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城外农民工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伐柴商心事（ID：Fachai_story），作者：大帅去伐柴

上海陆家嘴，632米的上海中心像一条银色巨龙，盘旋飞升，直插云海。这里是上海的天际线，中国的金融中心。每天有数十亿资金在这里翻滚，无数资本大戏在这里上演。

一江之隔的外滩，游人纷错如织。对他们来说，对岸不过是一个酷似未来之城的打卡圣地，那些心机和谋略、紧张和释然、泪水和欢笑、贪婪和梦想，都潜匿于他们笑魇如花的照片背景里。

2016年的一天，一个安徽小伙的未婚妻找到他，想来看看他这两年到底在上海干什么。第二天，小伙子把姑娘带到外滩，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合影留念。他指着远处刚落成的上海中心说：“看，那个楼是我建的。”“我没有钱带你进这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吴晓波在2017年底跨年演讲上讲的故事。浪漫的故事背后总有扎心的现实，上海中心的负责人告诉吴晓波，这个大楼的顶上刻的8000个名字，是建设大厦的农民工。这个小伙，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一名泥瓦工。

吴晓波在慨叹小伙子是大忽悠的同时，可能也被忽悠了。坐落于上海中心主楼西的荣誉墙，一共刻着参与建设大厦的500家单位和4021名建设者的名字。这些名字，三分之二是一线工作者，有多少是参与建设的农民工，无从知晓。

故事的内容与真假已不重要，多年来，农民工的处境都与这位安徽小伙一样，在城市中奋斗与成长，也在城市中神伤与失去。很多人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城市中度过，内心却始终在他乡和故土中纠结徘徊。这些境遇的矛盾和内心的挣扎，正是一部城里城外的农民工发展史。

一、离土不离乡，被命运所推

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铁栏和我们构不成秩序。——农民工诗人柳冬妩，《盲流》

1984年，河南平舆县老庄村的平静被打破了。村民余国清的四个儿子先后放弃了乡亲们眼里不错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等工作，跟着老爹到天津做防水施工去了。村里人都觉得老余一家疯了，放着有头有脸的营生不做，跑到千里之外给楼房做浇沥青能有什么出息。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出去干活是真的能挣大钱。老余的大儿子余志宽当教师，每月只有25块工资，而老余在天津一个月至少挣80块。这距离他提着白铁桶，揣着卖油菜籽换来的300元进城打工，不过一年时间[1]。

老余一家的经历，放在几年前，简直想都不敢想。中国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全部的才智、劳力和生命都围绕着土地，生生不息。但是大锅饭吃久了，农民的积极性已经被消磨殆尽，生产力低下，很多人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名不堪饥饿贫穷的农民在昏黄的油灯下，按下了手指印，分田到户“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2年通过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和肯定，它把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农民“交够国家和集体的”，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农民的积极性由此被激发，加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人口稠密村庄的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余。那些闲不住的农民为了增加收入，逐渐利用农闲时间，开始向城镇转移，依靠打零工、售贩农产品、倒卖小商品挣钱。

老余进城的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指出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应积极支持。同时，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等于把城市的大门向农民开了一道缝。

劳动力的解放和政策的支持，掀起了第一次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输出的热潮。仅1984一年，平舆县就输出劳力8800人，其中至少一半是做防水工，平舆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防水之乡。

这一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在所长费孝通的带领下正在进行小城镇研究，该课题组的张雨林教授在《县属镇的农民工》一文中，把从农村出来、进入城市的工人称为“农民工”。这是老余一家为代表的群体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称谓。

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工，都处在生活和务工的摸索阶段，像老余这样远走他乡的农民工仍是少数。更多的则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就近的乡镇就业。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其中乡镇企业职工约有9000万，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而跨省流动的人数不过500万，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农民工输出的劳动力支援了乡镇和大城市的经济建设，挣钱效应也开始凸显。根据测算，1988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平均工资达到了170元[2]，明显高于同期的职工工资145元[3]。要知道，当时的企业职工，可是所有人向往的稳定、高收入职业。余家大儿子余志宽干了没几年，就花了2700块买了台长虹21寸彩电运回村，引起了轰动。只不过，直到村里90年代初通了电才用上。

冰河融化后迸发出的惊人生命力，让上下猝不及防。在先富农民工的示范带动下，1989年春节，各地的农名工开始爆发性地到外地务工，各大城市火车站被操着南腔北调、手拎编织袋的农民工挤爆。三月开始，国务院、公安部接连发文，要求“严格控制当地民工盲目外流”。农民工外出务工开始受到限制，数量也开始下滑。

到了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为市场经济正名。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扩大。同时，为鼓励农民增收、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开始放宽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条件，并“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

高收入的吸引与政策相叠加，农民工开始向发达的东南沿海跨区域大规模迁徙，进入了“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新阶段。第二年，外出农民工就达到6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4倍多。

十年后，随着加入WTO，我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崭露头角，工业化驶入了“高速公路”，大批农民工也开始为各行业注入“新鲜血液”。这一年，十六大正式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政策大门进一步打开，农民工跨省流动成为常态。

到2010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高达15335万人，占比高达63.3%。在余国清的家乡平舆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超过28万，其中有15万多人从事和老余家一样的防水防潮业。而平舆所在的河南省外出务工人员总量突破2300万人，其中有1200多万人在省外务工，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55%以上[1]。

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开始助力中国经济腾飞。

二、进厂“进城”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农民工诗人许立志，《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2009年，深圳莱依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肖红霞、曹彬等七位普通的打工者，在公司对面的翠珊园酒店里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他们不知道这个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也并不能很好地理解采访的内容，大多数人说话很少。

几个月后，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代表中国工人，登上了《时代》周刊，成为当年的年度人物亚军。

那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没有散去，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顺利实现“保八”。《时代》周刊评论道，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谁应该值得赞誉？是背井离乡的数千万工人，他们告别家人来到中国迅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中……在工厂周围我们发现了一些正带领这个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人。”

这些背井离乡的肖红霞、曹彬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工，也是真真正正的产业工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早已融入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亲历者和建设者。

2015年，我国城镇全部就业人员为40410万人，扣除个体就业人数7800万人，剩余的32610万人就是通常所说的城镇职工人数。其中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就有16884万人，占城镇职工人数的51.7%。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研究指出，2017年近三亿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4]。

根据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农民工以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而其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就占到了29.9%和18.9%。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以从事批发零售、居民服务居多，交运仓储邮政和餐饮住宿次之。从上海中心到苹果手机，从快递外卖到理发吃饭，农民工的身影无处不在，切切实实做大做强了第二和第三产业。

推动经济发展、改变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背面，是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窘境。2017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合全年收入为41820元。而同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5761元[6,7]。80年代劳动力短缺，农民工碾压工人工资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但农民工权益仍无法得到保障，高强度工作、加班、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许多农民工不知社保为何物，更谈不上真正职工享受的各种休假、探亲、体检等等福利。农民户籍，又使得他们无法正常享受城市提供的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空有产业工人的名，却无其实。

正是低工资、低社保、低福利这“三低”造就了低廉的农民工劳动力。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和低廉的成本，资本报酬回报率才会比较高，资本得以迅速积累。同时，劳动力本身也在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底气——人口红利，大抵来源于此。

然而，近几年来，情况又在悄悄发生变化。

三、离厂回乡

从工厂退到工地、从机器退到螺丝；从工号退到名字、从衰老退到年少；从衰老退到青春年少、从衰老退到青春年少；故乡依然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农民工诗人唐以洪，《退着回到故乡》

在登上《时代》周刊两年后，老家德阳的曹彬带着同是“时代工人”的老婆彭春霞搬到了成都，成为了一名电焊工。而他，只是千万返乡就业农民工中的一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8]。虽然农民工数量还在增长，但增速已经接近于0，创下十年新低。

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民工人数从2010年一路走低，这与在《快，时间不等人》一文中对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峰值分析高度一致。2010年，已经是事实上人口红利的分水岭。

官方对农民工的定义是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因此，农民工数量减少的原因要么是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要么就是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外出不到6个月以上。

首先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从2002年加入WTO后就逐渐降低，农业一直是反向输出劳动力的产业。其次外出打短工的农村劳动力几乎不存在，主要原因是交通、住宿和社交成本会让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同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因此从事农业和短期外出务工的原因可以排除。

近年来，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开始加速。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从11年的35％左右提高到42%[9]，农村户籍人口从2013年到2017年共减少6853万人，仅2017年一年就减少了超过1400万人[10]。这才是真正导致农民工数量减少的首要因素。但与城市主动接纳不同，农民工在城镇化中身份的转变多是被动的，是跟着撤县划市等行政调整变成了城镇居民。

即便是存量的农民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的年轻农民工逐年降低。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到2017年已经增至21.3%，且涨幅一直在增大。要知道，这一比例在10年前只有大概11%左右。

来源：[5]

农民工老龄化其实暗合了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大的趋势。但在传统的建筑业和制造业中，这种问题更加突出。

有建筑业朋友告诉我，他工地的工人大约8成都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而制造业的年轻农民工，则更多的被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代驾甚至直播等互联网催生出来的新服务业分流。在影响年轻农民工择业的因素中，排名第一的不是收入，也不是辛苦程度，而是相对自由的可支配时间。我想，这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从分布结构上看，2018年，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二者的比例约为1.5:1[8]。从2010年左右开始，外出农民工的比例就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像“时代工人”曹彬和妻子一样，开始回乡。

由于统计局口径的本地农民工是指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这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工是回流到了自己的家乡。从外出农民工省内与省外就业占比变化也能看出这一趋势。同样是在2010年左右，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开始超越省外，并缓慢增长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沿海城市一直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首选。但随着大城市土地、租金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以制造业为生的农民工也跟着开始迁移。2010年，富士康在郑州建设新园区，将包括苹果手机在内的大量电子产品生产线搬迁至此。不到十年时间，三大园区的员工数突破了25万人。

另一方面，高昂的房租、生活成本使得外出农民工负担加重，加上一些过激的政策，他们不得不离开大城市，开始向家乡回流。2017年，西部地区输入农民工人数为5754万人，净增270万，增幅高达4.9%，而东部地区虽然输入总量高达15993万人，但增幅只有0.2%。

回过头来看吴晓波故事中的安徽小伙，他无疑是幸福的。且不说建设上海中心可以吹多久的牛，光有女朋友这一点，就足以羡煞旁人。在全部农民工中，单身占19.8%。而在外出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更高，达到35.5%。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故事里小伙子那么深的套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地农民工中，已婚比例高达90.2%，这可能也是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因为，家才是所有人最终的归宿。

尾声

从离土离乡，到进厂“进城”，再到离厂回乡，农民工的迁徙，其实是国内经济、产业、人口、城乡发展的缩影。

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并使之输出到发达地区，有效支撑了人口红利，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农民工建设了城市、服务了城市，却与城市擦肩，享受不了城市带来的福利。产业转移加之进城成本增加，让他们兜兜转转，又开始慢慢重归故土。

这种无奈和心酸，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农民工”这三个字上。干的是工人的活，却还扣着“农民”的帽子。长期以来，户籍制度上发展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工仍无法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能从事“险、脏、累”的工作，歧视仍然存在，得不到平等的待遇。

然而历史总是螺旋前进。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上一年跌幅高达11.6%。当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包括农民工的劳动力将会成为珍贵的资源，人力成本将大幅攀升。在传统的用工大省和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在北京，装修工人月薪过万，完虐大多数白领。在珠三角，用快手直播招工，而“八级工”已达万元月薪。在长三角，节后招工难，普工返工奖金最高飙至五千元。

从2017年起，各大城市都开始不断升级加强抢人大战，标准从大学生一直延伸到中专生。有城市的民警甚至在市场中拿着大喇叭喊：“朋友们，有没有落户的？”

在不远的未来，喇叭里的朋友，也包括农民。而“农民工”这一称谓，也将彻底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1] 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洪流》，花城出版社，2012。

[2] 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2011。

[3] 宋长青，《1988年全国职工工资增长情况简析》，中国劳动科学，1989。

[4] 燕晓飞主编，《中国职工状况研究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5]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

[6] 国家统计局，《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018。

[7] 国家统计局，《2017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018。

[8] 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9] 姜超、陈兴，《返乡的农民工，还回城吗？》，海通宏观，2019。

[10] 魏后凯、黄秉信主编，《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