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的“种族平权”，奥斯卡的“白人救赎”

《绿皮书》（Green Book）是一部以“阶级调和”和“种族调和”为母题的电影，钢琴家Don Shirley（唐·雪莉）虽然德高望重，却因黑人身份屡遭歧视；司机Tony Vallelonga（托尼·瓦莱隆加）是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为生计奔命。在种族歧视严重的二十世纪60年代，发生在二人身上的误解和歧视最终通过相处和沟通化解。这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拿下了第91届奥斯卡的两个重要奖项“最佳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

 《绿皮书》：种族和解背后的虚假平权

在乏善可陈的奥斯卡提名电影中，“工整”和“清新”被归类为《绿皮书》的优点，但如果你知道这部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或许会对它产生全新的认识。

为了达到电影主题和情感的表达，编剧对真实人物故事进行修改和加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如真实的Don要比电影中的Don更加较真、追求完美，但《绿皮书》却突破了这个范畴，在篡改的边缘疯狂试探，从创作阶段就预设一个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

据SHADOW&ACT 2018年12月的报道，Don和Tony并未建立起所谓的友谊。巡演结束后，二人很快便结束了合作关系。实际上，《绿皮书》的编剧是Tony Vallelonga之子Nick Vallelonga（尼克·瓦莱隆加）。这篇报道指出，电影只选择了一个人的叙述，而没有尊重另一个的人的叙述。Don Shirley的弟弟Maurice Shirley形容这部电影是 “一部谎言交响曲”（symphony of lies）。

电影视角过度偏向Tony，对真实的Don Shirley进行了离谱的修改，从头至尾都在塑造他和黑人社会的脱节，对自己种族意识的认知缺失。但真实的Don Shirley并非如此，他积极参与黑人民权运动，是马丁·路德·金的朋友（Martin Luther King）；和黑人音乐家Nina Simone，Duke Ellington，Sarah Vaughn关系亲密。 而且，当时的他有三个来往密切的兄弟，在其中一个兄弟的妻子去世后，Don Shirley抚养了他们的孩子。

真实的Don Shirley

据Don Shirley的侄子Edwin Shirley回忆，Don Shirley一直拒绝Nick Vallelonga的提议，将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他说：“无论现在他们怎么跟我说，我都无法控制自己是如何被刻画的。”

电影上映后，Don Shirley的家人接受了采访，对影片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可以说，《绿皮书》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主旋律电影”“好莱坞式白人救世主电影”（Hollywood White Savior Film），“表面种族平权，内核白人救赎”。这部充满了预设立场的电影完全背离了真实故事本身，虚构出了一个被美化的人物关系，勾勒出了白人的伟岸形象。

有评论指出：“《绿皮书》历史上的虚构对某些人来说不是艺术上的创作，而是一种抹除。”

而这并非电影唯一的问题，阿郎看电影认为：“所有的化学反应都只限于两个主人公为代表的两个人的权域内，因为时代氛围的塑胶化，只是变成了黑人与白人，雇主与司机，知识分子与混混之间简单的割裂与缝合。因为对时代塑造的乏力，好像所有的种族歧视，只针对唐个人，而不是一个深入骨髓的群体性傲慢与偏见。”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申报奥斯卡时，饰演白人司机的Viggo Mortensen申报了“最佳男主角奖”，而饰演黑人钢琴家的Mahershala Ali申报的则是“最佳男配角奖”。                  

《绿皮书》对真实故事的忽略只是本届奥斯卡的缩影，“虹膜”援引了各影评人对这些提名电影的批评：影评人迈科·瑞恩在评论《波西米亚狂想曲》时说：“我之前从未看过哪部电影像这般歪曲事实”；历史学者弗雷德·卡普兰认为，“《副总统》歪曲历史的行为，就是“列宁口中的‘左派幼稚病’”。《黑色党徒》《玛丽女王》《宠儿》也未能幸免。只有《罗马》和《冷战》未遭到抨击。

关于电影跳脱真实故事的讨论已经成为本届奥斯卡的延伸话题。有观点认为，遵从事实是不合理的要求，电影创作应该有别于真实生活。而且《绿皮》作为一部非纪录片，也不需要100%照搬历史。但不能否认的是，《绿皮书》能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是投射了美国主流价值观。

Tony Vallelonga和妻子

再次唱衰奥斯卡

从《黑豹》被多个重要奖项提名就能看出来，奥斯卡也在向大众靠拢。去年8月，奥斯卡甚至扬言要新增一个奖项“最佳流行电影奖”，但遭到了主流声音的反对，甚至有人怀疑此奖是为《黑豹》和《神奇女侠》特意设立，最终计划“泡汤”。不过更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还在后面——《黑豹》出现在了91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里，这意味着，《黑豹》在提名阶段获得了5%以上的投票。

为了提振收视率，奥斯卡尝试了一些缩短时长的方法，比如取消主持人，将部分奖项的播出时段挪至广告时间，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不少好莱坞导演的反对，他们在联名信中写道：“我们在追求娱乐的过程中偏离了这一使命，而不是在庆祝我们的艺术形式及其背后的人。”最终，奥斯卡没能拧过这些大佬。

唱衰奥斯卡已经成了近些年的主旋律。主流电影市场的“疲软”还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电视剧的异军突起和各大流媒体的激烈厮杀。Netflix出品的《罗马》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3个大奖；《句尾》获得了“最佳纪录短片”。

从奥斯卡自身来说，它所延续的“电影美学”已经很难打破，无论是从投票体系还是审美体系，学院很难打破“瓶颈”，所以只能在形式上寻求一些变化，而内核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输出，尤其是这几年被广泛讨论的性别和种族话题，都投射出了当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水形物语》（90届）和《月光男孩》（89届）暗指美国国内对于不同族群的反应。而今年的“最佳外语片”《罗马》则是美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思考。

本届奥斯卡评委之一，纪录片导演范俭（主要参与纪录片“最佳长片”和“最佳短片”的评选）认为：美国是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它一定会强调政治正确，尤其是性别和种族层面的议题，这种政治考量的视角，一直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无可厚非。当然，影视行业的人，也有秉持艺术至上的观念。奥斯卡始终多重观念的博弈。

《黑豹》怒刷存在感的背后，除了迎合大众市场之外，或许也有政治正确层面的考量。如果说本届奥斯卡提名电影透露了“混乱与迷茫”，那么《绿皮书》拿下“最佳影片”则可以说明，奥斯卡仍然保守，依旧没有偏离它“宣扬美式普世价值观”的主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