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这一成就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够充分利用科学和工程研究中的突破性发现，更进一步地说，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成果的成功转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其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角色日益显著。

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让办公室（OTL）就是一个杰出的样板，它也是全美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技术转移中心之一。

根据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的调查结果，斯坦福大学的各个指标（比如许可收入、发明披露、颁发专利以及成立的初创公司）常年排名前五。更具体地说，在OTL的助力下，大约10%的专利发明会产生显著收入。

刚刚公布的2023财年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斯坦福授予了115份技术许可/期权协议。目前斯坦福手上有2461项专利是活跃的（仍然在专利保护期内），在2023年为斯坦福创收5900万美元。

因为干得早、干得成功、经验积累得多，斯坦福OTL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和国外许多大学视为规范方法。

我们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篇论文，论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从1970年至2020年，斯坦福大学OTL（办公技术许可）记录的4512项技术转换。这些分析很可能为其他高校的技术转换提供新的视角。

对OTL有所了解的伙伴可以直接看第二部分的10个发现。

一、OTL的背景

很多伙伴还不特别熟悉OTL，我们首先说一下斯坦福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OTL）的背景：

1968年，Niels J. Reimers在斯坦福担任大学赞助的副主任，主要协调大学内外的研究资助和合作项目。在过程中他意识到：传统的技术转让方法——依赖外部咨询公司来处理专利和许可事宜——并不足以充分利用大学的研究成果，这些人并不懂技术，而且协调效率低下。

于是他提出建立一个内部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OTL）。

也是运气好，在OTL试点计划的第一年，碰上了“音乐合成器FM sound synthesis”这个好苗子，收入便达到了55000美元。对比之前，干了15年才紧巴巴地收了5000美元。

校方大喜：OTL是个站着搞钱的好路子！

教授最懂教授，做学术的都不太善于营销与谈判，会怂。

于是斯坦福提出了个原则：“永远不要让教授坐在谈判桌上”——OTL来帮你营销点子，钱的事情也由我们来谈。

在这个过程中，OTL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优势点——对于技术的理解。

于是Reimers领导下的OTL把重点放在“营销”上，而不是专利的申请过程。

申请专利可以外包，但是对技术的理解只有大学内部的专业人才才能做到；毕竟，信息充分对称，才是卖好价钱的最重要的一步。

与当时的主流做法相反，他聘请了拥有科学、技术背景且具备工业营销经验的人才，这些人懂技术、有人脉。专利申请则被外包给专业的律师事务所。

有了好的营销，利益分配也要到位：

为了激励科学家，OTL与发明者和其所在部门共享许可收入。在除去15%的OTL运营费用后，共享分配政策将净收入的三分之一分配给发明人，三分之一分配给发明人所在的院系，三分之一分配给发明人所在的学校，这种方式既激励了创新，又促进了学术研究与商业实践的结合。

这幅图非常重要！

制度就是生产力，有了清晰的机制，斯坦福大学在技术转让领域走向了新纪元，其他许多研究机构与大学也纷纷跟上。

美国的拜杜法案也踩着时间点出台了，一个个新发明纷纷涌现，拦都拦不住，科技时代又迎来了一次大繁荣。

二、论文的10项发现

回到之前的论文。

我们挑选了论文的10项发现与大家分享：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斯坦福大学OTL在技术转让方面的趋势和模式，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科技和创新领域的演变。

1. 发明数量显著增长

1980年至2010年间，斯坦福大学的上市发明数量从每年仅4项飞跃至每年250项，这一增长趋势在2010年代达到稳定。

这一显著增长的背后，是互联网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发明的营销和市场扩张。

2. 收入来源的转变

在斯坦福大学的专利组合中，2000年之前，工程和电子相关发明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2000年后，生物技术的发明成为了收入的新引擎，这也显示了技术趋势的重大转变。

3. 人工智能的兴起

最近的观察表明，人工智能（AI）开始在OTL的收入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研究和商业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

4. 发明收入的幂律分布

大多数发明没有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实际上，80%的发明净收入实际上为负【净收入 = 总许可收入（由专利或技术许可协议产生的全部收入） - 累计费用（如专利申请费、维护费和可能的诉讼费用）之后的收入】。

在分析的数据集中，仅有20%的发明产生了正净收入，只有10%的发明会产生显著收入。

这反映了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环境，虽然其成功的概率可能不高，但一旦成功，回报往往非常显著。

5. 营销摘要的演变

OTL的一个关键职责是将研究人员的发明推广给潜在的企业合作伙伴。

过去几十年，营销摘要的平均长度几乎增加了一倍，标题也变得更长，这可能暗示着发明正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复杂。

6. 实事求是的营销

分析显示，使用如“新颖”、“最快”或“重要”等夸张形容词的营销摘要与未来收入呈负相关。

成功的发明往往不需要华丽的形容词来推销自己。

7. 斯坦福的创业文化

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文化在数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约20%的发明是通过发明者自己的初创公司获得许可的，称为“自我许可”。

8. 自我许可，信息对称带来的经济效益

所有净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发明全部都是自我许可。

对于净收入在1万~1000万美元的发明，自我许可率为59%。相比之下，净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发明的自我许可率仅为16%，这表明对自己专利和技术深信不疑的发明者更倾向于亲自创办公司。

9. 团队规模与创新方向

较小的团队更倾向于通过新颖想法颠覆现有科学和技术，而较大的团队则更专注于现有成果的进一步开发。

10. 跨学科合作

与20世纪80年代通常由一两人组成的团队不同，过去十年中，团队规模增长到平均三到四人，且成员来自大学的不同院系。例如，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和医生的跨学科合作正在推动大量的创新和收入增长。

三、Outlier：谷歌

1996年，两位博士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开发了一种名为PageRank的算法。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由学生或教职员工在其研究期间创造的知识产权通常归属于机构。

所以，PageRank算法是斯坦福大学的知识产权。

但两位年轻人看到了算法商业化的潜力，而且他们也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算法的威力。

1998 年他们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创立了谷歌。斯坦福授予给谷歌独家许可，该协议2011年到期。

而谷歌只需要向斯坦福大学提供5万美元的知识产权使用权，其他的支付方式是股票——近200万股——斯坦福在赌谷歌一定会成功；如果不成功，2011年之后，斯坦福还可以把专利卖给其他竞争者，这也反向给了谷歌压力。

2004年，谷歌上市。为避免利益冲突，斯坦福大学需要尽快分批卖掉股票，于是它含泪净赚约5.5亿美元。这一数额几乎等同于它在2004/2005财年的全部研究预算。

而斯坦福大学在过去的约35年里，从专利授权费中获得的也不过5.96亿美元。

压中一个大宝，抵上所有努力。

谷歌的成功为斯坦福大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为全球高校树立了一个榜样。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主任Katherine Ku后来说到：

尽管股权带给OTL的收入不那么稳定，但对于资金有限的初创公司来说，这通常是更容易的方式。如果企业失败，没有人能从中获利，但如果成功一个如谷歌那样的大型企业，那么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四、大学与OTL

未来，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将会建立在深科技之上，建立在有形的科学发现或工程创新之上。许多大学都将技术发明和商业化视为其核心使命的一部分：许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办公技术许可（OTL），促进专利和许可数量的增加。任期和晋升标准的变化也鼓励了知识的商业化。

但仍然要明白这样一个现实：大多数专利为大学或其发明者带来的收入非常有限。

斯坦福大学OTL是很成功了，但他们仍然认为：作为一个经典大学，其研究目标应该是知识进步和传播与追求学术界同行的认可，而不是看重商业效益。

这样的认知也被美国其他大学所共享，AUTM发布的一个共识文件清楚地表明：大学应考虑在所有使用领域保留权利，即使该发明已独家授权给商业实体，也应为自身和其他非营利和政府组织保留权利。

所以在技术的转化上，要更注重社会的整体收益，或者说更佛系，不过这样的“心态”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1973年春天，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教授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教授联合发明了足以永久改变生命科学研究进程的基因重组技术。

斯坦福大学OTL采用非独占许可的模式。

这意味着：任何公司都可以经过授权利用这项技术进行商业创新，而不会被其他已授权实体的独占权所限制。

据统计，斯坦福大学将其授权给了400多家公司，狠狠地助推了这一重要的生物技术，促进了广泛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祉。

在这个由深科技驱动的新时代，我们期待着更多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和工程创新，期待着更多的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落地应用，它们将不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将引领人类社会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TOP创新区研究院（ID：TOP_Lab），作者：TOP创新区研究院、FTA建筑设计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