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医师规培制度第一人”回应规培之问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简称“规培制度”，在国内是一个时常引发争议的话题。

规培制度的支持方认为，规培为中国积蓄了大量中基层医疗力量，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国内医疗资源贫瘠之处的卫生医疗水平；其反对方认为，医疗体系本就如同权力等级森严的巨塔，而形变后的规培制度会进一步恶化权力弱势方的处境，年轻一代的生存也再多一道掣肘。

今年一季度，包括湖南省人民医院、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内，国内医疗领域的社会恶性事件频发，其中有表现为专硕生频频轻生。其实，这些自杀的年轻人并不是规培生，但由于临床医学的专硕生都要接受33个月的规培，所以，“规培制度压迫学生”的言论也就愈演愈烈。由此，规培制度的合理性和价值也颇受质疑。

4月1日，作为国内住院医师规培制度的发起者之一， 国内著名临床麻醉学专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原主任刘进接受了包括界面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讨论了关于规培制度的设立初衷、目前存在的问题、潜在的解决方案等话题。

刘进的核心观点为，现阶段在中国实施规培制度是必要的。因为三甲医院这类顶尖且数量有限的医疗资源在中国只能服务到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而三分之二的病人，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普通城镇居民会集中在中基层医院、卫生院和诊所看病治病。

同时，刘进也承认，规培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接受规培期间专硕生的待遇也需进一步保障，但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此类问题，正在努力解决。

一、初衷系储备更多“靠谱医生”

“规培制度”的全称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它是一项针对住院医师的培训制度。而所谓“住院医师”，是对介于医学院毕业生和能独立行医的主治医师之间的低年资医师的统称。“专硕生”是指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是一种全日制的研究生。

3月中旬开始，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的两起自杀事件引发社会关注。随后，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向央广网确认，死者中有参加医院规培的人员。据刘进了解，其身份为专硕生。

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还在发言中称，两人为何会选择极端方式离开的原因尚不明确，医院正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规培制度的讨论。

刘进是中国本世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发起者之一，也是国内著名临床麻醉学专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原主任。

1994年初，在从美国归国后，刘进回到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并开展了麻醉科住院医师规培的试点工作。后来，为了能在综合性医院开展规培工作，刘进于2000年加入华西医院并开始在麻醉科实行规培。2003年开始，华西医院的其他科室也开始普及社会人身份的规培工作。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住院医师培训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培训在2013年与2014年交接时期被推至顶峰。

2013年12月31日，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文）文件。它标志着中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正式启动。也因此，2014年成为了中国全面施行规培制度的起始年。

通俗理解，从2014年起，5年本科毕业后的医学生，要参加3年规培。通过二级学科（如内科、外科、麻醉科、放射科等）培训后，通过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的规培生会得到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这一证书也会影响医学生日后的应聘和职称评定。

和别的职业相比，医师是一种对临床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要求非常高的职业。因此，医学生在医学院毕业后，经历一段时间的严格且高强度的培训具有必要性。同时，在中国开展规培制度，也是基于国内的现实情况。

在宏观层面，中国医疗现状中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是事实。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若是按医院等级划分，国内现有3523家三级医院，包括1716家三级甲等医院，1.11万家二级医院，1.28万家一级医院，9493家未定级医院。

由此可见，头部水准的三甲医院仅占医院总数的4.6%。如果再关注医院数量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及其占比，中国医疗资源中的“塔尖”占比极少现象就更明显。截至2022年，中国共有医院3.69万家，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7.97万家，后者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所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即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务室、护理站等。按照其占比95%以上的体量推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才是更多公众在日常出现健康问题之际能最快“获救”的地方。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诊疗能力也显然有差异。这种不均衡，对身处在中国社会的普通公众而言，是风险。

刘进认为，在中国建立规培制度，就是希望更多的中国普通百姓都能遇到“靠谱”的医生。

他解释称，因为三甲医院这类顶尖且数量有限的医疗资源在中国只能服务到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而三分之二的病人，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普通城镇居民会集中在中基层医院、卫生院和诊所看病治病。

因此，“规培制度真正希望解决的问题是，能提高这些占医师比例高达三分之二的、又为高达三分之二的病人看病治病的中基层医院、卫生院和诊所医师们的水平。这也是解决大多数病人看病难的基本措施之一”，刘进表示。

二、规培薪资能到当地社平工资

事实上，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未必不能理解国家宏观调控医疗资源的意图。只是，从切身的生存体验出发，当听闻年轻一代遭遇不公乃至自杀离世之际，愤怒的情绪会油然而生。在随之而来的叫屈声中，规培生也被认为是一种“廉价劳动力”。2014年起，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年3万元的标准，对规培生和培训基地进行补助。

面对“廉价劳动力”的问题，刘进没有避讳。他甚至很详细地拆解了这一问题，将其分为了“廉价”和“劳动力”两个部分。

首先，是关于“廉价”的部分。刘进表示，从2003年起，他作为归国华侨代表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在2003年到2013年这10年间，他只提了一个议案和建议——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将其费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他在2012年提出，每人每年10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给基地做培训经费，三分之二给住院医师。

刘进表示，“要是2013年国家采纳我的意见就好了，但遗憾的是只采纳了我建议经费的30%，只给了每人每年3万元，其中有1万块钱是给培训基地的教学用，但另外2万块钱必须一分不少的给每个住院医师。2万块钱除以12个月，一个月就是1667块钱。1677块钱够不够？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医院必须给予一定的补足。”

刘进认为，“如果每人每年10万，其中三分之二用于住院医师，他们的收入会更有保障”。不过，时至今日，规培的年国家财政补贴确实只有3万。

对于现状，刘进的解释有两方面，一是，从医院层面来看，医院其实已经进行了一部分补贴。二是，据他了解，绝大部分的规培基地给规培生的薪资加上国家的补贴，合计能达到或接近当地社会职工的平均工资，简称“社平工资”。例如，北上广深等城市是每年12万元左右，成都等城市是7万元左右。

若参照社平工资的水准，刘进认为，规培生的收入状况是，“约有一半所在城市的职工收入比他们少，约有一半的职工比他们多”，因此，在这一标准之下，将规培生的收入评价为“廉价”并不合适。

当然，今时今日，用社平工资的水准来衡量国民生活水平是否恰当是另一个话题。

对于继续提升规培生群体收入的这一事项，刘进表示了支持。他认为，由于“三级医院没有义务花自己的钱为全国各地医院去培养年轻医师”，因此国家财政至少应该覆盖九成以上的住院医师规培费用。

他表示，“2012年我提出每人每年10万的标准，现在还应该再高一点，如12万—15万，因为又过了这么多年，各种费用都在涨。这不仅能保障规培生的收入，这也会激励规培基地为国家多招收和培训住院医师。”

而在“劳动力”这件事上，刘进认为，由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的特殊性，医生没有办法保证8小时一到就下班。基于此，在培训住院医师的时候，也不可能按照每天都只工作8小时的标准训练。

行业方面，中国医生的“加班”问题非常突出。据艾瑞咨询2017年发布的《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77%的医生表示曾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24.6%的医生周工作时长曾超80小时;43.5%的医生表示曾每月在院留宿8次，留宿次数在11次以上的医生比例达20%。照此数据推算，参与此调研的医生中，每日工作时长在10小时的人不在少数。

三、规培阶段培训有专业方案

和“廉价劳动力”相并列的问题是“规培生到底在规培阶段学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实质是在质疑规培制度能否培养专业医疗力量。

当前的舆论中，不乏参与规培的人员会表示，自己总是在“写病历”、“干杂活”，或是接受包括“拿外卖”这一类与工作毫不相干的私人指令。

作为毕业后的“再教育”，规培其实也有其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设计。在国内，中国医师协会负责制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它相当于是一份学科培养方案。文件中，各科室的培训细则悉数在目。规培虽可大致理解成“各科室轮转”，但不同科的医生，他们经历轮转的科室并不一样。

例如，以眼科和妇产科的比较为例，眼科培训第一年去的是急诊科、神经内科、眼科检查、眼科治疗、眼科门诊手术室等；妇产科培训第一年去的是产科（含新生儿科）、计生科（门诊或病房）、妇科（包括普通妇科、肿瘤/生殖科）等。住院医师都必须学习这些内容都是高水平的高年资临床医师们多年行医后得出结论，这也意味着，仅仅在第一年，规培生其实已经背负了相当繁杂的学习内容。

再以妇产科第一年在普通妇科轮转的4个月期限内为例，在2022年版本的要求中，妇产科规培生要掌握的妇产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病种及其相对应的病例数要求为：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附件良性肿物各20例，生殖道炎症、妇科急腹症、异常子宫出血、宫颈上皮内病变各10例，子宫内膜病变、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及生殖器官损伤疾各5例。

这一信息体现的是，国内对于规培生的培训，在宏观设计层面，其实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学习指引。规培生需要完成相对应的学习实践内容，但它们的实际状况也确实繁杂。如果要用一个笼统的词汇表示，也就是“干杂活”。当然，对于培训的到位程度，可能也无法轻易下结论。

但对于把写病历、查房、上台拉钩等当作“打杂”的观念，刘进认为并不正确。他认为，写大病历就是各科医师，特别是儿科、内科医师的临床基本功，为任何一个病人写病历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次严格的训练临床逻辑思维和推理的过程。刘进强调，学好临床的知识与技能，只有在临床“干活”这条途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另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其实也提示了，规培生的学习强度不会低，若是在此之上还要同比帮助带教老师操持规培之外的事宜或是还有自己的学业任务，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对此，刘进认为，作为规培基地的三甲医院必须认识到，“三甲医院应该是医教研全面发展，其中临床医疗最重要，第二是教育培训，第三才是科研。现在很多医院认为科研比教育培训还重要，这是不对的。”

四、专业硕士参与规培属教育部主管

在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的两起自杀事件发生前，今年2月，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临床专业研究生三年级学生曹丽萍，在按照专硕并轨规培读研期间，在医学院定点的规培基地——湖南省人民医院接受第三年的规培期中，最终被发现于值班室内自杀。

从那时起，社会就爆发了一连串对于规培制度的质疑。在接受媒体采访之际，刘进指出，“规培生是规培生，专硕生是专硕生，他们在医院人员管理中根本不是同一种身份，也归属不同的体系管理。”

在中国于2014年开启规培制度之际，临床医学专硕生采用研究生和规培并轨的模式也同步实施，通俗理解为“边读书边规培”。在规培时期结束后，专硕生可同时获得毕业证、学位证、执医证、规培证。

但整个专硕生参与规培的期间，从主管部门来看，专硕研究生教育属于教育部门主管的工作，规培则由卫生部门主管。这也就是刘进说的“不是同一种身份，也归属不同的体系管理。”

这句乍听之下不符合大部分公众认知的话语，其实将国内对于规培制度的讨论引入了另一方向。也就是，专硕并轨规培这一教育制度，其“四证合一”的培养思路，是否应该进一步改善。

当然，面对这一问题，除了可以进一步思考医学专硕这一学位授予设计的合理性，医学生本身，或许也需要追问自身在做出选择之际的得失心。

刘进指出，现在医学生从医学院毕业时对上述两条成长路径的异同之处是清楚的，作为成年人在做出选择之际也一定有过权衡——是选择做规培生或是专硕生。对于规培生而言，他们属于卫健委的规培系统管理，并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和更多的医院补贴，规培期间，他们的收入会较专硕生更高。

同时，规培生没有学位课程和毕业论文的压力，临床培训相对单纯。因此，规培生结业时也只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培结业证书》。结业后，规培生到中基层医院、卫生院和诊所等医疗机构去行医的可能性更大，学术地位和行医的收入也比在大医院行医较低。

但对于选择成为专硕生而言，就是选择了一条学习培训压力更大、收入更低，但能多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同时职业前景可能更优的成长道路。但由始至终，专硕生都是全日制研究生身份。这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在完成规培的33个月期间，无法领到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相应数量的医院补贴。“因为，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按属于卫健委规培系统的规培生人头给钱，一人一年3万，规培系统有多少人头就给多少钱。专硕生是属于教育部系统，不在卫健委的规培系统中，自然拿不到这部分补贴”，刘进表示。

刘进还提出，这一情况在十几年前其最初提议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时期并不存在。这种规培生和专硕生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是后来教育部要求专硕士生必须参加33个月的规培后才出现。

在人数比例方面，由于教育部分配的硕士研究生名额有限，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医学院应届毕业生能有机会读硕士研究生，约四分之三的医学院应届毕业生将选择直接做规培住院医师。另有少数人做学术性硕士生或极少数改行不再当医生。

这其实也提示了，目前社会屡屡出现的悲剧事件，有相当比例的所谓“规培生”实际是专硕生。公众在辨认悲剧事件时，需要对此进行分辨。

刘进认为，解决专硕生待遇较低的矛盾可以采取两个措施。第一，教育部门主动与国家财政部和卫健委积极沟通，争取将专硕生的财政补贴和医院补贴也纳入规培生补贴体系中去。第二，从长远入手，国家应建立新的医学学位授予制度，将层次不同的医学学位，授予已拥有不同水平的临床医学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学医者。

五、规培生和专硕生都应提高维权意识

面对近期几例主要为专硕生自杀的悲剧事件，刘进表示，非常痛心。他认为，最近报道自杀的学医者多为专硕生，也提示了他们在成长中承受的压力可能明显更大。

刘进认为，简单地将他们都归结为过劳死，或者是规培制度，并不是尊重死者的态度，也不利于更积极正确地开展预防青年医师早逝的工作，“这根本就不是网友们泄愤式的评论就能解决的问题。”

刘进建议，年轻医师要警惕自己是否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意识到患有相关疾病的时候主动诊断及时汇报，医院职工（包括规培生和专硕生）的常规体检年龄应该提前到25岁，争取努力做到对很多基础性疾病的预警预防和早诊早治。

同时，医院、科室和老师，家长关心规培生和专硕生的身心健康，开展相关培训，心理情绪上予以年轻医生更多的关怀和疏导，要告知他们在人生中出现心理障碍是常常可能发生的事情，重点在于及时寻求家人、老师和专家的帮助。规培生和专硕生也应提高和老师与领导的主动沟通能力，以及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在这样的话语背后，是并不轻松的社会现实。国家统计局在2023年曾发布过一组数据——当年4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8小时。至此，该指标创下自2017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同一时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国内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微降至5.2%，但青年失业率首破20%，也创新高。

在心理健康方面，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数据，1990年至2019年，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从每十万人2884.52例上升至每十万人3519.26例，30年间增长约22%。同时，国内已经存在包括肿瘤、心血管疾病在内的各类疾病是否出现年轻化问题的讨论。

刘进在采访中强调，需要从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特别是提高对工人、农民和普通城镇居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水平的高度，来看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个国家培养大量合格临床医师的制度。这样不仅能够得到全社会的更加理解和支持，也会加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医学院和规培基地医院、临床教师对改进和完善中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进一步完善规培制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记者：黄华，编辑：许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