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之外，谁来接纳那些“坏孩子”？

中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被带到流入地的孩子，被叫做“流动儿童”。2020年，中国留守儿童6693万，流动儿童7109万，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1.38亿，将近中国儿童总人口的一半。（《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有的孩子在城里上了几年学，得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试、上课，成为了“回流儿童”，既被城市抛弃，又融入不了农村。有的孩子缺乏父母的照顾和关爱，或者遭受暴力无人诉说、或者自己变得暴力，成为“问题儿童”。

问题是，如何让那些幼小的孩子，免于被本就自顾不暇的打工父母家暴；如何让缺乏父母支持的孩子，获得平等的教育；如何让那些无法融入学校的孩子，“有一个学校之外的选项”。

这篇文章中的故事，试图回答这些庞杂问题中的一环。

问题儿童

2018年5月的一个凌晨，在海口的滨濂新村，唐浩多遇到一个在街上游荡的小女孩。她穿着邋遢，衣服上粘着厚厚的污垢，还有一股几天没有换洗过的味道。唐浩多跟她打招呼，小女孩说：“我家里还有三把刀，你相不相信我拿过来插死你！”

第二天，小女孩又来唐浩多的杂货铺找他。因为手边没有小零食，他就给了她杂货铺里唯一的甜食，一盒金嗓子喉宝。“她像是小猫拿到一块小肉一样，赶紧叼走，怕别人争夺它。”十分钟以后，小女孩又回来找他，想要第二盒糖。过了一会，她又来要第三盒。

这个叫月亮的小女孩就住在杂货铺附近，和妈妈一起生活。在她们住的社区里，月亮母女已经搬了四次家，第一次是因为无法承担更高的房租，之后的几次，是因为月亮半夜不回家，敲邻居的门，房东不堪其扰把她们赶了出来。

滨濂新村

学校的问题更棘手。月亮长到14岁，常规来说，要读初二。但她在学校呆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换言之，几乎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学校换过好几个，每次不到一个礼拜，班主任就受不了，校长直接叫妈妈把她接走，从公立换到私立学校，去一两天马上被劝退。因为无法融入任何一间学校，月亮就不念书了。

唐浩多当时在公立学校做美术老师，他想知道这个孩子身上的暴力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唐浩多深入了解月亮的家庭，意识到一个女孩身上的问题，牵扯出两代人、多个女性的被动、失语、工具化和痛苦。月亮的妈妈，严格来说是养母，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发现她不能生育，无法延续血脉后，在农村的丈夫就提出离婚，她被迫离开了原本的婚姻。她那时40来岁，在农村是一个很难再婚的年纪。“在传统的观念系统当中，当她失去了生育这个所谓的功能性以后，她成为一个没有存在位置的女性。”

后来，她碰到了一个女性朋友。当时老家还没开放二胎，那朋友有一个女儿，婆家想生一个男孩，发现二胎是女孩就不想要了，但胎儿比较大，做引流的风险很大。这对父母告诉她，如果生下男孩他们自己养，如果是女孩，就给她。

月亮生下来第二天，一出院生母就抱着她交给现在的养母，前15天生母喂养母乳，15天以后就彻底离开了。

这对被抛弃的没有亲缘关系的母女，从农村搬到海口。月亮妈妈是流动摊贩，每天凌晨4点出门批发蔬菜，晚上才能回家。那时候月亮一岁，一个人待在家里。两岁的时候被送到全托所，母女一个月只见两次，回来以后月亮说同学和老师打她。

月亮在画画

相依为命的关系里也涌动着暗流。一个单身妈妈，认为自己孤独，价值感缺失，需要“有个伴”才养一个孩子，她还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孩子将来能解决养老问题。然而，许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根源，来自爱很难是全然无条件的，家长很难不对孩子有所期待，当月亮的妈妈对孩子的期待一次次落空，积累到一定程度，怨言、焦虑、不接纳就出现了。

月亮很小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反常现象，妈妈没有寻求过帮助，或者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干预。

周围的人说月亮有智力障碍，她妈妈一开始也怀疑是这样。但唐浩多根据他们的相处，意识到月亮并非那种所谓的智障儿童。

相处久了，唐浩多发现月亮身上的一些怪癖。月亮总会去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被认为是“违背良俗”“不道德”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禁忌，被禁忌的东西她就越去想要去破坏。”月亮有很严重的偷盗行为，唐浩多被她拿过好几次东西。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里，这会被粗暴地归结为“生性本恶的问题儿童屡教不改”，但唐浩多从创伤的角度出发，将之视为一种“应激反应”。“其实她是在挣扎，她有存在感的掉落，掉落的时候她一定非常恐慌，想猛地抓住一些东西，她想到的事就是进行一些破坏。”

对唐浩多来说，他产生了一种迫切感，如果不干预，这种破坏行为，以及她的创伤，会伴随月亮的一生，并不会随着人长大而消失。

唐浩多

2017年，唐浩多参与了艺术家满宇发起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在一组《家暴图谱》的作品中，唐浩多用简笔水墨画的形式，描摹了他和家里的孩子遭受父亲各种各样家暴的场景。

在《小鸟与好奇心》的访谈中，关于唐浩多的父子关系是这样写的。“毕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和父亲的关系，他鄙视他，同情他，屈服于他，就是不能挣脱他。”“生活中最痛苦的记忆——包括离家之后父亲如何对母亲施暴。”“看待自己父亲作为男性的处境，他作为家族成员的压力，他为何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和施暴的手，他为何要用蛮横纠缠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子的选择，从职业、婚姻到生育。”

《家暴图谱》（部分）

初中的时候，他开始了对父亲的漫长的叛逆期。他“完全不读书”，“不认识班主任”，在学校里整日游荡，或是在上课的时间逃出去爬树，偷果实，抓鱼，沉迷去录像厅看香港电影。考试分数自然是一塌糊涂，为了不让爸爸知道，他直接在试卷上改分数，“17”就加个“0”变“97”分，“3”就变“85”分，骗了整整三年。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画画。

有个学长看他画得好，介绍他去学画画。240块学费一个月，他就入门了。后来他读高中，想走艺考的道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上，他没有条件也没有意识去报名艺考班，没有补习，在宿舍里，摆个静物自己练。“我们家没有钱，所以就自学。”

让唐浩多觉得神奇的是，班上另外的四个同学也想考美术，没有老师，他们就拜唐浩多为师，跟着他学。几个人一起出钱买静物、布和画具回来。这个野路子的学习小组竟然真的考上了美术专业，唐浩多和另一位同学都做了美术老师，还有的做了设计师。

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学校系统，原生家庭，都很难称得上支持，只能说是“不干扰”。他在既定路线之外，踩在悬崖的边缘，颤颤巍巍地行走，依靠自学完成教育，成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再舔舐过去的伤痛。

在那之前，唐浩多在他任职的初中里，做了一个叫“聊社”的家庭会议工作坊项目，起初是一些小调查，比如中国孩子的学习作息时间，发现我们是全世界上学最早、下课最晚、作业最多、孩子平均睡眠时间最少的国家。他的学生给他留小纸条，倾诉自己的情绪问题，甚至有自残的倾向。唐浩多后来发起了一个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原本以为相比于他自己长大的农村，海口城市里的孩子的家庭问题会更少。没想到结果出乎意料，城市孩子受到的创伤的残酷性和数量一点都不少。

聊社的家暴问卷（部分）

有孩子因为在课间看《人类简史》被老师发现，回家以后被父母指责一个多小时。有孩子因为晚回家半小时，被关在家门外罚站两个小时。他发现暴力以更复杂和隐秘的形式存在，不只是体罚。他开始更多地关注青少年的暴力，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心理问题。

然而聊社没过多久便被校方叫停。随着调查的深入，唐浩多不想只是面向自己授课的学生，当他想要扩大学生群体以后，发现学校很难有这样的公开而灵活的机制，他试图申请做一个社团，但他收到了以下质问：你做的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你是不是心理老师？

和学生讨论家暴也被认为是敏感的，不合适的，最好别说的。在应试教育系统里的尝试，让他感到受挫和无奈。他教课的那一届学生毕业后，聊社便停止了。

无墙幼儿园

海口的滨濂新村是一个城中村。原本是一块菜地，后来老居民盖起自建房，租给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于是这里汇聚了各种职业身份、不同地域的人。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部分孩子从留守儿童变成随迁儿童，没有户口，上不了公立学校，被称为流动儿童。

7年前，唐浩多在这里租下了一个店铺，取名“伴伴杂货铺”。他想做一个实践性的空间，这里像普通杂货店一样卖日常用品，还有唐浩多老家产的地瓜酒、花生油。邻近的铺子已经换了好几波店主，伴伴杂货铺一直还在。

开在街边的伴伴杂货铺，它也是无墙幼儿园的主要活动空间。2018年摄

唐浩多决定把自己的教育实践移到学校外面，选中了这个地方。没想到遇到月亮，这成为新故事的开始。他想要在这里持续展开，想到把杂货铺变成一个非典型意义上的幼儿园。

“无时间限制、无空间限制、无模式限制”，这个30平方米大的地方被称为“无墙幼儿园”。它对孩子完全开放，无论哪里人，有没有户口，父母做什么，读什么学校，认识与否，是不是住这个社区，任何小朋友都可以进来。他们名正言顺地来这里玩游戏，做什么都没有规定，想玩什么玩什么。

唐浩多和他的朋友们，为城中村里缺乏父母陪伴，无法在陌生的城市建立自己伙伴关系，或者难以融入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包容的自由环境。“能跨进来无墙幼儿园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渴望。”更深层的部分，是他试图为受过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长期陪伴、艺术教育、社团活动。

唐浩多依然在做美术老师，无墙幼儿园是非盈利的性质的公共项目，租金由他自己承担，其他的运营成本主要依靠捐款，以及他为孩子们做的艺术项目的衍生品售卖，中间一度因为资金紧张无法继续，好在收到了一笔5000块的匿名捐款，这一笔钱可以让无墙幼儿园运转半年。

月亮

无墙幼儿园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为月亮办个展。唐浩多学艺术出身，自己也做雕塑作品，自然而然地，他想到用艺术的方式陪伴小朋友。月亮来画画的时候，他看到她身上原生的力量。“她并没有被社会给阉割或者驯化，绘画的方式没有成人的审美范式，画一只鸟要像鸟，画一只龙要像龙，她不遵守形象与否。这个东西很难得，因为是一个孩子特殊的经历之下，才会形成这样一种对绘画的表达和认知。”

唐浩多鼓励月亮继续画，画了几百幅，都放在伴伴杂货铺里，画纸和画布堆了一叠又一叠。个展的时候，认识月亮的大人和孩子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儿童”身上的另一面，还有从社区外赶来的观众们购买收藏她的画。唐浩多为她无偿代理作品，希望这个计划能持续到她18岁，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她能靠作品积攒的资金支持成年以后的生活。

月亮第一次个展 现场  2021年

唐浩多告诉我，他无意于将月亮塑造成某种“天才儿童”，也无意把她的破坏行为合理化成是因为她的天赋异禀，或是为她寻找一种世俗上的成功道路。他讲了一个细节，月亮看到有新面孔走进杂货铺，就会很欣喜地找唐浩多把收集的她的画拿给他们看，“她在捕获一种目光，希望自己受到关注。”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位置，其实就是存在感。存在感丧失的话，这个人会一直在掉落，就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比如会感到无意义，无意义可能就会陷入精神性的问题。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小孩，这种掉落都是非常可怕的，当你想挣扎，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反常的，破坏性的，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区，月亮可能一直找不到她的存在感是什么，但鼓励她一直画画，有人收藏她的画，不断肯定她这方面的能力，这赋予她一种“我不是随便画画，我是一个小画家”的自信，她可以在这件事上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做一个干预，让月亮把她的破坏行为转移到画画这个行为上，让她找到自己的位置，补偿她在成长过程中失去的一些情感。”

另一方面，个展售卖的画负担活动的成本，以及为之后的艺术介入提供预算。唐浩多觉得孩子对此是敏感的，直到现在，他都不希望只是捐款这样单向的施予和接受关系，更希望是一种交换关系。

30平方米的缓冲地带

唐浩多的朋友，心理咨询师徐雅珺很早就听他讲过月亮这个孩子。从精神疾病的角度来看，她认为这个孩子有挺严重的精神疾病困扰。月亮的言语暴力和破坏行为，是她疾病的表现。她特殊的童年遭遇和家庭背景，在儿童精神疾病的早期，没有得到连续的、有规律的养育条件，以至后面出现明显的症状。

她无法和同龄的孩子建立起社交，常规的学校教育并不适合她，对学校里的老师和其它孩子，想要和她磨合，也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问题的关键，并非如何让这个孩子立刻返回学校，而是是否有另一个学校之外的选项，可以暂时包容和纳入这样的孩子。

无墙幼儿园的意义也是在这里。一个应试教育系统之外，以社区这样松散的社会关系为基点，建立的给孩子的支持系统。

徐雅珺曾在法国读精神分析，在法国的社区医学-心理学-教育中心实习时她发现，每个社区都有这样的机构，为孩子提供心理咨询，为没办法去到常规学校和就读常规课程的孩子提供支持，为他们单独制定单独的教育计划，如果依然比较困难，会有一个团队的力量来介入。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日后能重回到日常的秩序里。这些服务全部是不收费的，不分肤色人种，在有些由比如红十字会资助的机构当中，也不论孩子是不是法国公民。

“比如说法国的移民问题，如果移民的语言没那么好，他们的孩子融入社会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这种机构起到了非常好的中介跟缓冲的作用。青少年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他们容易被极端对立的话语吸引，甚至加入恐怖组织。”

完成整个体系的搭建，法国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去真正有效率地回应问题。不仅仅关注孩子个体的成长，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一个家庭融入社会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从学校到社区的社会网络，都分布着孩子心理层面的支持系统，它辐射得足够广，介入得深而且早，成为解决困难的最小的代价，是社会缓冲机制的一部分。

孩子们在儿童市集中“交流”2022年

徐雅珺所接触的儿童心理咨询案例，大部分家长把孩子领来见她的时候，孩子的表现已经是上不了学了。

“等到这个时候，家长才意识到出问题，其实已经到挺严重的阶段。而且他们会认为只是学业上的问题。其实是孩子碰到了精神危机，只是表现在学业层面上。危机背后可能是他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等等。”比如家长觉得孩子沉迷手机，网瘾背后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遇到困难，他们无法回应，只好用逃避的方式。“家长以为是网络的问题，粗暴地禁止，其实因果关系可能是反的。”

当所谓的“问题儿童”没有得到及时的介入，长大以后可能会发展出更可怕的结果，到那时，结果就不只是一个家庭来承受了。当她看到月亮这样的孩子在无墙幼儿园时，她意识到这就是一个给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的缓冲地带。“那些孩子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给他们提供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未来生活的道路可能非常成问题。”

这理应是尽整个社会之力去做的，而唐浩多几乎是单打独斗地，以个人的力量，低到惊人的成本，和7年之久的坚持，残酷的现实里，为困境儿童勉力维持着平等、自由、友善的30平方米。

诗

月亮之外，无墙幼儿园的一些孩子也有棘手的状况。比如有偷盗行为的孩子陆续有十几个。

和月亮住同一栋楼的桃子，刚来的时候一身淤青，妈妈因为她不会写作业打她。唐浩多会延长关门的时间，让她可以待久一点，有个躲避的地方。但是两年后，桃子跟着妈妈搬走了，他们断了联系。

无墙幼儿园另一个项目是儿童口述诗。他留意到来玩的孩子们无意中说出的一些句子，断断续续，不成章法，特别像诗的感觉。第一首被记录下来的口述诗来自六岁的王宛怡。她说：“我想回老家/跟奶奶说话/我想回老家/跟爷爷玩/我想陪爷爷奶奶一起玩耍……我想爷爷奶奶回海口/一起游泳。”

对孩子来说，写诗是一个很随性的事情，想到写就写，写幻想，写生活，写苦闷，也写暴力。五岁的小鱼写：“爷爷打奶奶了/我希望爷爷不要打奶奶/妈妈和爸爸吵架了/我希望他们不要吵架/二姐和大姐打架了/我希望她们不要打架。”有一个12岁的男孩小jun则在诗里写：“有一个她很贱，那她有多贱，因为她说到没有做到……”

儿童口述诗集的内页

唐浩多收集起孩童纯真无邪的话语，也保留了灰色的一面，那是真实的话语，是从伤痕累累的原生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说出的话。真正的问题是，大人们该如何不再假装那些暴力的词语不存在，如何面对、接纳、改变。

“我经常说我是被唤醒，我是一起成长。感知到孩子不那么让人舒服的举动，比如说偷盗，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厌恶愤怒，想不明白，然后我要教训你一下。这种反应对我们的工作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会阻碍我们关系的建立。我必须站在他们的视角上看为什么会这样，慢慢获得和孩子相处的经验。”

《儿童口述诗二》，2023年

作为幸存者

最近无墙幼儿园受欢迎的项目叫“一日店长”。发起人是来店里帮忙的志愿者开心果。开心果准备离开时，孩子们不舍地问为什么要离开？开心果就撒了个“谎”，说因为资金困难要关闭了。有个叫小哲的孩子觉得非常可惜。他主动问，可不可以帮忙。因为孩子不假思索的善意，开心果决定做点什么。她跟小哲说可以过来帮忙看看店。那天下午，孩子就组织了一场手工游戏。

后来杂货铺有资金支持活下去了，开心果结束了项目期离开，但让小朋友来主导组织活动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唐浩多就跟孩子们说可以来做一日店长，不用通过家长，做什么他们自己决定，孩子们踊跃报名。

昊昊在一日店长活动中组织的“手工桌面足球”工作坊  2024年

有的孩子做手工工作坊，用瓦楞纸做新年书，足球桌游，有的放电影，还有自创小游戏的。附近社区的家长得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想给孩子申请做店长。于是，无墙幼儿园里的孩子逐渐延伸到城市里本地人、中产阶层的孩子。

如今，对无墙幼儿园里的孩子，唐浩多的定义已经从起初的“流动儿童”扩大为更普遍的“困境儿童”。“最早城中村的环境，是接触到一波留守和随迁儿童，当连接的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是需要更加开放接纳其他的孩子，即使是城市中产的孩子，他们也存在问题。我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流动儿童，而是整个中国的教育问题。”

唐浩多的女儿也常去无墙幼儿园玩，和那里的孩子成为玩伴。她会伸出手臂对着唐浩多喊“爸爸抱抱。”偶尔，月亮会像他的女儿一样，对着他喊：“爸爸抱抱。”

（文章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老衲，编辑：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