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的“教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 唐纳德·基恩。

昨日，著名日本研究学者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先生去世。他被誉为西方日本研究第一人。他晚年所著的《明治天皇》，被誉为纪念碑式的传记，一个时代的编年史。《纽约时报》说：“它使我们尽可能接近明治天皇的内心生活”。

身处时代的巨变，明治天皇无疑面对着复杂的情势，他内心的选择，也改变了时代的走向。从1868年颁布《五条誓文》，开启明治维新，到1890年10月30日颁布《教育敕语》，走向国家主义——教育，成为理解明治时代的一个切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精神结构的内在矛盾。今天主页君从《明治天皇》中节选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也以此悼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唐纳德·基恩。

唐纳德·基恩（右）与三岛由纪夫（中）、演员芥川比吕志（左）1962年拍摄于《黑蜥蜴》的后台休息室

从“求知识于世界”到遵“皇祖皇宗之遗训”：明治时代的教育改革

文 | 唐纳德·基恩

（摘自理想国译丛系列028：《明治天皇：1852~1912》）

1.

1879年下半年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教育。

《五条誓文》曾许诺日本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知识，以赶上发达国家。天皇不管去到哪里都一再地参观学校，也说明他一直对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天皇自己一直在接受元田永孚等儒家学者的指导。元田认为儒家最重要的美德是“忠”和“孝”，这个观点对天皇影响尤深。这两则在中国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儒家著作并没有特别强调。明治统治期间，儒家的四种美德仁、义、忠、孝经常出现在论述教育的有关文件中，被认为是官员们提倡的“文明和开化”政策的辅助；但是，“仁”和“义”的受重视程度不及能立即帮助到新国家政策的“忠”和“孝”。

天皇还接受日本传统著作和（程度相对较低的）西方历史的教育。不管哪个科目，他对教育的观念仍然非常保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这首诗中看出来：

千万年来

不曾改变的

是古代

圣贤们

留下的教诲

天皇的诗还流露出他意识到仅仅靠传统学识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够：

如果我们落后于

飞速发展的世界

那么即使

把文学作品都研究透

也没什么用

天皇认为向过去学习非常重要，然而新的教育政策却倾向于西方。例如，1876年7月14日，天皇视察了青森县的一所小学，十名学生用英语作了演讲和作文。他们演讲和作文的题目如下：

演讲：汉尼拔鼓励士兵的演说

作文：庆祝陛下访问青森

演讲：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作文：一首赞美开明和进步的颂歌

演讲：西塞罗对喀提林的攻击

作文：一首赞美教育的颂歌

演讲和作文还没结束，就到了天皇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走时，学生们用英语为他唱了一首歌。天皇给了学生每人五元钱，让他们购买《韦氏中级英语辞典》。然而返回东京后，他对元田说，自从1872年学校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式教育”在实践中的流弊已深，表现出来便是学生忽视了日本。

1878年从北海道和东海道回来之后，天皇把岩仓具视召来，告诉他有必要加强学校的日本传统道德教育。孩子们对日本传统一无所知，却能用英语流利地做关于汉尼拔和西塞罗的演讲，这显然令天皇不太高兴。

日本皇室。图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2.

天皇不仅对学术性机构感兴趣，还对教授“实用之学”的技术培训学校感兴趣。1878年1月24日，天皇参观了内务省劝农局下设的农学校（东京大学农学院前身），并发布诏书称“朕思，农为国之本”。强调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儒学家们一千多年来一直都这么说。区别在于学生们现在是在学校里学习现代农业的方法。他们不必像过去那样，为了成为优秀的农夫而在田间辛苦地劳作。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农耕方法，而是为了使正规的科学技术帮助提升农业产量，促进社会繁荣。

东京大学农学院前身，明治天皇即在图中建筑内发表演讲，1978年

1878年7月15日，天皇在工部大学的开幕典礼上讲话。对日本来说，系统传授科技的学校是新兴事物，是“启蒙”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把日本的科技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准，必须雇用外国专家担任教师。明治在参观全国各地的学校时，总是特别留意那些外国教师。在他们完成合同准备回国之际，明治通常会接见他们，而这种荣誉极少发生在日本人身上。我们已经知道，格兰特总统极力主张日本留住外国顾问。尽管他希望有一天每个教职都由日本人担任，但认为匆忙地解雇外国人并不是明智之举，“没必要匆忙地解雇外国专家……我认为你们应该留住外国人，能留多久留多久，例如那些为陛下创建工科大学的世界知名专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明治还鼓励（家境优渥的）日本人到国外留学，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掌握实用的学问，从而避免使日本落后于其他国家。他甚至在自己的诗作中强调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它们在我的花园里

茂盛地生长着——

因为我种植

并精心培育了

国外植物和树木的幼苗

流行的日英对照读物。图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1872年，政府为了使全国教育标准化，主要参考法国教育制度，颁布了一项教育指令（《学制》）。尽管结果证明这项计划过于理想主义，在日本有限的资源下无法实现，但却表明明治统治伊始便对教育非常重视。

新的教育制度公布后不久，便有怨言说当局耗资巨大，为了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而罔顾成本。行政官员也被指责过于干涉学校事务，盲目一刀切似地处理。由于国内的种种不满情绪，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麿（1845~1909）被派往美国考察教育制度。他回国后提出的建议背离了1872年建立的基本制度，即教育制度应该符合国力、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目前的文化。分权式的教育制度将取代法国式的教育体制，责任转移到地方。1878年5月，田中向伊藤博文提交了草案，伊藤做了某些修改，例如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将中央政府的干涉减到最少。草案通过了元老会的进一步审议，随后被送到天皇面前，等待批示。

3.

与此同时，受天皇之托，身负融合传统道德和新教育之任的岩仓已经决定必须改变教育政策。像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这样的人认为教育应该以忠孝为基础。道德教育（修身）一直以来都是小学的基本课程，并使用《大学》之类的儒家典籍作为教材，但这些人认为修身可能会被外国学问掩盖而黯然失色。

元田永孚笔迹，感激天皇赐予他一枝樱花。元田主张儒家道德教育是教育核心，并影响了明治天皇

1878年4月16日，岩仓和佐佐木在天皇身边服侍时，天皇向他们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称无论是汉学者、勤王家，还是（像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那样的）洋学者都不能忽视教育。5月5日，岩仓递交了一份奏折，敦促天皇比以前更加勤勉地处理政事。天皇说，政府的政治行为必须公正，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察晚近之世情，徒追洋风，不念独立自尊。如洋人称《论语》为良书，则即刻取而读之，若称其为恶书，则即刻丢而弃之，恰如愚夫愚妇争相参拜稻荷。”

 6月26日，天皇收到修改草案的第二天，鉴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浓厚兴趣，天皇承诺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由元田记录下来的内容显示，这份文件分为两部分。文件虽说是天皇的观点，实际表达的却几乎是元田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教育学问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尽人道。此为我祖训、国典之大旨。然最近专尊知识才艺，值文明开化之末，破平行乱风俗者诸多。维新之始，因舍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故取西洋之长处。虽日日奏功，然忽仁义忠孝，单追洋风，则将来可危，或至忘君臣父子之大义。此非教学之本意。故今后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尊诚实品行，同时于各学问中须应才器，学业益进，道德才艺皆完备。如此中正之教育学问行之天下，则我国独立之精神无耻于天下。

在第二篇文章中，天皇提到了巡游的经历：

去年秋，训览各县学校，亲察生徒学业，然如农商之子，发言皆为高尚之空论。纵西洋语通达者，亦不能译之为日语。如此学生卒业后，归家难就本业；高尚之空论，就公职亦无作用。之后或成夸耀博闻，目无尊长，妨碍县官吏之徒。

天皇还主张开设农业和商业课程，以代替那些卖弄学问的学科，这样农商子弟就能重拾他们谋生的基本职业，并获得成功。他召见伊藤博文，告诉他自己希望提升教育，改正作风，并征求伊藤的意见。

伊藤在给天皇的奏折中，一开始便控告道德的崩溃已经成为时代的标志。他把“风俗之弊”看做一种“病”，为了治疗这种疾病，则有必要找出病因。伊藤认为目前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形源于维新导致的“非常之变革”。闭国时代和封建制度的终结意味着武士阶层不再受到传统教条的约束。这种解放虽然可喜，然而旧制度下的“淳风美俗”也随之丧失殆尽。原有的生活来源被剥夺后，武士成为对前途迷茫、为不平所蛊惑的“政谈之徒”，有些受到了来自欧洲的激进思潮的影响。

道德的崩坏不能仅仅归咎于维新以来没有引进新的教育制度。然而即使教育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也是当前形势的最佳疗法。如果政府率先促进教育并弥补现行制度的不足，则有理由相信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伊藤反对以传统经典为基础，创立新旧折中的国教，因为那必须要等待圣贤出现，而这是政府无论如何都控制不了的。

儒家偏爱空洞的政治论争，这种论争导致年轻的武士很容易受到西方激进思潮的影响，伊藤赞成以技术教育的方式使他们放弃这种偏好。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实用知识，而不是政治讨论。最后他建议只有杰出的学生才可以学习法律和政治。

费利斯·比特拍摄的武士像，1865年左右

天皇给元田看了伊藤的奏折，元田承认，伊藤的见解发展了圣意，补充了遗漏。但是，用力太过，反而有误解天皇本意的地方。元田请求允许自己草拟一份答复，在答复中完全否定了伊藤的观点。元田坚持认为儒家的四书五经应该作为教育的核心，接下来是与伦理道德相关的国学著作，最后才是西方的书籍。伊藤说不应该期望教育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元田反问道，如果今天不打好基础，将来会怎么样？伊藤极力主张不要建立国教，至少目前不要，但元田问他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间。即便欧洲国家也有国教。从远古以来，日本就一直通过尊崇神圣的祖先和采纳儒家学说，即“祭政教学一致”而取得进步。“今日之国教，无他，亦复古也。”

不管怎么样，元田还是很高兴看到天皇任命了文部卿。这个职位曾长期空缺，最近才由寺岛宗则兼任。他希望天皇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告诉寺岛。第二天天皇派人请来寺岛，给他看了元田的两篇文章、伊藤的奏折以及元老院通过的教育草案。

4.

新的教育草案一共有四十七条。其中规定开办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除非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私立学校，否则每个村镇都将设立公办的小学；在那些办学条件不足的地方，应该提供巡回老师；儿童的教育将持续八年，从六岁到十四岁；家长和监护人有责任送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虽然法案的漏洞使家长得以规避这项责任，但它已经与全日本儿童的强制性义务教育法非常接近。尽管日本长期缺乏资金，政府依然非常重视教育。

这项根据1872年的《学制》修改的制度并不成功。过去七年辛苦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陷入混乱，教育水平也明显下降。原本为了使学校摆脱官僚机构的束缚，获得解放，结果却产生了放任自由的政策，而这是政府官员和天皇都不希望看到的。河野敏镰替换了寺岛宗则担任文部卿。他在陪同天皇参观乡村学校时，看到的情况令人震惊。因此河野决定改革教育法，加强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权力。1880年12月，元老院通过了修订过的教育法，修身列于所有科目之首。

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明治的观点似乎明显地趋于保守。天皇在教育上坚持儒家的价值观，显然是受了元田的影响。当然，每一代都喜欢将当时那些没出息的年轻人和过去那些简单真诚的年轻人做对比，但是教育政策的改变表明，尽管政府致力于发展和宣传实学，但却并不仅仅满足于哀叹旧道德的丧失，而是准备迫使年轻人向传统屈服。正如飞鸟井雅道所说的：“通往1890年《教育敕语》的道路已经开通。”

《教育敕语》原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敎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明治政府颁布《教育敕语》，是为了纠正当时日本教育偏重于欧美器物而忽略道德教育的问题。至昭和年间，《教育敕语》变得绝对化与神圣化，其内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教典。

推荐书目：明治天皇：1852~1912，[美] 唐纳德·基恩 著，曾小楚 伍秋玉 译

1867~1912年，日本从落后封闭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大国。欧美数百年间的变化，在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余年中急速上演；后世日本的命运，在此亦有端倪。然而，明治却隐身于各个事件和人物背后，难见踪迹。他是无能的傀儡，还是伟大的君主？在时代的巨大浪潮中，他如何应对周遭的一切？

明治天皇在位将近半个世纪，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些能力非凡且个性迥异的大臣，历史学家往往从这些人的角度来讨论明治天皇的统治，认为是他们的辉煌成就促成了日本的崛起，而明治天皇只不过发挥着仪式上的作用，仿佛他跟自己的国家毫不相干。不少普通日本人把明治天皇奉为有史以来无出其右的伟大君主，但也很难举出他的某项个人成就来匹配这份殊荣。

著名学者唐纳德·基恩依照《明治天皇纪》和当时政治家回忆录等日本史料，以及欧美使者的见闻、俄国的史料等，从更客观的角度为明治天皇描绘了一幅丰满的肖像，以及日本在这段关键时期飞速发展的弘大画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 唐纳德·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