们有被人拒绝过吗？”我回忆了半晌，“好像真的从未尝过被拒的滋味。”

开机前一个月，我飞赴戛纳，在那里和欧洲最一流的国际销售公司Wild Bunch签下合约，随后，《银幕》（ScreenDaily）杂志高调发布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即将开机的新闻。

然而，神坛并不为荡麦，更不为毕赣而设。之后遭遇的一切，今天想来，如梦一场，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将排山倒海般袭来的“至暗时刻”。

停机

2017年6月15日上午9点，凯里暴雨，开机仪式潦草收场。

下午放晴，美术场景到最后都没达到要求，但是协调好的开机时间已到。平时不甘妥协的毕赣，尝试着硬拍下去，但最终还是过不了自己那关，于是我们决定停机。

我们知道，做出的这个决定，将触发一个多米诺式的灾难系统，影响面广阔而纵深，但没想到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回想起来，作为制片人，预算设计不合理，制片筹备不充分，是最关键的问题。

停机一天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两个毫无工业经验的导演和制片，瞬间被击倒……

我近乎狼狈地逃回上海，准备第一时间向投资人阐明战况。深夜见到电影的主投方华策影业的傅斌星总，我磕绊颤巍地讲完情况，她却一直劝我吃小龙虾。我又试着给其他几家投资方电话通报，大家接到我的电话，都觉得我在开玩笑，怎么可能开机第一天就停机呢。

回到剧组，一片肃杀。

为了尽快交出场景，我们不得不从外地调配和从本地招募近百名临时工人，加班加点开工干活，贵州山高路险，又遇上雨季，原材料运输更是难上加难；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导演组成员，被迫集体抵抗着毫无准备的压力，他们每天陪着毕赣改剧本、复景、会议，夜夜无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们还调换了一次制片主任。几乎全部制片关联部门，从现场制片到生活制片，再到场务、司机，甚至厨房，走得一个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剧组，愈加人心惶惶。

制作预算开始滑向极不可知的方向。和毕赣商量后，我们给投资人们主动表态，先砍光荡麦影业所有承制费，再砍光导演和制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导演组开会，把大家本就极低的工资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门主创也都主动提出停机期间薪资减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裹入不可逆转的漩涡中……这些状况，也都在一点点占据毕赣的心头，侵蚀着他真正能够用于创作的时间。

有天，我跑去找已经一周没有戏拍的鸿其（饰演“白猫”），小哥见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学的几招，试图帮我镇静。

一条微信跳出来，是毕赣发来的：“我到尽头了。”

我问他：“你在哪里？”没有回我。

告别鸿其，当我出现在导演组办公室，剪辑师亚楠、导演助理孙涛等等，大家异常无助地围坐一旁，空气凝固起来。我跑去推开房门，他熟睡中。

绝望地靠倒在客厅的沙发，我给作为监制的华策影业万娟总打电话，远在北京的她，也只能听我们拼凑着分析战报，挂掉电话，大家陷入了无法决策的深渊。

被吵醒的毕赣走出来，也坐到沙发上。我说：“再这么超下去，荡麦活不过今年了啊，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全部都在这了。”他突然声嘶力竭起来：“我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妈的只要拍完这部电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钱，卖公司，好了吧！”我摔门而去。

走在凌晨两三点钟的凯里街头，我开始怀疑，这还是《路边野餐》里的凯里吗？我自责崩溃，又毫无应对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护的东西，开始遭遇威胁，平日里久不会愤怒的人，今夜，竟也对我咆哮起来。

几天后，打起胆子，又去了一次导演组。一脸起床气的毕赣，正缩在沙发上用iPad看电影。我感到一丝光明，还好，至少他还没倒下。

2017月7月10日，剧组终于艰难地复工了。

我在剧组房间的床头贴着一张“消场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来，可以用笔划掉一场戏。然而这样幸福的时刻，总是极少出现。一度有段时间，不仅没消场，反而很多场还在不断被加回来。

进度永远徘徊不前，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经纪人不得不发飙，“麻烦你回去问问毕赣导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场景，还是在拍他的演员？！不如我们不演了，你们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经纪人们一一请到剪辑房来看看素材。当我和艺人统筹张文斌，胆战心惊地陪伴“白猫”经纪人蕾姐（张蕾）阅读完这些素材，她久未出声，犹豫而又不得不拥抱起我们，“我终于知道你们这一群人，在这崩溃的一个月里，都拍到了什么。”

拍拍停停，凯里的雨季真正来临，泥石流时常光顾。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员方面发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时间不多了，我们都不敢去告诉毕赣。原计划9月杀青，然而此时，不仅长镜头迟迟未能进入筹备，连前半部分的戏，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

创作的压力和现实的崩塌，平行打击着这位众望所归的导演。他和演员们一样，都是连日摸黑出工的疲态，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已经拍不出好东西了，而剧组又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无法停下。

他偷偷告诉剪辑师亚楠，好想立刻买张票一走了之，而另一边的我们，仍然将他看作打不倒的 “天才”少年，一味地认为，大家分头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

演员们的既定档期走到了尽头，随着汤汤和觉哥的离组，剧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机。演员们走了，不知道是否还会回来，以及何时才能回来。

长时间的消耗，连我们的主创也快没有时间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又一次摆到了决策小组面前，剧组是原地修整，还是就此解散？一个致命又无解的命题，选择继续，长镜头筹备工作一筹莫展，选择解散，这部电影它真的还能重启吗？

苦笑，决策小组以近似抓阄的方式，鬼使神差般决定继续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来了八号风球，飞机冲上去都要被打下来。我和万总飞赴香港，求见张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给我们几天拍摄长镜头。

在香港半岛酒店大堂，张姐严厉地教训了我俩：“万娟，还有佐龙，不是我不帮你们、不帮毕赣，但请你们记住，地球不是永远围绕你们转的。我把整个9月份挪出来给你们，你们浪费了，今天我不能因为你们，而去挤占我允诺给别人的时间，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张姐，闷头吃东西，万总还在努力地解释着。快结束，张姐开口：“10月份，我只有两场演出之间的4天休息时间。”我们连连点头，我望向万总，泪水已经在她眼眶打转。

已经几夜没睡的我俩，害怕回到剧组，在等待台风退去的片刻安宁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香港街头乱逛。有些恍惚，前一天还在凯里恐惧地面临无解的决策。我对万总说：“好想狠狠睡一觉，醒来，我们电影就杀青了。”

低头看手机，来自庄姐（张姐的合作伙伴）的消息：“老实说，我其实很不想你们来见她，她身体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后一定会答应你们的，我希望你们真的保护好她，好吗？”少顷，她又写来：“难得逃来香港就当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长镜头的实拍，由于筹备时间太过匆忙，每一条都失败了。只有最后一条，大家凭着必胜的信念苦撑，算是勉强走了下来。然而“杀青”那一刻，大家都面无表情，没人敢高兴一下，张姐对着我们默默嘀咕：“都拍完了，还一个个都闷闷不乐的。”放弃个人假期又挪开档期的汤汤，在剧组过完了今年的生日。

为了好歹有个交待，我们硬逼着设计做了一款海报，取名“忽然杀青”。

“杀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从来不会唱歌的毕赣，和万总抱头痛哭，借着酒劲的他哭出声来：“你们都看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我现在连一部电影都拍不完。”

众人不语，唯有继续。

重启

剧组解散后，谁都不知道，这是临时解散，还是再也没有了。

离开剧组那天，我跑上楼去找剪辑师亚楠，想看看最后拍到的那条长镜头是什么模样，就好像明知道是个畸形儿，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旧动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铁跑到外滩，用尽全身力气透了一口气，我快忘了上海是什么样了。我给毕赣发去微信：“所幸，公司还活着。要重拍吗？”他没有回我，我更不敢追问。我只能向他太太打听情况，小云回复我，毕赣回家以后语言表达能力都变得很差，经常一句简单的话都没法说清楚。

执行制片往公司搬回两个大铁箱，我打开，摔出一摞财务报表，数字从0001编到了3080，有点晃神，大概人生花钱最多的一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里，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种用来抵抗抑郁症的常规药物。每到深夜，总要与黑暗和深渊做起无穷无尽的斗争。而我，也并不知道，尚潜伏在凯里的他们，是否安好。

那一段时间，我频繁出现在万总家中，我们把剧组的账目，翻来倒去算了几遍，没有可能了，真的没可能了，除非放弃长镜头的3D转制，但毕赣一定不会答应。

一次次拍摄失败，很难再向演员们开口要时间了。“假杀青”过去一个多月，很怕当面沟通的我，硬着头皮给汤汤经纪人章哥写了封长邮件，起名《荡麦陈情表》，鼓足勇气落笔哭谏，盼望再度凑齐所有演员。

实际情况是，汤汤进了下一个电视剧组，1000多场戏，90%都是她的，整个组600个工作人员，明年9月份之前，不会有任何时间了；觉哥几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时间都托付给了地球剧组，现在也不得不去一个电视剧组上班，经纪人陈思为了帮我们协调时间，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领导和对方剧组之间；更要命的是，摄影指导董劲松和美术指导刘强，也接到下一个电影剧组的通知，需要马上进组。

没有资金、没有演员、没有主创。电影从夏天开机，拍过了秋天，熬来了初冬。

我们跑来北京，直面投资人。结束一天工作的傅总，陪着毕赣商量对策直至天明，她允诺去想办法争取演员能回来，资金上也让毕赣别太担心，先安心筹备。

与此同时，我随身藏着一份60分钟的素材集锦，分头拿去给经纪人们、各家投资方们，一次次地放片、解释、承诺、央求。

正处谷底，我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来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娱乐，那头说：“钱总特别理解你们所有的困难，我们不仅认可超支，而且还要双倍认缴地球的投资。”接完这个电话，我几乎从床上滚落，激动地通知毕赣；另一个电话来自出品方亭东影业的联合制片人张冠仁，“韩寒说他同样作为一个新导演，特别理解毕赣在拍摄第一部真正意义长片时，面临的压力和处境，我们一定会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们电影的男主角黄觉，还自己出面为毕赣寻找资金，他的两位老友张歆艺袁弘夫妇，二话没说，认下了电影的部分投资，很快把投资款一次性打到了剧组账户；黄晓明与经纪人郭亭婷，更是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候，将支持我们的现金连夜打到剧组。在两位监制万总和沈总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业公司和基金的进入，希望帮我们共度难关。

筹备间隙，毕赣去台北参加金马新导演论坛。我们知道张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见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马工作人员的电话，那头急促地讲：“佐龙，你快带毕赣过来，张姐在等你们。”

见到张姐，她就问毕赣：“没拍成吧？打算怎么办呢？”停顿了一会，她说：“我1月有时间。”原本已经打算妥协的毕赣回应：“张姐，不然我把剧本改改，你也不要那么辛苦地跑来跑去了。”张姐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毕赣，怎么连你也开始不坚定了。”这一句话改变了毕赣的状态。

我们透过法国制片人查尔斯，把《野马》（Mustang）的摄影指导David请到贵州，担任第二次长镜头重启的摄影指导；在经纪人陈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觉哥从电视剧组给协调了出来；还剩汤汤了，怎么办，束手无策。如果她从电视剧组离开，整组人都要停工，这个损失，恐怕比我们组还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会进山看看筹备情况。每次进山，都能见到场务组的小胖，他极少言语，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长镜头一开机，整个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总是服从安排，通宵达旦地值守岗位，听野风呼啸。

到了冬天，贵州最怕遇到冻雨天气，连空气都是凝固的，进山的公路一度无法使用，稍不留神，车子就会栽下山谷；那段时间，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赁的摄影和灯光器材在运来贵州的路上被大雪给堵住了，严重影响了技术测试的进度。

制片主任黄鱼大叔每天见到我，都追在后面重复地说：“领导，我负责任地建议啊，你和监制们商量下，赶紧叫停吧，现在停，还能节约下点钱来，我们完全没有拍成功的条件啊，现在不停，就再也没有补拍的可能了。”

杀青

毕赣的长镜头剧本终于定稿，剧本扉页赫然写着，“编剧：先驱者10号”。剧本改了，就连厨房帮工的阿姨都被导演组选中，要在长镜头中演唱《墨绿的夜》。

就在我们计划开机前的两天，汤汤的时间终于在经纪人和对方剧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协调了下来，她进组了！天降奇迹的是，连贵州的天气都返暖整整三度，冻雨天气骤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动容，长镜头拍摄的天气条件具备了！

张姐到达丹寨的当天，连酒店都没进去，就跑到了现场排练。

经过多次排练，我们将整条长镜头的拍摄时间，严格控制到60分钟左右。如若一条失败，需要重启拍摄，算上技术准备、体力恢复和道具复原，至少还需要2个小时，因而从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条机会，而这三条里，其实只有黎明的那条，才是毕赣内心最最想要的。

毕赣来到演员化妆室，张姐带头表态：“导演，拍啊，今晚我们拍它三条好不好？”毕赣说：“怕你们身体吃不消”，张姐再答：“我没问题，我们来这就是来给你拍戏的。”一旁的汤汤也昂然点头，觉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

倒数第二天的三条拍摄，尽数失败了，是的，全部失败。熟悉的肃杀气氛，立刻萦绕回我们身边，如恶魔缠身。我们只得在四面漏风的露台上，彻夜地等待，祈求神迹出现。

最后一天，汤汤经纪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现场，按照默认的契约，他们将再给我们最后一个通宵的时间，如若再拍不成，我们就必须毫发未损地将汤汤护送回电视剧组，从此再无复拍的机会，借来的时间，到了归还的时刻。

入夜时分，第一条开机，再次失败。绝望。

制片组在漏风的露台上，摆上了一台70寸大电视，大家像看直播一样一条条过素材，寻找每一个问题点，似乎一切都在逼近胜利，但机会就只剩黎明前的一点点了。

在冷风中坐立不安的我们，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终于远方传来“保住一条”的信号，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呐喊、欢呼、宣泄，终于，保住一条！我和万总互相拥抱安慰！

最后一条，也是毕赣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达成的，还剩最后一次机会的，珍贵的黎明条。

三位摄影师在三个地点等待接力，从山洞出来，穿过山路，跟随男主角下索道，绕过台球厅，航拍飞天，降落，此时，多次排练的马匹受到惊吓，失去控制，将苹果洒落一地，而摄影师则平稳应对，记录下上帝的恩赐，接着来到刘老师和黄老师合作创造的烂漫的舞台广场，旋转房子的机关顺利开启，罗紘武与万绮雯在短暂的夜晚拥吻，镜头游移到烟花，再一抬头，天将将亮，完美的黎明条。

执行导演在那高呼，我们杀青了！《地球最后的夜晚》杀青了！

像梦一场，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机，记录下心碎的时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点。

终于杀青的汤汤，却久久不肯离去，她徘徊在罗紘武和万绮雯刚刚度过短暂夜晚的“旋转房间”里，泣不成声。而经纪人章哥，则拖着通宵了几夜的疲惫，爬到制高点，想为剧组记录下此刻永恒的长镜头场景。

在众人的劝慰下，汤汤才搭上车，去往机场搭机返回下一个剧组。临走前，他小声对毕赣讲：“导演，其实，我已经问剧组多请了两天假，假如今天还是没成功的话，我会一直陪你们，直到完成。”

一路欢歌回到剧组驻地，厨房阿姨问我明天几点出工，我说杀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说：“真的吗？我连过年用的食材了都买好啦，我以为就要这样拍下去了。”

制片组用最后仅剩的一点经费，给剧组办了一次“体面”的终极杀青宴。推杯换盏间，我见到平时寡言的场务小胖居然酒醉，他壮起胆子，跑来和毕赣拥抱告别，毕赣就说：“我希望拍下部戏的时候，你还能来帮我们。”

离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挤在一辆金杯车坐去高铁站，司机师傅开得飞快，大家终于没能在剧组过这个年。同车的场务小哥很是健谈，到站，我问他接下去干嘛，他满怀期待地说，过完年要去一个电视剧组干活，那边比这个组赚钱多了，我又问他哪年的，他说96年的。

道别的时候，他送我进站，随口问起：“哥，那你在剧组是做什么的呀？”我一时语塞，如梦初醒。

戛纳

故事写到这里，看似所有的至暗时刻都被我们一一破解。

3月初，我们一致决定赶戛纳选片。做完这个决定，巨大的压力又被重新导向毕赣，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个能过关的版本，用于戛纳选片委员会看片。

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问进度怎么样，直到有几天凌晨，我总在睡梦中被循环的音乐惊醒——后来才知那是林强为我们电影所做的配乐——那时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厅的他，开动了……

他总算交上作业，4月1日凌晨，大家挤在一间小影厅里试片，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它的心跳，放映结束，猛一转头，我的同事们早已个个泪流满面。

凌晨5点，我揣上刚刚制作完成还带着机器温热的硬盘，踏上了法航班机。接下去的半个月，我独自带着还没有完成配音、也没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过了紧张颠簸的送片时间，苦苦等待一个结果。

傍晚，我走在巴黎老旧的地铁站里，不由地开始飙泪，心想整个团队倾尽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会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归，我想给大家一个交待。

出了地铁站，我看到北京给我发来的微信：“佐龙，明天回来吧，去不去戛纳，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时间11点，戛纳新闻发布会，电影节总监福茂宣布《地球最后的夜晚》入选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国。

决定接受“电影节之王”的邀约，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承诺。我们需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一个最佳的剪辑版本，还要完成一系列庞杂的技术工作……

毕赣和一众后期制作主创，几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戛纳开幕当天，我们还没交上片。毕赣还要和我们一起去和投资方开宣发会，车上，我抱怨赶不上戛纳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他把累积了太久的愤怒宣泄而出：“烦烦烦，你有什么好烦的，我现在连电影都剪不出来！你还想怎么样！”

我忍住同样的愤懑，看向窗外，手机提醒收到新邮件，焦虑地顺手点开：“他妈的戛纳都要骂娘了！请你们立刻马上完成这部电影，安全护送到戛纳！” 法国合作方把我臭骂了一顿。

如果我们赶不上，这将是一次严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过不了他自己这一关，电影是万万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运，他变成了唯一的解铃人。

后期工作走到最后第二步，大家已经精疲力竭。毕赣和调色师唐强在工作棚里剧烈地争执起来，他希望唐强能休息一会继续工作，不要无效劳动，唐强暴怒，“我哪还有时间休息！我再休息，你们就都别想带拷贝去戛纳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么的他妈的戛纳，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质量来！”熟悉的咆哮声再起。

为了将随时有可能输出完成的拷贝以最快速度送至戛纳，我们缜密地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葫芦娃”的方案，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左右，将一名工作人员送上去往法国的飞机，把所有人的出行时间平均分布到最后的两天时间内。

5月12日傍晚，第一颗放映拷贝送达戛纳，正要送往电影节的路上，我却被通知，这颗拷贝制作失误，无法使用。终极崩溃。

5月14日下午2点，毕赣终于自己带着重新输出的第二颗拷贝，昏昏沉沉地抵达尼斯机场；5月15日凌晨2点，大家前往德彪西厅进行技术测试，QC通过。

上午11点，《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戛纳举行媒体场首映。放映结束，我回到公寓房间，看到孙涛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译拼命地刷着推特，忽然，他疯了似的呐喊起来：“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龙总，你看，他们说我们导演牛逼！”

下午3点，毕赣和他的演员们，一一踏上戛纳红毯，《地球最后的夜晚》举行全球首映。

回到北京，我单独约他出来吃了一顿饭。

我看到他因为压力而爬满整脸的毛囊炎，还有几周没有处理的头发，他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一个已然被掏空的毕赣。

我第一次见他如此严肃地对我讲话：“佐龙，你知道吗？从头到尾，如果连我都不再决绝了，还有理由让你们和我一起站到最后吗？”顷刻间，我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终的解释。当下的我们，就好像刚认识那会，他继续讲着，我仍然听着。

这一年，过的太难。其实，我早就准备好放弃了。好在，他还是以最危险的方式完成了这部电影。

明天，它就要上映了，这篇回忆，寄给这三年。

单佐龙写于2018年12月30日

这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最后一条长镜头的杀青合影，摄于2018年2月9日凌晨7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