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无人区立了一块广告牌”

大家好，我是刘耀华，是一名艺术家。

这是北京昌平一个果园里的一棵苹果树。

2022年2月底，因为疫情影响，果园主人连当年的地租都交不上了。我的艺术家朋友黄道明就呼吁朋友们以认养果树的方式，来帮这个果园主人渡过难关。

他的果园里主要有两种树，一种是苹果树，一种是桃树。一棵苹果树300块钱，一棵桃树400块钱。大家可以年初把钱预支给他，丰收的时候这棵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全部归认养人所有，可以自己吃，也可以送朋友。

去那个果园的时候，我就隐隐想做点什么，就是有一个冲动。于是我认养了一棵苹果树。到了5月份，苹果要套袋了。我在套袋前买了好多针，去找果园主人帮忙。

我给苹果树上的每一颗苹果都扎一根针，从苹果的中心扎进去。

扎一颗套一个袋，这样我才能分辨出来哪些是扎了针的。

最后我总共用了175根针，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这棵树上有175颗幼年苹果。

扎完针之后我就在想，这些苹果到底会怎么生长？它们最后有没有可能长得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苹果？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去果园看看这些果子，看看这棵树，有时候还会在树下坐一会儿。

我发现，我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明显比周围正常的苹果长得慢，果实也有很大程度的畸形，甚至有些早早就掉下来了。

▲ 被扎了针的苹果即将成熟

每次去那里，我都像是跟那棵苹果树共处一样。有时候刮风，苹果就在风中摇啊摇，像有生命一样。我感觉它们每分每秒都在和体内的那枚钢针做着激烈的搏斗。我内心和它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共情。

我看到有些苹果掉落了，还在树上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落、死掉。这个观察让我特别能理解自己的处境，理解我们共同的处境。

那棵树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隐喻，隐喻着我们是谁，我是谁，我们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有的苹果长得大，是因为它在阳面，受光更充足。但是受光的那一面也有可能是受风的那一面。当一阵大风来的时候，哪个果子撑不住就掉到地上死掉了。

▲ 有些被扎了针的苹果烂在了树上

在整个过程中，这棵树上每一个苹果的命运其实被众多的因果关系左右着。我最后想给这些苹果留个纪念，就拍了一张群像。

我也给每个苹果都拍了单独的肖像。

我还从中抽取了一颗，给它拍了X光片。

因为只从外部是看不出来它是怎么样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而通过X光片，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钢针嵌入苹果体内的样子。

我还去超市买了一颗又红又亮的苹果，跟其中一个苹果放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评价这是“二次伤害”，说这个苹果本来已经受到伤害了，你还要拿它去跟正常的苹果比较。

事实上我想表达的是，超市里的苹果难道就是正常的苹果吗？如果是，它们怎么每一个长得都差不多，被打上蜡，整齐地码在超市的水果区，等着大家把它们买回去呢？

我把这些苹果采摘下来之后，还在网上征集了10位网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品尝这个苹果，直到最后把那枚针吃出来。我给他们寄去苹果，并且让他们拍下吃苹果的完整过程，然后把视频反馈给我。

我在展览开幕现场也吃了一颗剩下的苹果，把里面的针吃了出来。

最后这些视频，包含上面这些图片，都成为这个展览的一部分。

▲《不安》，艺文立方AC CUBE，成都，2022

做完这个展览之后，这件作品被网友拍成视频发布在网上，引起了大量讨论。还有一个人在视频里说他是我，在接受采访。

不少人把这个作品跟原生家庭、儿童教育、食品安全、医疗，跟我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大家似乎都能感觉到它传递的信息。我回过头想，如果这件作品是我疫情前做的呢？我疫情前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吗？

其实大家都经过了三年共同的困境，在那样一种情绪下，最后从这个作品中感受到了一些东西，并且感受到的是相似的东西。所以这种感受不一定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处境——我们如何认识我们共同的处境，如何再次感受它。

这个作品也引来了大量非议，还有人在网上批评我说：“你这个作品太残忍了。你怎么是如此残忍的一个人？”我就想，我残忍吗？我如果用刀把苹果劈成好多瓣，你会觉得苹果疼吗？我把苹果扔到地上砸得稀巴烂，你会觉得疼吗？

往往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才会唤起我们心里本有的那种情绪，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艺术语言吧。

也是在2022年，我的一件被搁置了10年的作品收了尾。这件作品是2012年我30岁才开始做的人生的第一件作品——《垃圾场》。

我要向大家征集一件垃圾，由你来定义这个垃圾是什么。不管你送给我什么，我都会把它保存起来。我承诺这些垃圾最终会在美术馆、画廊之类的艺术机构展出。

这是一个20岁保安给我的一只千纸鹤。他说他平时在工作中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偷偷叠了这只纸鹤。

这把扇子是我在草场地的村子里住的时候，马路对面一个烤肉店的老板娘给我的。她说：“这把扇子是我烤串的时候用来煽火的，陪了我好多年，像个古董，就送给你吧。”她还在上面签了她的名字和日期。

这个本子是山东济南一名21岁的大三学生寄给我的。本子里是情书，是她当时的男朋友跟前女友之间的通信。男朋友和她在一起后就把这个东西交给她，说可以由她处理。

她后来告诉我：“我要是把它扔了，好像显得我太小气了。但要放在我身边，我又觉得不是个事。”她就说，“我送给你，你来处理吧”。于是我就成了它的读者。

这是一个来北京打工的云南厨师送我的。他在云南生活了20多年，从来没出过远门，到北京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行李箱。后来这只行李箱坏掉了。他在厨房工作，我去餐厅吃饭，跟他聊起这个项目，我说，“你送我一个东西吧”，他说，“我有一个箱子正准备扔，我要买个新的回老家了”。

这是西安的一个工程师聂硕寄给我的。我不认识他，他是从网上看到了这个项目。他说这件绿色T恤是一个叫阿曼达的南非朋友的遗物。

阿曼达是西安儿童福利之家“海星寄养之家”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她在西安7年的时间里，有168名病残儿童在“海星寄养之家”得到了手术的救助，其中83名病孤儿受到了各个国家的父母的领养。

2012年初，阿曼达得了绝症，不久就去世了。这是她的遗物。聂硕把它寄给了我，他说他希望阿曼达的爱能传递下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也希望在天堂的阿曼达知道我们永远爱她。

这是一个艺术家朋友给我的，他说：“我昨天晚上流了鼻血，正好手边有个塑料袋，我就把它装起来了。”

还有这是一个跑了气的气球。送我的人写了一句话：“人生就像这个气球，总会有泄气的一天。”

我在最初构思这个项目的时候，会把自己也想象成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我会想，如果有人来问我，“你送我个垃圾吧，什么垃圾都可以”。我可能会跟他说：“我就是垃圾，你把我养起来吧。”

我非常希望很多这样千奇百怪的人出现，那会是一个难题。对方到底会给我什么？我要怎么解决？我特别兴奋，特别期待。

我甚至想象有人说，“我下一个放的屁就是我要给你的垃圾”。我会怎么解决呢？我就想，我会拿个玻璃瓶子，随时跟着他：“你什么时候放，你告诉我一声。”我把瓶子放在他屁股后面，接完把盖子拧上就好了。

后来我总共收到了260多个人的垃圾。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接快递、拆快递，给它们登记、拍照、编号、包装、标签，再储存起来。

我等着有艺术机构邀请我做展览，一等就是10年。终于在2022年，这个作品在草场地的拟像空间做了展览，展览的名字叫“对后艺术的讨论”。

▲ 对“后艺术”的讨论，拟像空间，北京草场地艺术区，2022

展览结束后，我就把这些垃圾丢到了垃圾场，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在构思这件作品的时候还想到，世界上各种博物馆、美术馆让我们觉得艺术好高大上，导致现在很多人一说起艺术就觉得太神秘、太高级，好像离人好远好远。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建一座垃圾博物馆呢？

这将会是全球第一个垃圾博物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来自哪里，你都可以自己选择一件你认为是垃圾的东西，作为博物馆的藏品捐赠过来，博物馆会永久保存。如果展品的量太大，我们就做分馆，把垃圾博物馆开到全世界去。但显然，我没有那个实力。

这是我的第一件作品。当时我就在思考，艺术可能不仅仅是艺术家要完成一个东西给观众看。观众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可不可以是一种共构的关系呢？艺术家可不可以让观众（或者他者）体会到一点新的可能性呢？

2018年，我做了一个项目叫《失踪》。一个叫“移动美术馆”的机构邀请我来做这个项目。所谓的移动美术馆就是一辆黑色的防爆车，机构给这辆防爆车冠以美术馆的概念，去邀请很多艺术家参与。

▲《失踪》，移动美术馆，北京，2018

他们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把车钥匙给我吧”，就把车开走了。第二天清早，我开着这辆车从家里出发，一直朝着远离城市的方向开。我要开到没有路、没有人、没有建筑的地方。我一直开一直开，开到了图中这个地方。

我把车停下来，锁好，拍了这张照片，之后走了一整天回家。回去后我告诉他：“我的作品做完了，你去找这辆车吧。”他明显是高估了找这辆车的能力，很高兴地说：“这个作品太酷了！我们在捉迷藏。你给了我一个难题。”

想象一下，如果这辆车停在城市的某个停车场，周围会有很多可辨识的符号。但我停的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他用了各种方式去找：找人在Google Earth上一寸一毫地找痕迹；找了北大物理系的人分析光影，确定它的大致范围。最后他觉得实在很难找到，就悬赏5万元，看看谁能帮他找到。

其实我根本不关心他找不找得着。找不着，下一个艺术家就没法再做这个项目了，我就变成了这个移动美术馆的终结者。

3个多月后，车竟然找着了。他已经快放弃了，但他最后想了一招：他找了很多黑车司机组成车队，沿着觉得可能的方向一个村一个村找，结果就找到了旁边的一个村子。

他们和一个路人打听：“你见过一辆黑色的车吗？”那路人说：“见过，前段时间我们村民还举报了。”举报之后附近的武警队好像来看过，一看这车牌号不在他们的编制里就走了，也没有清走这辆车。他找到车后很高兴，因为后边的项目可以接着做了。

同年我还做了一个项目，沿用了《失踪》的概念。我在西安借了辆摩托车，拿了两个头盔，自己戴一个，身后背一个。

▲《没人陪我去兜风》，“有风”个人项目展览现场，西安FakeProject，2018

我骑着这辆摩托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完全没有目的地窜，走到哪算哪，走到路口想左转左转，想直行直行，完全是一种游荡的状态。我刻意让自己的精神处在一种游荡的状态里。

我去找那些独行的路人，把摩托车“咔”停到那人跟前说：“要不要跟我去兜风？”我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刚从大学出来的学生，有正在扫大街的清洁工，还有在公交站等车去上班的年轻人、准备去医院看亲人的人、游客等等。

他们的反应都有点懵：“你这是干啥？”但他们会表现得很正常，回答我说自己要去干什么。最后一整天都没有人陪我去兜风，所以最后这个片子剪出来，就叫《没人陪我去兜风》。

▲《没人陪我去兜风》，影像静帧，西安FakeProject，2018

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预想到最后可能没人陪我去兜风。当然我也会想，会不会真的有一个人说“走！”就上来了。不管他是男是女、多少岁，我就跟他两个人，完全陌生的两个人，在这个城市游荡。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妙的事情。

这两个作品来源于什么呢？源于我有一天在大街上突然陷入了某种沉思。说是一种沉思，其实它非常幼稚。我观察大街上的每一辆车、每一个人，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的起点和终点，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就在想，他们真的知道要去哪里吗？我反问自己（我自己也是我观察的对象之一），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吗？当时我就感觉到，自己似乎被深深地编织在了一套秩序、一套体制之中，就像一个程序的编码。这套生活逻辑到底是被谁建构起来的呢？

所以我特别渴望一种“脱轨”的状态。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我要开着一辆车到大街上瞎窜荡，窜荡一天，就是游荡，完全没有目的地。

我就想找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因为我想象不到那种感觉。这个想法后来就慢慢延伸出来这两个项目：一个是纯自己的（《失踪》），一个是希望也能把别人牵扯进来（《没人陪我去兜风》）。

下面这个作品我特别喜欢，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解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作品太好了，有时候另一个声音又会告诉我，“你在搞什么呀”。这个作品叫《声音练习》。

最早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用自己的声带发出一种不能被人们的共同经验归纳和定性的声音？我仔细分析思考，去想我们日常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把它们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功能性的声音，一种是本能性的声音。

功能性的声音就像我现在在演讲、说话、传递信息，告诉大家我做了什么；像唱歌、相声、口技，都是功能性的。

另外一种是本能性的声音，就像刚出生的小孩饿了就哭，他不是靠理智来决定这个时候要哭的；人伤心的时候哭也是不受理智控制的，而是一种身体的驱使；还有我们生病发出的呻吟声、咳嗽声，都是本能性的声音。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本能和功能之外的声音呢？于是我自己跑到郊外，跑到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去做声音练习。因为在大自然里我会更加自然，更能让身体适应环境，自由地去做声音的练习。

▲《声音练习》，2017

这个过程需要高度的理性来控制，但在别人看来可能特别像胡喊乱叫。我集中精力用理性来判断发出的声音是不是人类的共同经验可以归纳和定性的声音。如果是，我会马上找另外的声音。

2017年，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出去了。慢慢地，我就把这个行为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居然还挺享受的。每天要睡觉之前，我就把灯关了，躺在床上，平静下来，深呼吸，然后就开始叫，叫5分钟或者10分钟，叫累了就睡觉。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叫，一叫就叫了六七年，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结束。有一天有个朋友说“你做个黑胶吧”，我觉得挺好。

最早我在家里叫，还有做作品的自觉，觉得自己是在做艺术。后来它已经完全变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太美妙了——我每天都在找一种新的可能，甚至从中体会到了自由。

这个行为让我重新理解了自由。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是在种种限制里找到新的可能的一种意志。普遍来说，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自由是一种结果，是跟我们的现实脱离的。但自由不是结果，不管我们身处哪一种现实，自由都跟那个现实有着深切的关系。

这张图是我躺在录音棚里，为什么非要躺着？刚开始站着录的时候，我老找不见状态，因为它不太像我六七年里每天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叫的感觉，所以叫出来的声音不太自然。

于是我抱上枕头和毯子，躺着录，最后把灯全部关了，把录音棚还原成我日常的空间。另外我还在想，这么美妙的东西我不能独享，所以今年这个黑胶发布了之后，我还想做一个声音工作坊。

希望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也跟我一起，比如一群人到街上，用这种方式叫叫看，大家一起体会自由。路过的人可能觉得“这群人在干吗”，但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在干吗——我们在找一种声音的可能、一种新的声音经验。

有一次我在回老家的高速路上，看到大量巨型的广告牌，一个接一个。广告牌都是空白的，风把表面吹得乌七八糟，有一种末日的孤寂感。一种说不上的抽象感觉就留在了我心里。

这是我去年做的一个新项目《一块广告牌》，从2023年8月12号到2024年8月11号，为期整整一年。我在中国西北的无人区立了一块空白的广告牌。

▲《一块广告牌》，中国西北无人区，2023~2024

广告牌晚上会亮。和它一体的太阳能装置白天吸收能量，晚上释放出来。它是感应的，等天黑下来，它就会亮起来。

这是广告牌的一张俯拍图，其实非常小。

这张是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再黑下去就是纯黑了，什么都看不见。现在看起来，它特别像一颗星星掉在了地上。

我承诺在这一年里，不管谁投放了广告，我都会亲自去换，绝不让人代劳。我有一次开车去换广告牌，有天车抛锚了，幸好有惊无险，最后我活着回来了。

这是它上完广告的效果。

在日常生活中，人流量越大的地方广告牌越有价值。我就在想，如果一个广告牌放在完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它还会有价值吗？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正好成都的大浦当代艺术馆邀请我做一个项目，我就提了这个想法，他们挺喜欢的。很幸运，这个项目就实施了。

大浦当代艺术馆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而我换广告的成本是很高的，包括广告牌的制作、安装等等。我就跟策展人说，机构只出前期的费用就行，后期如果我拉到广告，我就做自己的项目经理，负责销售广告和管理这个项目。

这块广告牌我自己卖了好几个月都卖不出去。这确实对商业是一个挑战——谁会买一个无人区里的广告牌呢？

但是后来，有一个做广告的人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刚开始他想自己买，后来我跟他说，“你既然有资源，那你不如帮我卖，做我的广告代理，我给你提成”，这就刺激到他了。他说，“我觉得这是很有挑战的”，于是同意来做我的广告代理。

现在我只干活就好了，他帮我卖出一块，我就让他把图发给我，我制作好之后，再去那个地方把广告给换上，现在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另外因为这个项目也发在了网上，非常多的人对这块广告牌感兴趣，想自己投放，但不想花钱。我也想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这个项目的合作媒体最近也在做公众免费参与的策划，也希望大家关注。

给大家讲完这些作品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这干的都是啥？这是艺术吗？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做了这么多年创作，12年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知道得越多到知道得越少。

我有一种感觉，年龄越大，我越有一种初来乍到的感觉。我既确信又怀疑，不断地在这种确信和怀疑之间摆荡、撕扯，去寻找某种可能。

因为对我来说，已知的艺术毫无吸引力，我就是想做一点让我觉得“到底还有什么可能”的东西。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行动，是对我的存在的理解、消化和修正的过程。

我们的现实不断在变，我觉得创作是要回应个人生命经验最真实的那部分，不做装饰品。这也导致这么多年，我靠艺术没法生存，一直要做一点其他工作来维生。幸好今年碰到《一块广告牌》这个项目，希望能多卖点钱吧，也能支持我以后的创作。

我的创作都是没有计划的。我也从来不承认艺术有脉络，艺术可以有方法论。我觉得艺术就是把自己真实的生命投注进去，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就这样结束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作者：刘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