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儿里的麦瑟尔夫人

世界高速运转，她们正投身其中。生于1989～2001的某一年，她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被彻底地社会化之前，她们用仍留存着少年感的方式，在社会偏见、营销糖衣炮弹和自身困境中劈出了条自己的路子，重塑着社会对女性的认识。            

当去年10月，虎嗅首席评论员伯通在追溯中国女性问题根源时发出“谁给她出的题那么难？”一问后，我们曾陆续看到了女足队员王霜、身处漩涡的弦子麦烧、歌手曾轶可等新女性的故事。2019，新女性的故事继续，女权在键盘，她们活生生。

今天呈现的故事关于一位单口喜剧演员，她是小鹿。

史无前例，她竟然在开放麦（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免费单口喜剧表演）现场忘词了。还不止一次。

为了新段子能赶上当天的演出，她连晚饭都没吃。到了现场，饥饿和忐忑的双重夹击让她手脚冰凉。之后，她就对着现场爆满的观众，开始了成为单口喜剧演员以来，最差的一次单口喜剧演出：

磕磕绊绊、顺序颠倒、情绪脱节，现场观众尴尬的表情告诉她，这场演出失败了。

终于撑到结束，她就在剧场外的马路上，抱着头蹲下，拍了照片以示“无地自容”。

这一幕并不出现在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而是发生在单口喜剧演员小鹿身上。

图片来自豆瓣

小鹿之于北京，还没有麦瑟尔夫人之于纽约上西区那么出名。

听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以为是粉丝对鹿晗的昵称；是播出了25年的央视节目《动画城》的主持人；抑或是漫画《尸兄》里的一个角色。

小鹿也没有麦瑟尔夫人即兴说段子的本领。酒精是个机关。只要麦瑟尔夫人喝醉，就可以打开上帝早就在她脑子里建造好的通道，按照天赋指引，所向披靡。

小鹿不行。新段子熬夜写好，醒来就可能发现不好笑。上场前喝酒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角落里一遍遍默词、开嗓。上台了，观众也不一定买账，他们可能会出现——突然放空、表情茫然、全程玩手机、笑声根本不在笑点上之类千奇百怪的反应。

但和麦瑟尔夫人一样，小鹿不扮丑、不哗众取宠，只想漂漂亮亮地逗笑你。我可以保证，不管给出多少对照组，云南姑娘小鹿都是更独一无二的那个。

“你昨晚真棒”

“你昨晚真棒”——这个略显暧昧的句子，是小鹿在演出结束后最常收到的评价。

这个城市装着两千万人和他们的痛苦、失落、彷徨。暮色四合，有人加班，有人约会，也有人选择乘着夜色，钻进胡同里的某个小剧场，用笑声当作结界，把那些负面的情绪隔绝在外。哪怕，只是短暂的1～2小时。

小鹿，就是那个不断制造结界的人。

她喜欢舞台，享受一个人、一只麦克风，逗笑全场100个人的成就感。在小鹿的微博里检索“开心”两个字，多半和演出效果有关。

尽管《今晚80后脱口秀》最早立项的时候被批评是“中国人坐在家里想象的脱口秀”，但它开创了向段子手付费征稿的先河，推动整个行业开始尊重原创。而此前，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不生产快乐，只是网络笑话的搬运工。

其实节目“收段子”的过程和收书、收家具别无二致，总共分三步：看品相、定价格、给钱。节目组的员工会把写好的段子念出来，按质量分成三六九等，在现场支付单条稿费。“那是当场发现金啊！”小鹿说到这，眼睛立刻被人民币点亮。

小鹿写的段子入选率极高，一天之内就被选中了10条，现场拿到2000多块钱。而她来北京参加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组织为期两天的培训，也就花了1500。“我就想，这钱很快就能挣回来嘛。”她说。

那时小鹿还不知道，加入这个行业，就是从白手起家到一贫如洗的过程。

2017年1月，小鹿辞去了律师的工作，全职加入石老板（本名石介甫）创立的“单立人喜剧俱乐部”。尽管这已经是脱口秀产业的一线公司，但演员还是完全没法靠演出养活自己。

开放麦没有收入，商演基本是在小剧场，规模只有100人左右，收入也很微薄。最艰难的时候，刨除场地费，一个演员一晚上就能分十几块，刚够一个煎饼的价钱。

笑果文化出品的《吐槽大会》火了之后，行业情况慢慢好起来，单立人俱乐部也拿到了优酷千万级别的A轮融资。

但演出还是不怎么赚钱。按一周最多3个商演，每场300元收入计算，一个月进账3600元。这样的收入，在北京连房租都付不起。小鹿不得不干点别的帮衬一下，有时候是给其他项目做编剧，有时候是上《恕我直言》等网综的通告。“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我做律师收入的三分之一。”小鹿说。

她至今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辞职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赚得比从前少很多。“在这个社会，如果你挣不来什么钱，就很难说服别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2015年，小鹿刚刚开始北漂的时候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三五计划：

三年内，我自己很快乐+我很能挣钱；五年内，我能让很多人快乐+我能用我挣的钱，帮助想帮助的人。

几年过去，28岁的小鹿起码可以在第一项打勾——她很快乐。但这并不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的全部，故事的B面，是小鹿的不忿和敏感。

鹿见不平

小鹿停下来，松开手，把自行车往老奶奶身上一推。对方不依不饶要求赔钱、去医院、打官司的声音正回荡在夜晚的小巷子里。她现在只想立刻离开这个现场。

一个碰瓷现场。

当时的小鹿只是个中学生，晚自习下课，推着自行车往家走。车把不小心蹭到了一个老人，对方立刻发作，说自己受伤了。对法律毫无概念的学生，一听说要上法院被吓得呆住。只好说：“既然是这个车碰了你，那你跟这辆车算账吧。”

回到家，她就被家人数落了一顿。那是辆新车，妈妈花了400元。这个数字，直到今天她都记得很清楚。

从那之后，读法律就是小鹿唯一的志愿。她在高考志愿表上的每一行都写了法律。最终，小鹿如愿以偿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的硕士。

这是她唯一能想到捍卫自己尊严和权利的方式。

如果不是在网上看到招募单口喜剧学员的信息，她八成已经是法律女博士了。这又是另一种反叛——“如果我当上了女博士，成为’第三种人’了，以后我不管干什么都不会有人觉得奇怪了。”

2015年，在成为一名全职律师之后，她立刻发现这个职业并不适合自己。因为律师往往代表的不是正义，而是利益，当事人的利益。

在一些离婚案里，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替一些当事人低自尊地抢夺不该属于他们的钱、房子。“有的律师可能认为达成了当事人不合理的诉求，多分钱，就能证明自己更厉害。”小鹿说，“我认为不是这样。跟钱比起来，体面、正当的活着更重要。”她在说体面这两个字的时候，格外用力。

同时，也有一些同学朋友找到她，希望能得到一些钻法律空子的捷径。最近惹火她的提问是——怎样才能既不用归还贷款，又不用负法律责任。

小鹿对自己的标准同样严格。一年前，她重看黄阿丽（Ali Wong）第一个专场《Baby Cobra》，发现专场表演的内容和黄阿丽的段子撞了。行业里管这个叫撞梗（套用他人的逻辑）。尽管她并没有抄袭，可因为黄阿丽演出视频发布在前，小鹿还是决定删除这段内容。

段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喜剧演员的各个侧面。有人的段子颓丧、有的蔫坏，小鹿的段子里有充盈的正义感——她调侃不道德的老人、缺乏职业素养的妇科医生、没有丝毫艺能的选秀偶像......这个名单还在加长。“鹿见不平”是她第二个专场的名字，就是取了“路见不平”的谐音。她想，在安全的范围内，路见不平，如果不能拔刀相助，起码也得一声吼。

朝深渊里丢块糖

她有引以为傲的事业。小鹿产量极高，几年时间内，个人专场就开到了第二个。她的敏感、过人的记忆力、行动力成就了这一切；

她有一个贴心的澳大利亚男友，比她小五岁，昵称是汤包。

她有幸福的家庭，爱自己的父母、哥哥、爷爷奶奶。

作为女性，她已经足够幸运。

但实际上，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女性在小家庭里所处的劣势地位，她很早就察觉到了。爷爷奶奶重男轻女，一向都疼哥哥多过自己。在小鹿的印象里，童年时代很少被爷爷拥抱、夸奖，而哥哥正相反。过年回家，奶奶郑重其事地说：快给我和我几个孙子拍张照片。小鹿也暗暗想，为什么从来不喊孙女一起。

当然，这种微妙的不平衡最后都变成了自嘲的笑料：“确实，我小时候长得太丑了。”

父母对她最大的期望和传统家庭对女儿的要求别无二致，投射到小鹿身上就是：回老家当个法官，早日结婚生子。她交了一个外国男友，父母起初也坚决反对。理由包括不限于——蓝眼睛看着太吓人了，外国人说话听不懂，名字也不会念。

而在职场上，即便单口喜剧行业完全以笑点和段子质量作为评判标准，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这真切的给小鹿带来了困扰。众所周知，大部分演员的段子都来自亲身经历和观察。而当小鹿把妇科求医经历写成段子之后，就被同行评价为“女性视角”。

“这只是一个人的视角，为什么一定要指出是女性。我难道可以说自己如何医治睾丸癌吗？”小鹿反问。

结束对小鹿的采访，我感受到另一种女性力量。显然，事业、家庭都没有给小鹿额外的安全感，她用写段子的方式，向世界输出一种程序。所有的失落、掣肘、焦头烂额输入之后，都能转换成诙谐和欢乐。

小鹿曾经在微博里写：每个人的人生，走近了看，都是深渊。

但我知道，她想做一个时不时朝深渊里丢块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