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摇滚声音，三十而立

封面：视觉中国

01 中国有摇滚乐吗？

美国、英国、中国，从摇滚乐的舞台来看，三者的性格甚是迥异。

美国的摇滚声音像是学校里的优等生，出身正统，成绩优异。

它是包容的，能接受各式各样奇特的人和事。如果你曾听说50年代“垮掉的一代”、60年代的嬉皮士、70年代至80年代的朋克一族，那就是在纽约东村了。同时它也是狂躁且热衷思辨的，这里曾到处充斥着通俗艺术、地下电影、性解放运动、另类报刊以及摇滚乐，它呼喊出的声音不仅仅是音乐，也包含了自由、平等以及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辨，试图引发社会的集体思考。

英国的摇滚声音有点像隔壁新来的转校生，朝气蓬勃而又叛逆鬼马精灵，个性复杂甚至让人有些琢磨不透。

但这并不影响它对摇滚乐极致的喜爱。在这片人口不足1亿的土地上，英国所诞生的知名摇滚乐队数量不亚于美国。古老与摩登，西区与东区，高雅与低俗，足球与流氓，前卫与保守，绅士做派与离经叛道，说不清道不明之间的困惑，你可能会被它特有的英式幽默和夸张恰好吸引。

中国的摇滚声音则不同，它像是班级里低调独行的插班生，充满着少年感，又有些不符合年龄的老成持重的谨慎。既能表现出音乐的张力、偶尔还有诗意的爆发力，又注重把握分寸与平衡。

BBC驻中国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曾在近日发表的报道《北京地下摇滚：与世界中心隔绝的中国好声音》中这样写道：

“活在中国首都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在某种程度上游离在世界音乐之外，但也因为如此，这些音乐人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原始的声音。”

回到文章开篇提问，中国摇滚乐的存在毋庸置疑。但BBC这篇报道恰恰反证了历经30年余年，北京摇滚声音仍然没有广泛被更多乐迷知晓。那么，游离于世界音乐之外的北京摇滚声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02 初试啼声

作为迪斯科时代代表歌手之一的张蔷，在棚里听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录制，感慨万千：“崔健挡不住了，崔健的时代来临了。”

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了《一无所有》，近乎嘶吼的演唱方式震撼了现场。当时的人们哪里听过这样的歌曲，感觉内心很快得到释放。于是，崔健卷着裤脚、拿着吉他的样子迅速成为当时许多年轻人心中偶像的样子，风靡一时。

年轻人忽然发现，除了跳迪斯科，还有一种音乐能够如此直白、有劲地帮助他们进行个体表达。

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的出现，也被视为中国摇滚历史上的闪耀时刻。不少人评价：“张楚的歌像诗，何勇的歌像酒，窦唯的歌像散文。”

然而这一时期的高潮转瞬即逝，有人悲观称“当时的中国摇滚乐已死”。

90年代末，听着打口带长大的新一批摇滚乐队开始掀起“北京新浪潮”。

清醒、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新裤子，以及花儿乐队，他们正好踏上内地唱片工作还没发育多久就开始衰落的节点，花儿乐队变得流行，到后来单飞的大张伟流量傍身，受到主流关注。

而另一面，有一批外来的年轻人住在圆明园以北、北五环外的村子里，基本靠着家人朋友救济生活。当地人称他们为疯子，而他们自称“摇滚乐手”，没日没夜地排练。

这个地方又称“树村”，东北方向就是迷笛音乐学院。房租便宜，150元/月；环境优美，排练无干扰；民风淳朴，困难时可赊账，这是树村的“三好”。

后来，竟是这些树村年轻人又扛起来中国摇滚的大旗，他们是木马、舌头、痛仰等另类先锋的乐队。巅峰时期，树村“乐手八百、乐队一千”。很多年后世界都再没有出现过1969年伍德斯托克式的乌托邦，但如果类比的话，只有北京这个叫树村的地方。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摇滚声音，那么真诚、有力、充满希望，尽管窘迫，却是可供无数音乐爱好者怀念的黄金年代。

03 乐与怒，乐与路

进入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成熟使得音乐行业的娱乐化、平民化得到空前繁荣。

2001年，电影《北京乐与路》上映，讲述了北京树村那帮摇滚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在当时引起不小的争议，不少摇滚圈人士觉得故事没有反应真实的“北京声音”，过于将乐器、穷困、愤怒这些元素标签化，“是商业文化工作者对地下音乐一如既往的误解”。

但电影的名字挺有意思，指向着这一代的摇滚乐手面临的核心命题——“寻求出路可能比表达愤怒更重要”。

此时摇滚世界和商业世界之间的裂缝，更多只能靠摇滚乐手个体去弥合。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鲍勃·迪伦，可以一边咒骂着“你所赚到的钱永远无法买回你的灵魂”，一边和星巴克、亚马逊、汽车厂商合作暴富，同时在畅销的自传《编年史》中写着：“我翻转镜子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就发现有一位落魄的老先生在昔日辉煌的剧场外翻捡着垃圾。”

当健康的音乐商业体系姗姗来迟，那些没有超强个人能力去弥合裂缝的哪怕是摇滚殿堂乐手，只能成为“死了的张楚、疯了的何勇、成仙了的窦唯”。

大张伟在几年前接受采访，谈起自己为何不做朋克音乐，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要挣钱；第二，自己不如窦唯、朴树这些乐手那么勇敢，能在恶劣的大环境里，在非常少人理解与认同的情况下，孤独地坚持自我。”

“我如果坚持以前的音乐，现在有三结果，一个是转行，一个是自杀，一个是变成神经病。”

这道“理解”与“面包”的二元高阶选择题，难倒了不少音乐人。在这十年，摇滚乐再度兴起，郑钧、汪峰、许巍、五月天、信乐团、万能青年旅店等乐手登上舞台，出现一批愤怒并关心公共议题的作品。只是，源于面包的困扰，一些摇滚乐手在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2006 年痛仰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不》，然而全国巡演后专辑销售十分惨淡。乐队没了经济来源，生活就又回到他90年代末刚到北京时，在摇滚音乐人聚集的北京郊区“树村”生活时的窘态。

高虎郁郁寡欢，在2007年去了一趟西藏，回到北京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足不出户。第二年痛仰发布了《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专辑封面从之前拔剑自刎的哪吒，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哪吒。

这张专辑是痛仰和以往的自己告别的证据，但也让他们的部分早期粉丝给他们扣上“重型音乐的叛徒，摇滚乐的逆子”这样罪名。

2010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演唱会在北京工体举行，这个名为“怒放 摇滚英雄”的演唱会，网罗了中国摇滚乐的旗舰级人物：崔健、郑钧、汪峰、许巍、朴树、何勇、张楚、唐朝、齐秦、信、黑豹、Beyond黄家强、爽子，阵容无比工整，好像就差窦唯了。

“怒放”作为一台拼盘商业秀，见证了“摇滚老歌联欢晚会，他们没有新歌可唱。当年桀骜不驯的摇滚英雄们沦落为靠着“同一首歌”博得人们一点点来自记忆的掌声和眼泪（《中国新闻周刊》评论）”。郑钧这位“90年代最性感的摇滚歌星”和摇滚乐市场化最到位的汪峰，都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04 逆流而上

到了21世纪的第2个十年，北京摇滚音乐节越来越繁盛，“中国好声音”和其它电视歌唱节目的声音越来越高亢，《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等摇滚刊物向大众告别，北京摇滚声音同期也进入了摇摆期，不少乐迷持续追问：中国摇滚乐还活着吗？

在郭诚看来，2011年是中国音乐市场最差的一年，许多唱片公司纷纷倒闭，不少音乐人选择转行了。大家都觉得行业没戏了，数字音乐在网上随便听，随意下载，没什么人花钱去买实体唱片。

但也正是这一年，郭诚开始在鼓楼经营独音唱片，也是国内第一家以唱片店为名的独立音乐厂牌。

2012年，汪峰加盟《中国好声音》。此时的他已经与当年那个鲍家街43号主唱的形象渐行渐远，人们开始习惯于在各种电视节目、八卦新闻中看到他。有人调侃道，中国摇滚又死了一个。

2013年，独立音乐公司摩登天空快速“转型”，将自我认同更换为“互联网思维的音乐公司”。沈黎晖说道：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科技就是摇滚乐，而乔布斯、扎克伯格则是这个时代里真正的摇滚明星，他们用科技的手段颠覆了世界原来的游戏规则。”

2018年，“草东没有派对”的冷门摇滚爆火，在北京疆进酒LiveHouse现场的门票一度从百元炒到数千元。

《读书杂志》评论：

“（《丑奴儿》）找到了新世界的一个批判入口。在消费主义和物质至上的年代如何找到摇滚乐和精神力量的位置？这支乐队基本奏效了。他们发现了今天的反叛者那无比可笑的姿态，看到了那无处可逃的迷局。他们无情地嘲笑自己的丑、颓、没用、无望和荒唐，在一摊烂泥中找到了摇滚乐的立足点。几个毛孩子，只差还拖着鼻涕，唱得软弱又暴虐，低声下气又十足霸道，从爆腾起的音墙中升空的阵阵悲啼怒喝，就像是从繁华都市如痴如醉的青少年头顶掠过的一股股大风。”

而摇滚地标也从树村迁移到了鼓楼。

在不少摇滚音乐人的眼中，鼓楼白天是旅游人的鼓楼东大街，晚上才是他们的东大街。

以北京鼓楼为圆心辐射，曾经的LiveHouse MAO（现已搬迁），SOS小酒馆（现已关闭），鼓楼大道一拐弯可见的独音唱片、666摇滚唱片店以及周边的DDC酒吧、DaDa、各类LiveHouse以及潮流复古的古着店、球鞋店逐渐将鼓楼塑造成颇具音乐文化的区域，有点像美国洛杉矶的日落大道。在鼓楼东大街上，背着吉他的长发少年、遛鸟的北京大爷以及拿着相机的游客有种奇妙的兼容感。

“头一年真是连房租都付不出来。”郭诚回忆起2011年决心创业，拿着攒下来的所有积蓄和朋友开始经营唱片店，寻思着“要是能行就留下，都亏了就去修行”。

经营中，郭诚发现如果经营一家唱片店里面的唱片全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一定不能长久存活下去，因为太小众了，所以选择加入部分流行唱片。现在，走进店里，你会被密密麻麻的国内外唱片包围。唱片架上用着随意的字写着包含摇滚、爵士、朋克等等纷繁的流派和分类，唱片却一张不乱。

也曾有外国顾客到店问：“北京有摇滚乐吗？”

郭诚当时一怔，这么多摇滚声音流淌在中国大地上却又相对孤立，却不为外国乐迷所广泛知晓。

在郭诚心里，唱片店应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唱片店是一个窗口，能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人介入。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乐队想要发专辑，我们也可以去跟他们沟通，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除了经营店面，郭诚开始协调自己的资源发行唱片、做巡演、音乐周边IP零售等等，曾助力虾米寻光集、旅行团乐队、声音玩具乐队等的专辑发行。

当资本和技术开始介入音乐行业，“怀疑”“批判”“愤怒”的故事讲不通了，要开始讲互联网的故事、商业的规则。这在很多音乐从业者眼里，就被打上了“过分商业”“吃相难看”的投名状。许多传统音乐行业从业者，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聊到这些，郭诚的态度相对包容，他认为只要音乐人能坚持初衷，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比如近期爱奇艺与米未传媒正在打造的主打摇滚音乐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有可能会让更多乐迷走近中国摇滚乐。

“这些年黑胶复兴然后再遇冷，期间也有不少的资本进军，但只有真正对摇滚乐和唱片还心存热爱的人，才会一直留下来。” 面对居高不下的店铺租金成本及经营压力，郭诚语气依旧平和。

2005年，北京的唱片店，确切的是音像店是 3000 家左右。3000 家的概念就是无论你走到哪，基本上都能看见音像店。但是从 06 年以后，每年以至少 500 家的数字递减，直到现在北京只剩下15家左右了。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

那为什么还在坚守唱片店生意？

曾有一位让他印象很深的客人，那位建筑设计师每周都要来独音两三次，只听后摇的音乐。再后来两人熟了，郭诚被邀请到他家里，才发现这位建筑师家中有一面墙的音乐都是从独音买来的，上面是CD，下面是黑胶，这让他很感动。郭诚觉得，这与之前的公司工作不同，当你真实跟这些爱音乐的人发生联系，就明白音乐给每个人生活带来的能量，以及自己做独音的意义。也正是这些人让他觉得，中国的音乐以及摇滚乐还很有希望：“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大家需要时间，去真正的了解音乐。接触了足够多的音乐，大家自然可以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好音乐。”

不过，聊到唱片店的未来，郭诚说：“没想好。不是不愿意聊，而是确实没想好。太多因素需要兼顾、平衡了。”

05 三十而立

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人因为热爱而留下，有人因为失望和窘困而离开，也有人因为怀抱希望选择回来，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到树村，再到鼓楼东大街，北京摇滚声音已到三十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不是从金钱世俗的角度地衡量摇滚乐成功与否，比如是否赚到了钱，而是回过头来看，北京摇滚声音是否已形成其独特的人格与精神特质。

对此，文章开篇的BBC记者似乎比多数国内乐迷更乐观，“就像1980年代悉尼的音乐图景，今天的北京音乐圈有种特别的气息，因为远离摇滚世界的中心，因为国际乐迷较少问津，更加重了这种味道。这里的音乐本身是原始的，少有修饰，却有着浓重的热情和对音乐纯粹的、别无其他的爱”。

摇滚音乐作为一个相对独特的文化产品，既不是大多数人的日用品，也尚未成为热购的奢侈品，必然面临着种种天生的缺陷以及因此而来的困境。

但摇滚乐的特质，决定它具有内在的突破性，能够冲突我们所能听到看到的情绪、事件，甚至可能有点玄乎，时代的格局。我们的城市生活，应该不满足于电影院和商场；不满足于播放器只剩下流行歌、民族腔、美声、嗨曲或是杜撰出来的情感。在钢筋水泥丛林中，在虚无和真实彻底的表达之间摇摆的人们需要这样的出口。

北京摇滚声音不缺支持者。只是在这个特别的探索期，当曾经的主力80后、70后等人逐渐老去并且面临生存的压力，急缺更多的新鲜血液。

在大洋的另一侧，美国洛杉矶日落大道上的老牌唱片零售店Tower Record陪伴着音乐行业浮浮沉沉。许多乐迷曾在店内购买心仪的摇滚唱片。2006年，Tower Record终于因不堪财务重负而最终破产。对此，唱片店老板Russell Solomon及其员工在纪录片中感慨：“我们是人们生命里的一部分，因为音乐是人们生命里的一部分。”

我热切期盼着，这片土地对于摇滚声音的热忱有着持续的遥远的相似性。

作者：猫毛卯帽（微信公众号：hirollingmolly），关注商业科技+文化娱乐，欢迎勾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