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会分裂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 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弥尔顿·穆勒（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翻译：刘金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博士生，佐治亚理工学院访问学者），校对：唐巧盈（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互联网会分裂吗？Will the Internet Fragment?①

摘要：

互联网前所未有地将世界联合起来。但是，它正处于破碎的危险之中吗？网络安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以及对数据主权的呼声已经使很多人确信互联网正在碎片化。在这本精辟的新书中，弥尔顿·穆勒指出“碎片化”的论断打错了靶子。“碎片化”的辞藻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政府想要收编信息流动以纳入其管辖疆界的企图。关于碎片化的辩论，事实上是关乎数字世界里国家主权未来的权力斗争，是全球治理与开放获取和传统政府以疆界为限的管理模式的对抗。对于这种冲突，本书提出只有根本的制度创新才能解决。

关键词：互联网治理；主权；碎片化；收编

一条关于互联网的警告信息正在全世界传开。互联网正处于被撕裂，即碎片化的危险之中。“在经过20年的连接之后，互联网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紧密，”《金融时报》在2014年年底写道，“但是互联网却即将变得巴尔干化。”(FT Reporters，2014)一年之后，两位德高望重的法学家不无担忧地说，“全球互联网时代正在过去。全世界的国家政府都在树起壁垒，阻止跨境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万维网正在被撕破”(Chander & Le，2015)。最悲观的版本来自网络安全专家尤金·卡巴斯基，他声称“随着国界内的政府机构和大型国有公司之间的传播加速本地化，互联网碎片化将会带来一个充满矛盾的逆全球化”(Kaspersky，2013)。

这些说法到底有多严重？针对贸易、移民以及欧盟的政治抵抗力确实存在，而这种阻力看起来也适用于对互联网的担忧。如果存在这种威胁的话，那么当前信息传播和互联网政策的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当碎片化(fragmentation)或者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②的理念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辩论中越来越重要，那么探究这些概念也显得越发重要。我们所谓的互联网碎片化到底是指什么？它的表现又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全球互联网被割裂为不同区块的风险？

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在传播政策和全球治理领域打开了丰富的议题。信息的全球化与领土化、一个“开放的”和“封闭的”互联网，这个乍一看简单的二分法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被冠上碎片化之名的东西事实上是政治权威或者私人垄断出于限制和控制信息技术潜力目的的图谋不轨。但是，许多为不良企图所利用的方法和技术同时也被用来赋予当地行为体正当权力，以增强或保护他们自有网络、用户安全以及行为自由。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很难把握的事实是，数字技术是如此的灵活和强大，以至于它可以同时包容在各种环境中产生的不同形式的限制。

用“碎片化”这个词来研究这个问题真是大错特错。在本书里，我将会论述，全球兼容性带来的网络效应和经济收益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们经常击败而且将继续击败有损于全球技术包容性的任何系统性退化。这种包容性正是公共互联网所创造的。“碎片化”的慷慨陈词在某种程度上是困惑的结果，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是在试图掩饰另一个更加具有煽动性的问题——政府试图用管辖边界来收编(alignment)互联网。关于碎片化的辩论，事实上是关乎数字世界里国家主权未来的权力斗争。这不仅仅是互联网而已。这是地缘政治、国家权力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统一和完整的空间

把时钟拨回到2014年巴西圣保罗的春季。将近2000名来自商业、政府、公民社会和技术社群的人员聚集在这座城市，讨论互联网治理。这个被巴西主办方冠以NETMudial③的会议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它想要把被NSA间谍门的斯诺登事件所震惊以及已经动员起来的各方聚在一起。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时任ICANN董事会主席和CEO的法迪·切哈德宣布，“如果我们今年不能找到一条平等的、透明的路来治理互联网，那么我们很可能将退化到碎片化版本的互联网。”(Chehadé，2014)

有新闻消息报道，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大规模监控工具。出于对此的反应，NETMudial聚焦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几个基本原则的共识形成上。虽然会上讨论的很多原则依然是有争议的，但是并不妨碍大家在以下这点大家达成共识：

统一和完整的空间：互联网应该继续成为一个全球一致的、交互连接的、稳定的、完整的以及可拓展和可获得的网络之网络，这个网络应该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唯一标识符上……这使得数据包以及信息能够自由地从端到端传输……(NETmundial Multistakeholder Statement，2014)

尽管措辞别扭，但是这条互联网需要保持统一和完整的原则在会议的成果性文件中还是和人权、安全、稳定性和兼容性等几个原则列在一起。

NETMudial只是世界范围内拥抱普世主义或者全球化趋势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点经常可以在互联网的技术层面上找到。互联网协议发明者之一，温顿·瑟夫写道：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引导互联网发展的最初共享版本是互联网上的任何设备都应该可以和任何愿意接收的设备交换信息。普遍性的自由连接是一个默认的假设前提……(Drake et al.，2015)

这个版本的最坚定的拥护者是蒂姆·伯纳斯·李——万维网协议的发明者。伯纳斯·李相信万维网是一个遵守统一规律的世界(或者必须遵守，当计算机科学家在谈政策的时候，应然性和实然性的界限总是不甚清楚)，他实事求是地把这种规律和物理世界的规律做了对比：

蚂蚁、神经元、客体、粒子、人。在各个例子中，总体的运行是因为部分的运行才具有可能。总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制于部分行为的规律。这种观点可能是被物理学影响颇深，但是我发现这很有用。这使得你可以通过部分的运行规律来预测整体，然后作为一个全球工程师(宪法起草者等等)怎么表达本地法律来产生他想要的全球影响。对人们来说，我们广泛地称之为规则，例如宪法、法律或者道德标准。这些规则是被广泛接受的东西。对于部分人来说，我们称之为物理定律。对于网页来说，它们就是协议标准。(Berners-Lee，1995)

伯纳斯·李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都把这当作指导性规范。他们认为，“一款应用在网络中某一点的运行应该是和其他任何点一模一样的；一个网页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智利的浏览者来说应该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互联网用户的体验应该是一样的，无论他所在的地理位置、所用的电脑型号或者其他特有的个人特征。”(Hill，2012)

这种“物理定律”的提法回响在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对互联网本质特征的描述之中。同样，在数学公理或者自然法的话语萦绕中，他们称之为“互联网恒定量”(Internet invariants)之一。

全球到达和完整：互联网的任何端点可以找到其他任何端点，无论某一个端点在哪里接入互联网，它都能接收到发送者想要发送给它的信息。这其中必然需要全球性管理的地址和域名服务。(Daigle，2015)

这种完美演绎的交互性，保持一个无缝连接、无边界和透明的网络空间的使命感并不是最近才冒出来的。这几乎是互联网技术社群的一个信仰性原则，这个原则被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DNA。美国国防部当初研发互联网协议并不是通常大家所想的要让网络免于核战的摧毁，而是因为要让他们的外勤人员无论使用什么系统什么物理媒介都能够无缝通信。美国国防部想要一个单一协议——跨网络连接——来统合任何乃至全部的数据通信。

他们找到了一个，而且还不止一个。他们找来的计算机科学家和网络工程师群体充满热忱地将交互性原则带入其中，这大大超过了军方最初的目的。当然，他们对这个原则的坚持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交互性为数字公民社会和商业交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远超于它对于美国军方通信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当个人电脑和其他数字设备猛增的时候，开放的非专有的互联网协议迎来了强劲的需求。从1981年年底正式成为标准以及1982年到1984年的应用，互联网协议仅仅在几十年时间就彻底地接管了数字通信的世界。大概从1993年起，互联网协议的采用到达了大众需求的关键点，然后就带来了自我稳定增长的潮流效应。互联网的成功，准确来讲应该归功于它克服了国家电信垄断世界中的兼容性障碍——技术碎片化，以及成倍地将专有的数据网络协议深深地嵌入它的最原始的版本。

错配

“非碎片化的空间”虽然根植于技术社群的理念，但却有着深远的政治经济意涵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数据流动上对抗管辖边界的故事。这是一个如果不断地施行就会大大削弱地方政客和政府对信息的塑造及控制能力的故事。由于信息经济的发展，它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全球扩散。一个被设计用来使信息交流通过统一的网络变得可访问和可交互的系统能够让任何互相连接的两方在数字商品和信息服务的商业往来变得可能。换句话说，它实现了信息服务真正的自由贸易，即一个没有海关检查站和关税收取的全球市场。在这样一个统一和完整的空间里，任何企业家有了新的创意就可以在全球市场实现。在国家层面上，这从一个需要事前申请国家监管者许可的制度转向一个无须许可自由创新的制度(Thierer，2014)。就像一个互联网技术专家所指出的，“互联网不是设计出来识别国家边界的。这并不是无礼冒犯，但是他们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关系”(Daigle，2013)。

当然，技术也同样赋予用户撤回任何特定的信息交换的权力。这为那些不愿意从别人那里接收信息的人提供了各种拒绝的方法。这也使几近宗教般狂热的全球兼容性原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有一种声音总是老调重弹，也就是互联网协议的成功所创造的“统一和完整的空间”并不仅仅承载着经济创新和社会活动，而且也承载着人类在其他空间里所发生的犯罪和冲突。伴随着创新、高效以及全新的娱乐和互动方式而来的还有偷盗、欺凌、诈骗、儿童色情、间谍以及破坏者。大部分时间——但也不是一直都这样——我们的服务和设备可以被设置以限制这些滥用，但是往往是事后的。不过，这种对互联网问题喋喋不休的人很少停下来想想为什么这些问题是如此特殊和具有破坏性。

互联网治理之所以如此复杂不仅仅是因为联网的数字设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在回应社会问题时它的全球性与政治法律制度之间产生的错配(mismatch)。国家、法律、政治、监管还有法院都是人类社会解决犯罪和冲突的首要机制。但是国家的世界并不是统一和完整的。这是有领土疆界和主权的。人类发明了法律和机构来进行自我治理，但是在统一的网络空间和碎片化得多的法律和机构制度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失调(misalignment)。那帮梦想着全球兼容性的工程师们自己那部分任务倒是很成功，但是他们把如何设计一种制度来应对的难题留给了我们。

全球网络空间和领土国家的冲突错配比网络空间中其他领域都还要突出。随着数字技术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深，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越来越紧密，进而军事力量和国际关系都卷入其中。对于许多国家行为体(还有许多关键的但为非国家的行为体)来说，斯诺登事件仅仅是确认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怀疑：美国称霸互联网，所有关于全球信息自由流动的言论无非就是为其霸权做意识形态注脚。当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提到“美国支持互联网的端到端交互性，为此，它使全世界的人们通过满足他们需要的技术连接到知识、思想和彼此”，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理念，而是美国信息帝国的自我合理化。无论这些指责是否正确，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空间正在迅速成为民族国家争夺权力的战场。(Segal，2016)

“互联网碎片化”作为政策议程的行动

虽然斯诺登事件产生了NETMudial对普适性原则的重申，但是这也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将事情推向相反的方向。有些人称NSA监控门事件的解决方案导致了对全球信息自由流动的严格限制。要求公司将他们的用户数据储存在本地管辖区；要求互联网路由需要在国家的边界之内；要求政府或者用户在使用像邮件、云计算这类服务的时候要选择本国公司而不是外国公司。要求保护的呼声总是用主权的话语来表达。现在对数据主权、技术主权，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关于政府或者司法管辖对信息网络的掌管而形成的标签，都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诉求。这诉求来自巴西、德国、英国、欧盟委员会以及中国、俄罗斯、沙特和伊朗，他们的意思都一样：重新校准国家和网络空间的关系。

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碎片化”和“巴尔干化”成了互联网政策的优先议题之一。经常受到美国政府部门资助的新美国基金的Sasha Meinrath抱怨道，“那些质疑美国实际控制互联网的国家可能各有动机，但是他们的应对措施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走向巴尔干化的互联网。”世界经济论坛资助并出版的一篇文章宣称，“越来越多的来自政府、私营部门、互联网技术社群、公民社会以及学术机构中有洞见的领导人已经对过去两年里互联网在一定程度处于被撕裂或者被分割成松散连接的小岛表达了担忧”(Drake et al.，2016)，但是这个问题早在2013年6月之前就存在了。斯诺登事件仅仅是放大和恶化了存在已久的互联网通信和国家主权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这20年一直持续增长(Mueller，2010)。

审视碎片化

一旦我们理解了“碎片化”或者“巴尔干化”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辩论中的核心地位，审视这个概念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当我们在谈互联网“碎片化”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就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互联网的核心悖论。互联网是网络的网络，一个独立管理但是可交互操作的信息系统的大集合。正因如此，互联网协议(伴随着正在增长的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孕育出了普遍交互性以及调节和限制任何给定的网络开放程度的能力，即任何一个网络对其他网络的开放传输。(这个悖论将会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当温顿·瑟夫从“意愿之间的普遍连接”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奠基性原则的角度反对碎片化，他掩盖了这样的问题：当人们并不是自愿的时候怎么办？同一篇论文对互联网的“恒定量”充满信心，同时也指出，十五年前，随着防火墙和网络地址转换器的兴起，端到端连接的“恒定”原则几乎绝迹(Daigle，2015)。

一旦把注意力集中在监视、限制、协调、设置条件或者封锁互联网传输的技术机制上，就可以发现这些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乃至嵌入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之中。现在已经有了监控和封锁信息包、域名、互联网协议(IP)地址或者URLs的技术，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的。互动性会被不信任或者失效的数字证书所打断。连接性会因为版权内容的地域保护和当权者的审查而被打断。网络传输会因政府下令的“切断开关”或者互联网服务运营商(ISP)的意外路由异常所打断。对这个问题的任何明智的处理都需要超越对普遍兼容性的宗教般迷恋，并仔细评估作出限制连接性决策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一系列的调查使人们能够质疑甚至转变碎片化叙事的关键要点。即使我们都在担忧制造障碍和碎片化，我们同样似乎深深地担忧不能够阻止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网络被肆意地、普遍地接入。我们并不总是喜欢在世人面前暴露自己。一个普遍适用的、完整的空间理念既是极大的诱惑，同时也是相当可怕的。这不仅是家长或者主权国家企图过滤内容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也是军队网络和核机构想方设法要获得保密、安全的通信，以及大公司试图要维护敏感个人数据库所面临的挑战。在近场通信和物联网的时代，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连接性并不是支离破碎，而是病毒式的传播。即便有人想分裂互联网，所能做的也是有限的。

关键主题概览

本书讨论了互联网碎片化这一主题。虽然笔者主要聚焦在这个议题的政治、公共政策以及国际关系方面，但也同时审慎地探究它的技术和经济表现形式，以及用这种分析来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个观点，通信全球化总的来说对人类绝对是一件好事。它提升了信息经济的范围、规模以及分工；它为创新提供了养分；它让服务更加便捷。话虽如此，形式多样的过滤或者孤立于全球访问也能带来益处，同样是事实。但这种好处仅仅在只有当它服从于终端用户选择的原则时才显现出来，这在过滤的成本及收益和实施过滤的主体之间创造了一种平衡。

第二个观点，技术碎片化的威胁被过分夸大了。互联网并没有破碎。广泛连接带来的网络效应④和经济收益让互联网保持完整的力量之源，是如此的强大且依然在不断增长。如果理解了这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从多种角度来看围绕碎片化的议程显得如此迷惑甚至具有欺骗性。

第三个观点，关于碎片化的辞令可以用来掩盖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收编问题，即认为需要重新将通信限定在民族国家的管辖边界之内。这本书为思考网络&国家联合的这个问题打开了一个更直接和更深远的大门。

第四个观点，本书挑战了将自由、开放、全球传播和美国政府霸权等同起来的观点。考虑到美国公司的优势地位和美国政策的国家目的性，确实，我承认，这样的看待方式很容易，也很有诱惑性。但是这样的观点建立在彻底的国家中心主义假设前提下。这种观点同样没有看到，网络空间正在创造出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有自己的利益且与特定国家的利益并没有关联。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到的互联网治理的争论全都是哪个国家比对手更强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心智并没有比17世纪的重商主义进步多少。

如果国家收编是一个问题，那么解决方案又在哪里？本书的结论找到了一条走出这个困境的非寻常路径：走出国家主权，走向网络空间的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这意味着新的治理体制。我们要怎么实现呢？民族主义是把群体认同与政治制度的形成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在历史上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网络版的民族主义呢？也可以说是互联网民族主义，它塑造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为跨国形式的网络治理提供了动力。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附：《互联网会分裂吗？》简介及目录

互联网前所未有地将世界联合起来。但是，它正处于破碎的危险之中吗？网络安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以及对数据主权的呼声已经使很多人确信互联网正在碎片化。

在这本精辟的新书中，弥尔顿·穆勒指出“碎片化”的论断打错了靶子。“碎片化”的辞藻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政府想要收编信息流动以纳入其管辖疆界的企图。关于碎片化的辩论，事实上是关乎数字世界里国家主权未来的权力斗争，是全球治理与开放获取和传统政府以疆界为限的管理模式的对抗。对于这种冲突，本书提出只有激进的制度创新才能解决。

目录

第一章   正在碎片化的互联网？

第二章   “碎片化”的分类

第三章   技术碎片化的幻觉

第四章   收编：网络空间与主权的相遇

第五章   面对收编

第六章   网络空间里的人民主权

注释：

①本文选译自互联网治理领域资深专家弥尔顿·穆勒(Milton Mueller)教授的最新著作《互联网会分裂吗？》(Will the Internet Fragment?)第一章全文。该章原标题为：正在碎片化的互联网？(Coming Undone?)，为了突出主题，故本篇采用整书标题。互联网是否会分裂是这个时代的大事，其中涉及政治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穆勒教授富有洞见地直指其本质，更多的分析请参考剩余章节，本书中文版正由中国传媒大学徐培喜副教授翻译出版。

②原意指地方政权等在诸多地方之间的分割，以及其所产生的地方政府体制下的分裂，这里指互联网分裂的状态。——译者注

③NETMudial是西班牙语，意为网络多利益相关方。——译者注

④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也称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以色列经济学家奥兹·夏伊(Oz Shy)将其定义为“当一种产品对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的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用户增加而增大时，就出现了网络外部性”。即指产品价值随着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译者注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2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 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弥尔顿·穆勒（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翻译：刘金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博士生，佐治亚理工学院访问学者），校对：唐巧盈（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