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今年经济怎么走？未来五到十年，你会过得开心吗？和你一样辛苦的世界人民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都在想啥？你老板会不会给涨工资？你会不会被下岗？找算命先生没用，虎嗅综合了本周六（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第一天上午的论坛上嘉宾们的高论，看看他们怎么说。

头图：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现场 ©视觉中国

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工业结构还是比较僵化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 杨伟民）

中国是在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年来应该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去产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去杠杆，现在宏观杠杆率我看有的数据反映也已经下降了，特别是促进了2016年从第四季度开始，一直到2017年经济的企稳，但略有回升。

但是到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再度掉头向下，这可能就会有疑问，说是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了？我觉得恰恰相反，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三去一降一补”是非常重要的，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一些变化。

目前的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我觉得主要还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的反映。比如说经济减速主要是工业减速，因为我们服务业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原因工业减速的原因就是工业还没有完成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我们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工业结构还是比较僵化的。

……从去年情况来看，经济减速主要由于消费和投资双减速，消费的减速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服务消费比重在提高。汽车的消费其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汽车的消费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周期性的变化过程当中等等。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问题在于房地产，但是房地产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有些地方过剩了，有些地方供给又不足。

投资减速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投资在减速，这是大头，我们投资当中基建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主的基建投资占的比重很大。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过去前期积累的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过大，从去年开始中央开始问责，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再变换花样举债搞基建了。其实这是一个更复杂的体制性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更多地触及，涉及到国企和民企，涉及到中央财政和地方事权，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高质量发展是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

我想提醒大家关注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面对新的经济下行的压力，今年的财政政策提出要积极财政政策中要加以体现，围绕财政赤字、减税降费、政府投资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现在讲到2019年财政政策配置格局的时候，我想有两条大家会发现，而且应当发现，一条就是今年的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和以往的配置格局，特别是和10年前我们经历的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有所不同。

第二，今年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和此前经济学界所讨论的、所预期的，甚至强烈主张的财政政策的财政配置格局也有所不同。

我们的减税降费无疑是历史上力度最大，是空前的，但是当看到高达2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的时候，至少有三个方面和以往不同，和大家预期的不同要特别关注到。

比如第一，2万亿的减税降费落在谁的身上了？主要是落在企业身上的，整个2万亿减税降费的设计的着眼点是落实于给企业减税降费，为什么要主要落实于企业身上？我想这和减税降费的出发点，以及它的归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是把减税降费的目标或主要目标锁定于给企业降成本，或给实体经济降成本。

当然对于个人，应当说从去年1月1日开始启动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的改革，已经兼顾了给个人扩需求、给家庭扩需求的目标，但是当把扩需求的目标和降成本的目标放在一起做评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政策目标是向降成本一方倾斜的。因为综合制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减税，但减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或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虽然几千万人不交个人所得税了，但是从个人所得税最终规模上减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一部分人减税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是要加税的，所以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你会看到它的着力点在哪儿。

……这2万亿的减税降费的规模，是落在哪儿呢？是落在增值税和社保缴费上的，抛开社保缴费有特殊意义，我们暂且不论及，为什么都落在增值税身上，而没有落在，或没有像以往那样落在企业所得税身上。即便给企业减，我们可以在企业所缴纳的税费上作文章，企业既有流转税费也有所得税税费，传统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所得税距离企业的需求最近，而且最少的实质效应，为什么落在那上面去呢？我们着力给企业降的是成本，而不是扩的企业的需求。

整个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也是要落在结构性改革上的，这种结构性改革就是我们要减少、压缩流转税或者间接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要增加直接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这两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结构性改革在减税降费上的影响或影子。

还有其实很多其他方面的例子，比如说基建投资，今年也是扩大的，扩大基建投资的同时，强调要和补短版结合在一起，要瞄准于那些有特定目标的短板项目。如此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安排告诉我们什么呢？此积极财政政策非彼积极财政政策，把它扩展到周期调节上我们也必须说此逆周期调节，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经历的逆周期调节。

去全球化很明显，未来可能更糟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我们刚刚经历了上一次金融危机，当时，央行采取了大量的干预措施，把利率降到最低，并扩表。目前再看一下全球的状况，发达国家现在比危机前债务占GDP的比重更高，而且私营部门的债稍微降了一些，但是政府债务大大扩张。如果金融体系再经历危机的话，现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所以，我们需要像上次一样，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如果我们再一次经历一个金融危机，那这个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小，这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去全球化也非常明显，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变得更糟。美国实际上相当于要退出WTO了，意愿是非常清楚的，这些都是危机潜在的因素。

另外，如果说到机遇，实际上人类一直是能够在历史上证明自己能创造性解决问题。通常情况下世界经济会增长，而且未来还会继续增长。大部分的增长会来自于亚洲，这是世界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亚洲。最后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希望我们不要犯错，而保持全球一定水平的合作，否则就是灾难。

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崛起

（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劳伦斯·芬克 ）

如果回去看看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你会发现这一危机早期的迹象其实已经和2015年的发生的一些金融或者是经济市场的情况非常类似。可能也会这一轮的新的波动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颠覆。它的根源在于民粹主义的上升，以及政府试图努力应对这种民粹主义的方式。

对资本市场来说，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是因为什么原因崛起的。如何采取措施来缓解民粹主义上升或者抬头所带来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会面临一个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世界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关于贸易关税还是科技方面保护自己的利益。世界上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尤其是在欧洲看到保护自己的高科技企业的做法。

对世界来说，这样的变化可能将是越来越有颠覆性的。这并不意味着结果一定是糟糕的。也许这一切可能会带来非常好的结果，如果正确合理应对它们的话。我们应该想一想各自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也就是应对不平等的过程中，我们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从金融危机之后，不平等越来越两极分化，主流央行一直都非常有效帮助全球经济摆脱非常严重的衰退。但是它们所采取的政策工具，能够改善金融资产状况。因此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人，财富得到大幅度增长，而对世界上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金融资产，也并没有从金融资产大幅增值当中获益，尤其是和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比如说债券、其他的金融资产持有者那样获得如此多的收益。

世界上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民粹主义抬头的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对于全球经济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有些左翼政府的一些语境或者是表态。这样的立场或者是讨论，会削弱放缓全球经济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