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去哪儿了？

大国博弈的背后是科技竞争，相较于贸易，科技才是中美较量的前沿阵地和焦点。

如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厦门、南京等城市也在加速打造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我国正在形成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区域创新高地建设布局。

而身为人们争相模仿复刻的样板——美国硅谷，近年来却饱受争议。随着奥斯汀、多伦多等城市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硅谷人口的大量外流，“谁是硅谷2.0”“硅谷辉煌难再续”等一系列充满噱头的标题见诸报端。彷佛整个故事就是一场“改朝换代”的传奇戏。

但硅谷也许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硅谷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不停起起落落，但始终能抓住新的科技浪潮起飞。

那些被戏称为“硅谷2.0”的城市也未必能同意这样的简化，因为它们都不是对硅谷的简单模仿和复刻，而是基于它们的历史积累和技术风土，各自在跌跌撞撞、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洛杉矶的“硅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站在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点上，不论是延续辉煌的硅谷，还是那些路径不尽相同、各美其美的新兴科技城市，对于我国各大城市群都有着借鉴和参考的意义。

一、硅谷真的出走了吗？

2020年12月，在硅谷缔造了传奇的惠普，宣布将总部迁往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同月，另一位硅谷元老甲骨文表示要将总部迁至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一年过后，马斯克在股东大会上宣布，特斯拉会将总部迁往奥斯汀。

伴随着这些科技大佬纷纷迁移总部的行动，“硅谷出走”的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

疫情期间，加州人口的外流似乎更印证了这一点。在疫情的头两年，超过90000人离开了硅谷。从2021年7月到2022年6月，有43800名居民迁出了硅谷，这也是硅谷总人口连续第四年萎缩。

面对这样的人口趋势，很多媒体人开始用“silicon valley exodus”（硅谷出走了）、“tech exodus”（科技大出走）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一现象，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讨论“谁是下一个硅谷”“谁是硅谷2.0”这样的问题。

2020~2022年美国风投城市增长率排名中，硅谷位于22名

但声音也并非是一边倒，也有不同的声音指出，面对企业和人口的外流不需要大惊小怪，从现实来看，硅谷只是增速放缓，但相较其他城市仍然是遥遥领先。

根据pitchbook的数据，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风险基金向初创企业投资690亿美元，超过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于硅谷和湾区。超过了紧随其后的三个城市——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的总和。

投资公司Index Ventures的合伙人Bryan Offutt也直言：“五年前，90%的公司都是在旧金山成立的，现在这个比例可能更接近70%，其他人则选择西雅图和纽约等地开始创业。”

在2022年美国风险投资总资金占比中，加州依然遥遥领先（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而把视角从现在倒转回过去，人们会发现，不管是公司的搬迁还是人口的迁移，都算不上是“新闻”，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房价上涨推动一些科技公司搬迁到奥斯汀等较小的城市，这时就已经有了对硅谷高生活成本的讨论：

美国银行时任首席经济学家小埃里克·托尔说：“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决定不在加州扩建或建设，因为他们的员工负担不起这里的生活。我认为在80年代，加州的发展将会减速。”1982年的《华盛顿邮报》也写到“加州的硅谷正在输给阳光地带”。

如果将视角放得再远一些，历史上的硅谷“三起三落”，从来谈不上一帆风顺。U.W.的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奥马拉就提到“现在给硅谷写讣告太早了，数十年来，繁荣与萧条往复的周期性一直伴随着该地区的发展。硅谷总是咆哮着回来，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猛烈。”

硅谷的发展起落

总而言之，“硅谷去哪儿了”仍然还是一个有争论、没定论的话题，一方认为这种外流是昙花一现，另一方则认为这是不能逆转的大势。

笔者认为这种外流更像是硅谷应对“超载”的一种动态调整。即确实有企业、资金、人口从硅谷外流至西雅图、奥斯汀等城市，但硅谷的优势仍旧是无法质疑的，尤其参考过去的起落经验，如果硅谷能如同过去一样抓住新一轮的技术变革机会，应该会自然而然地度过这个关口。

二、硅谷变了吗？

在探讨硅谷去哪里之前，先来简要看看硅谷成功的原因，以及目前人们对于硅谷不满的原因，是否可以说那些过去促成硅谷成功的原因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硅谷特别在哪里？

关于硅谷的成功和独特之处，存在各种说法——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的强力扶持、斯坦福的力量。在这里笔者参考吴军的《硅谷之谜》，他认为和其他城市对比来看，这些都不是促成硅谷成功的核心因素，硅谷的成功来自于其独特的叛逆的文化力量。

一是叛逆的力量让新企业不断萌生，硅谷的长期繁荣和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全社会（公权力）对叛逆的宽容和许可。

在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变革中，支持创新的任何资金都来自以往成功的公司，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过去公司的一种叛逆，却在整体上保证了硅谷的活力，并不断产生新的技术。

1955年，“晶体管之父”威廉·萧克利创建萧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他吸引了很多富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加盟。但是很快，萧克利的管理方法和怪异行为引起员工的不满。其中有八人决定一同辞职，他们因此被萧克利称为“八叛徒”。

八人于1957年创办仙童半导体公司，“八叛徒”在后来也成为了硅谷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词，成为硅谷叛逆精神的起源和代名词。

由“叛逆”而生的仙童，也因员工的“叛逆”精神让硅谷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半导体公司和衍生出其他的行业公司，称仙童为“世界半导体公司之母”其实并不为过。到2013年为止，由仙童公司直接间接衍生出来的公司一共达到了92家。

从半导体到个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硅谷的神奇在于其在几次科技浪潮中一直站在产业变革的前沿。而这离不开“硅谷风险投资人”让技术灵感向产业机遇不断转化。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尽管美国的经济大环境很差，可硅谷的经济却蒸蒸日上。当地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感觉到半导体从硅谷淡出给经济带来的影响，那里的产业就已经开始转型了。

维持硅谷繁荣的直接原因是计算机软件和服务行业的巨大发展——这不仅弥补了硅谷在半导体领域的损失，而且还使得硅谷在全球IT产业中的整体份额有所上升。最终，硅谷风险投资人逐渐引导该地区从单一的半导体工业朝着IT全方位发展。

知名风投公司集聚的沙岭路

时间是一种见证，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延续性，让创新变成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状态。那么，那些使硅谷长期繁荣的因素发生变化了吗？

叛逆的力量和风投的加持，让硅谷能不断地产生新生公司、有新生的力量，同时又能不断产生新的技术方向。如果目前的外流没有影响那些使得硅谷长期繁荣的因素，外流就可能只是一种昙花一现。

（二）人们为什么选择离开？

离开硅谷的不仅仅有码农、初创企业，也包括了大企业，虽然各方有着相同的选择，但是决定离开的理由并不相同。

对于硅谷最为庞大的生力军——普通码农来说，硅谷意味着极高的生活成本。

圣何塞的生活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9%，房价比全国均值高出142%。加州有着全美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一名40岁出头，基本工资为16万美元的Twitter员工表示，对于在湾区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是“相当糟糕”的收入。

数据众包网站Numbeo提取了各城市2021年生活成本加租金指数的数据，以纽约市为指数基础（100%），之后来确定各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

对于那些初创公司而言，他们认为硅谷越来越多地被老牌公司所主导，不再那么适合作为一个初创地。硅谷的高薪让初创企业寻找人才变得更为困难，高薪也使得员工离开公司创业的动力越来越小，而这本来是初创企业的重要来源。

硅谷软件工程师工资与软件工程师全美平均工资对比

一些人认为硅谷正在从“创造模式”走入“收获模式”。

在采访中，正经营着两家初创企业和一家风险投资基金的WU说到“旧金山的科技界已经被亿万富翁领导的大型老牌公司所主导，这些人已经发了财。迈阿密的科技社区更吸引‘那些还没有成功的人，不是亿万富翁的人’。”

但即便是大公司，他们也有离开硅谷的想法。对于大公司而言，加州的高税负和严格的劳动法是劝退他们的主要原因。加州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税率位居全美前十，除此之外，有迹象表明加州将首个征收州财富税。

但最令人担忧的并非上面提到的各方的不满，而是硅谷正逐渐从多元化的反主流思潮的旗手变得单一化、政治正确。

过于同质化的精英群体让硅谷变得逐渐单一维度了，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将总部迁至洛杉矶，这位曾被誉为“硅谷的天使”的投资人现在却表示“旧金山的进步文化是‘有毒的’，我想寻求一个更加智慧多元化的城市，因为我厌倦了左翼文化，想要追求真正的自由”。

“旧金山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相同的事情，不管是‘我讨厌特朗普’还是‘我要做区块链和比特币’”，High Ridge Venture Paetners的创始人Patrick McKenna说到。

位于硅谷的苹果、谷歌总部

总结而言，发展的过度饱和是导致硅谷企业和人口外流的直接原因，但未来更值得人们关注和跟踪的是硅谷“叛逆精神”是否还能存续。

有研究者表示，如果有5%的科技工作者离开旧金山，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硅谷的交通会得到改善，物价会下跌。

如今，那些科技大佬已经开始在硅谷旁开辟新的科技承载地，进行过载后的调整。在距离硅谷半小时车程的Fairfield市，科技界人士推出了“再造一个硅谷”的“永恒加州”计划。

项目的投资者包括乔布斯的遗孀鲍威尔·乔布斯、LinkedIn创始人霍夫曼在内的硅谷的顶级亿万富翁们，他们组建了一个名为Flannery Associates的财团。

从2018年开始，财团开始在距离硅谷半小时车程的Fairfield市一块接一块地求购农业土地，2023年开始，财团开始以全新开发蓝图来游说当地居民和政府，希望投资计划能够在2024年通过当地的批准。

永恒加州项目所在地（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三、硅谷出走，去了哪里？

从最直观的人口迁移数据来看，西雅图、奥斯汀、萨克拉门托是人们告别湾区后的首选。从州的层面来看，离开加州的人大多选择了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2020年，超过10万加州人迁往了德克萨斯州，超过63000名加州人前往了亚利桑那州。

但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实际上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在硅谷出现“外流”时同期增长的新的科技中心，比如常常见于报端的以“硅x”命名的一系列城市（纽约的硅巷、洛杉矶的硅滩、被称为硅丘的奥斯汀）、被戏称为“加拿大硅谷”的一系列城市（多伦多、滑铁卢地区、温哥华）。

这些城市有着很多共同点，比如不断增长的风险投资水平、顶尖的研究型高校、相较于硅谷更低的生活成本和优质宜人的自然环境，这些是一个科技创新城市的基本配置。

但是基于此，把这些城市简单地称为“硅谷2.0”是一种过于简化和模糊的处理，因为这些科技城市并非同期出现，有早有晚，他们的崛起和硅谷的关系也未见得一致。

硅草原达拉斯

相较共同点，人们更关心这些城市有什么差异点，在基础条件和发展路径上有什么独特性。其实选取几个新闻中常常提及的城市（多伦多、奥斯汀、洛杉矶），观察几个城市相关的科技新闻，会发现它们的差别挺明显。

多伦多成立的多为大厂们新的研发中心，奥斯汀多是大厂们的大型工厂，洛杉矶则多为科技+娱乐的初创公司。

同为科技创新城市，但以上这些城市各美其美，有的侧重研发、有的侧重于产业应用、有的侧重于制造。而这也揭示了如今的科技趋势。

从“链式创新”转向“多线程创新”，创新未必遵循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创新”这样的链条，而是从任一环节切入，都可能形成完整的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从链式创新转向多线程创新

站在单个城市的角度看，更多的城市有了发展科技创新的机会，各个城市可以依托自身的优势从某一环节切入；站在整体来看，这也意味着高科技经济并不是零和博弈，每一方因地制宜都可能创造基于自身产业优势的独树一帜的创新中心，最终把这个蛋糕做大。

根据他们发展路径的不同，可以将城市分为三个类型。前面提到这些城市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把视角更多放在城市科技发展的起始原因上，对一系列城市重新做一个分类。

科技城市发展的不同路径

（一）多伦多：研发牵引

近年来多伦多的关注度快速增长，主要是源于其AI产业的急速发展。自2018年起，各路大厂纷纷在此设立人工智能中心，超过45家公司选择多伦多作为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所在地，例如三星、Nvidia、谷歌、汤森路透等。

生物医药领域的强生、罗氏、赛诺菲等公司也在这里设立了人工智能业务。加拿大成立了大批的AI初创公司，仅多伦多地区就有273家人工智能公司。

如今，多伦多已经成为北美第三大科技中心，它也是在2016~2021年期间科技就业增长最快的城市。其背后是加拿大最大的创新集群——拥有超过28万名科技工作者、15000家科技公司的“多伦多——滑铁卢”科技走廊。

而在这波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中，加拿大在最新研究进展和商业应用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促使当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炸式增长的根本性进步源于加拿大的研究。多伦多的初创企业Cohere也在基础大模型中找到了一条不同于OpenAI的差异化路线。

1. “辛顿的出走”为多伦多带来AI发展的种子

多伦多的AI故事要从“辛顿的出走”开始讲起，1987年，出于对当时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厌恶以及对美国军方投身科研的本能警惕，当时还未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愤而北迁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

辛顿这次从美国的出走，算得上是AI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在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IFAR）任教期间，辛顿为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培育了一批杰出的人工智能研究者，Facebook的人工智能研究主管杨立昆、Uber首席科学家Zoubin Ghahramani、OpenAI研究主管伊尔亚·苏茨克维、Apple人工智能研究主管Russ Salakhutdinov。

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使得多伦多成为了AI研究者心中的“圣城”。

多伦多大学

辛顿是多伦多乃至加拿大AI发展的起点，在辛顿的带领下，加拿大在AI领域深耕多年。

2002年，AICML（阿尔伯塔机器学习创新中心）成立，由世界领先的强化学习专家理查德·萨顿博士领导。后来机构更名为Amii，他们于2007年正式解决跳棋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尽管深度学习不受欢迎，CIFAR仍然支持它，2006年杰弗里·辛顿和他的同事西蒙·奥辛德罗在CIFAR资金的帮助下，奋力度过了人工智能的寒冬，他们的突破性论文“深度信念网络的快速学习算法”引起人们对机器学习子领域的高度关注。

严肃的科学家不为科研成果预设截止日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辛顿一直致力于深度学习的研究工作，由于缺乏数据和计算能力，其有效性受到了限制，一直到2012年才取得成果。此后，多伦多大学在声学建模、计算机视觉等领域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2. 推出全球首个AI战略，从研发走向产业发展

2017年加拿大发布《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五年计划，加拿大也成为全球首个发布AI全国战略的国家。此后，加拿大AI产业的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自2017年开始加拿大AI公司的融资、投资金额明显升高。

2012~2019年加拿大AI公司融资金额（百万美元）

但与硅谷相比，多伦多初创公司吸纳的投资仍然很小，研究公司Tracxn的数据显示，2021年和2022年，硅谷和多伦多的初创企业吸纳资金规模分别是1320亿美元和54亿美元。

加拿大国内市场体量相对较小，很难满足AI落地动辄上亿美元的需求，因此基于自身的研发优势，加拿大不断探索AI发展的“小精尖”路线，主抓“AI商业化”和“制定标准”。

2022年加拿大推出新一轮的《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在里面明确了未来加拿大发展AI的三大施力方向，这三大方向既是对未来发展的指引，也是在过去五年中卓有成效的三大方向。

一是扩大市场，将人工智能研究转化为商业应用，实现对“P to P”（Paper to product）模式的新探索。二是定标准，在人工智能关键的立法、伦理上率先制定规范。三是引人才，吸引人才从美国反向流入。

（1）扩大市场，实现对“P to P”（Paper to product）模式的新探索。

首先，加拿大在研发与初步的商业化之间搭建了桥梁，最关键的举措在于成立了三家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助力研究的初步商业应用。

在《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文件中，明确指出三所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的首要目的，帮助将人工智能研究转化为商业应用，并提高企业采用这些技术的能力。

加拿大三家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以位于多伦多的Vector研究所为例：

• 向量学院推出了“快车道”计划，加速初创企业的商业化。Vector研究所在2021年10月推出Fastlane商业计划，帮助企业与领先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接洽，获取在AI领域所需的专业技能，改进人工智能商业化和知识产权策略。

  
  

• 研究机构推动AI在各个传统行业的应用，扩大AI的潜在市场。Vector institute作为非盈利科研机构，一直在以实际应用推动AI在不同行业的应用，与Vector进行合作的一家传统企业表示，Vector在不断探索这个人工智能庞然大物，并寻找可以利用AI改进的角落和缝隙。
  

  
  

• 成功链接各领域企业，一同探索行业间通用式的商业方案。Vector组织成立的自然语言处理联盟项目由16家公司组成，他们与Vector研究人员在NLP（自然语言处理）相关实验中进行合作，共同使用Vector的GPU集群进行训练，之后再针对法律、健康、金融等特定领域的要求进行微调。

其次，密集分布的孵化器，对初创企业起步“环境友好”。多伦多城市内分布着127个孵化器、初创企业办公地。

多伦多孵化器分布情况（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其中，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MaRS面向初创企业提供全流程的创业支持。面向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全流程的创业支持。针对收入规模0~500万美元、500万~2000万美元、收入1亿美元的公司制定了不同的方案。

当地人戏称如果多伦多是一个人工智能中心，那么MaRS就是它跳动的心脏。同时多伦多致力于培育科技生态系统，面向初创企业“制度友好”，安大略省最近通过一项法律，明确禁止公司在雇佣合同中执行非竞争条款，鼓励员工创办自己的初创企业。

此外，搭建人工智能基金，从吸引外来投资到自行孵化，助力初创公司成长为加拿大的巨头。自2017年以来，200多家有前途的加拿大初创公司被美国的大厂所收购，例如滑铁卢大学毕业生在2011年创立的自然语言处理企业Maluuba，在2017年被Microsoft收购。

曾深度参与《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制定并参与创立Vector人工智能研究所的Jordan Jacobs和Tomi Poutanen于2023年推出了3.5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风险投资基金Radical。

基金创始人说“加拿大的创业公司应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出售给外国科技巨头。”这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了一系列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来自多伦多的自然语言处理公司Cohere、自动驾驶公司Waabi、AI芯片初创公司Untether AI和量子计算公司Xanadu……

（2）依托研发优势，为人工智能行业制定标准。

人工智能领域常常涉及重大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多伦多作为人工智能研发的重镇，有优势来率先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及标准。

《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中也明确提出要树立全球标准，具体将向加拿大标准委员会拨款860万美元，来推动人工智能相关标准的制定和采用，以及在人工智能道德伦理领域的探索，争取在人工智能经济、伦理、政策和法律领域占据全球领导地位。

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的合作伙伴（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在国家标准机构（SCC）的组织下，加拿大颁布了一系列AI相关标准，加拿大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工智能监管法律的国家之一，2023年12月，加拿大政府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的行为准则，预计立法者将通过拟议的人工智能和数据法案。

在2018年魁北克省沙勒瓦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成立一个关于包容性和道德人工智能的国际研究小组。加拿大也主办了2018年12月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重点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负责任采用和商业应用。

（3）以便利的居留政策，吸引人才从美国反向流入。

针对美国日益严格的移民政策，加拿大推出一系列便利的居留政策，吸引人才从美国反向流入。2023年6月，加拿大首个科技人才战略启动，移民部长Sean Fraser宣布了一系列面向科技人才的吸引措施。

一是专门向美国H1b签证持有者提供的签证便利，向申请者及其家人发放为期三年的开放工作许可证，向创业者团队的每位成员提供为期三年的开放式工作许可证，且将在2024、2025年增加创业签证计划的名额，优先考虑涉及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和企业孵化器的签证申请。

作为北美一大人才流入市场，在过去五年中，多伦多科技行业新增近90000个就业岗位（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二是针对数字游牧人群的专项策略，允许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员在加拿大停留长达六个月，如果他们在加拿大期间获得工作机会，政府将允许他们留在加拿大工作。

以多伦多为例，最近的科技申请人潮在涌入该地区的大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每年约有10万新居民。

初创公司Unified API的联合创始人罗伊·佩雷拉指出“仅去年一年，我们就看到来自海外和美国的合格申请人数量空前。我看到这种涌入不仅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和蓬勃发展的创业场景，还因为我们欢迎多元化的人才。”

（二）洛杉矶：产业嫁接

洛杉矶正在悄然成为美国第三大创业区，据市场研究机构Startup Genome提供的数据，综合考虑人才、公司业绩、风投资金、基础设施等50多种因素，洛杉矶被评为全美第三大创业区域，仅次于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和纽约市的“硅巷”。

洛杉矶

硅滩不仅包括洛杉矶市区、帕萨迪纳、圣莫尼卡，还向南延伸包括了威尼斯、马里纳戴尔瑞、普雷亚维斯塔等新兴创业区域，拥有长达7公里的海岸线。由于大部分创业公司坐落在海滩附近，这里被形象地称为“硅滩”。

洛杉矶硅滩（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硅滩拥有1100多家初创公司。2016年，总部位于圣莫尼卡的Snap Inc.吸引了惊人的12亿美元F轮融资，估值超过200亿美元，而总部位于埃尔塞贡多的The Trade Desk以11亿美元的估值上市。

硅滩知名的科技企业（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1. 硅滩的独特性：来自科技+娱乐的碰撞

和硅谷相较，硅滩更重视技术和当地已有产业的结合，而非技术的开创。硅谷是建立在半导体、路由器这些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的。硅谷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科技初创企业，例如社交媒体、电动汽车、大数据的初创企业。

而洛杉矶尽管拥有航空航天和科学资源的历史，但硅滩并不负责制造科技产品。其初创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媒体、娱乐、电子商务、时尚这些领域。《Silicon Alley Reporter》创始人Jason McCabe Calacanis就将硅谷比喻为“管道”，而纽约和洛杉矶是那些“通过管道的东西”。

硅滩科技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一是洛杉矶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容生产地，势必牵引VR等新技术厂商。对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等新技术而言，内容为王。这些技术的生死取决于为其制作的内容，而谁能比洛杉矶更好地生产内容？

耶鲁大学助理教授Messeri表示：“硅滩的发展既要考虑这座城市的科技历史，也要思考娱乐和讲故事对于当前科技的重要性。也许像虚拟现实、元宇宙的发展不太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技术成就，而是依赖于人们在其中可能遇到的故事和经历。”

硅滩的企业也认为，对“娱乐”的深入了解是他们的独特优势，Vntana是一家为营销和娱乐业创制三维全息图像的公司，公司领导本·康威说“我们有专注娱乐和内容的一部分，这是身处娱乐业才能真正理解的。”

伯班克华纳兄弟工作室

二是云技术让轻量级企业更加容易起步，Rincon Venture Partners的吉姆·安德尔曼在采访中提到：“云技术使新企业更容易起步，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初创企业民主化。Twilio和亚马逊等公司负责IT基础设施，因此企业不必过于担心缺少服务器和程序员大军。15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这是一项稀缺资源，但现在初创企业更多把‘价值转向满足客户需求’。”

因此，科技和娱乐的结合是硅滩发展的起点和底色。

洛杉矶最大创投公司Upfront Ventures的管理合伙人Mark Suster表示：“你必须接受互联网的未来是视频平台，这就是Twitter在视频方面投入如此多资金的原因，这就是Snapchat兴起的原因，如果你接受视频是互联网的未来，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洛杉矶将成为未来互联网的一大中心。”

自2003年以来，Google、YouTube、Microsoft等陆续进驻洛杉矶的大厂也多是看重这里的娱乐巨头和内容创作能力。靠近好莱坞使得科技巨头迁入，本就在洛杉矶的传统媒体也牵引了tiktok等新媒体的迁入。

Google、Youtube等企业集聚的普雷亚维斯塔科技区

2. 本地巨头接力科技大厂，成为科技、娱乐融合的重要投手

好莱坞和金融业素来关系密切，与好莱坞同属一城的硅滩也因此受到了众多投资人和投资基金的青睐。跟随浪潮，好莱坞巨头和明星成为初创企业的背后力量。娱乐业非但不是障碍，反而为当地初创企业提供了机会。

硅滩本土最亮眼的企业Hulu就是由NBC环球集团、21世纪福克斯公司在2007年共同出资成立的。2015年，迪士尼、NBC环球、21世纪福克斯出资7.5亿美元共同持有Hulu股份，以对抗快速崛起的Netflix和HBO等流媒体平台。

好莱坞的明星也加入了创业的队伍，喜剧演员兼音乐家雷吉·瓦茨与他人合作创办了将喜剧舞台进行数字化的公司Wevr，2021年，好莱坞女星Jessica Alba创立的The Honest Company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公司市值达到14.4亿美元。

迪士尼则成立了初创企业加速器，专门针对在科技和娱乐方面有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基于迪士尼未来的发展需求，被投企业包含了可穿戴设备、智能算法、细分垂类直播等领域。

该计划开始于2014年，自2014年至2018年每年一期，投资了BYJU’s、epic games、hoodline、kahoot、sphero、statmuse等46家公司。2021年，迪士尼重启了加速器计划，为初创公司提供时长约三个月的战略技术支持。加速器支持项目分布于各地，甚至有不少是来自于硅谷的项目。

伯班克迪士尼工作室

好莱坞与高科技的联合向前可以追溯至1999年成立的南加大创意技术研究所（ICT）。

该机构最初成立的任务是通过类似虚拟现实和人体仿真数字技术来提高军事演习的效率，但ICT同时也拥有游戏开发人员和好莱坞特效工作室，有49部好莱坞电影、连续剧使用了ICT的技术，ICT曾两获奥斯卡奖，南加州大学将其描述为“好莱坞和高科技联姻的中立之地”。

位于硅滩的ICT，曾参与阿凡达、地心引力、本杰明的奇幻旅行等电影制作

从参与项目到创立公司，南加大ICT的员工也成为初创公司的创始人。Survios是世界顶级的虚拟现实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公司创始人Nathan Burba和James Iliff曾在南加州大学发起跨学科的Holodeck项目，之后在Holddeck的基础上创立了Survious。

2014年被facebook以20亿美元收购的Oculus VR也和南加大息息相关，其创始人Palmer Luckey曾在ICT长期工作。

政府也在全力打造“初创企业友好”的环境，2013~2022年在任的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一直将鼓励企业家作为其政府政纲的重要支柱。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向公众开放该市1100多个数据集，让初创企业能够更便利地开展业务。他还建立了常驻企业家计划，帮助企业家与城市商界领袖建立联系。

风险投资公司Amplify.LA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Paul Bricault表示，加塞蒂是至少过去25年来该市最热衷于科技的市长。

硅滩的企业由于高房价也在向西迁移（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如今，硅滩也正面临与硅谷相同的问题——圣莫妮卡和威尼斯的房价居高不下，许多科技企业的发展扩建遭遇了很大瓶颈，创业高成本导致许多公司逃离，硅滩也因此在迁移蔓延。

硅滩正向戴尔雷伊和赫莫萨海滩延伸，并继续吸引科技公司、风险投资和初创公司到延伸区域发展。除此之外，附近的卡尔弗城、西洛杉矶和埃尔塞贡多也成为迁移的方向。

3. 技术大熔炉，“科技+娱乐”的初始动力也传导到泛科技领域

科技+娱乐，作为硅滩发展的起点，决定了硅滩企业的调性。航空航天一直是南加州传统的技术驱动力，而“硅滩”上密布的则是社交媒体公司以及VR、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领域的企业。

工程发生在硅谷，美学和内容则更多由硅滩生产。在硅滩“技术”的含义被扩展，讲故事和美学成为初创企业知识的一部分。

在硅滩，科技、广告和电影业务的结合是独一无二的，这三个行业从未如此紧密地与一种当地文化交织在一起，这绝对是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况。在产业上“科技+娱乐”的初始动力也传导到泛科技领域。

圣莫妮卡经济发展经理詹妮弗·泰勒这样解释硅滩近年来的扩张：“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产业，在过去的四五年里，学科之间出现了交叉，科技和医疗保健业务、金融业务的融合，以及许多科技业务与另一个行业的混合。”

例如GoodRx将科技与医疗保健相结合，为全球消费者提供负担得起的处方药，广告公司GumGum利用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来解决整个媒体行业的问题。

硅滩科技公司行业分布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拓宽了行业组合的可能性，数字化让这些不同领域的技术能变成相同类型的操作对象——数据字符串，因而马上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进行组合。

总结硅滩的经验，一是用新技术把传统行业重新做一遍，科技和娱乐的碰撞是硅滩繁荣的起点，从硅滩的经验来看，面对科技和传统产业结合可能产生的巨大潜在收益，科技大厂往往会“春江水暖鸭先知”，进行相关业务的开发和拓展，接下来传统行业的巨头往往会因为资金的优势，担负起初创企业扶持者的角色。

二是更多地用“技术创造需求”，C端有广阔的技术应用场景，因为面对C端，有无限的需求可以被创造。在洛杉矶，为消费者设计产品的初创公司数量与向其他企业推销产品的初创公司数量之比为4：1，在软件公司云集的硅谷，这一比例为1比2。

（三）奥斯汀：制造起家

相比前面的多伦多和洛杉矶，奥斯汀很早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科技中心。

奥斯汀

奥斯汀起家的早期是基于半导体的研发和晶圆制造。《福布斯》杂志将奥斯汀列为“未来十年将发展的最繁荣的美国城市”榜首 。奥斯汀在创业生态系统指数中排名全美第8，德克萨斯州30%的专利来自奥斯汀。

奥斯汀四大重点产业

伴随着美国要求制造业回流国内，奥斯汀几十年长期积累的制造业默会知识经验，加上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成功吸引一批大厂在此建厂，制造业企业的聚集又带来意料之外的跨界创新，让奥斯汀又一次成为科技界关注的焦点。

越来越多的风投资金入驻奥斯汀，他们表示希望能“近距离观察奥斯汀作为一个潜在科技中心的发展历程”。

1. 成功的“商业拍卖”：MCC的成立给奥斯汀带来“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1980s~1990s）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并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创造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里根政府不甘落后，于是计划推出MCC（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作为回应。

MCC是由11家美国主要计算机制造商（微软、波音、通用电气和洛克希德）组成的联合研究企业，旨在与日本竞争建设下一代信息技术。

当时人们猜测MCC项目会落地硅谷或者是波士顿，但任项目负责人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英曼提出要开展一次公开竞争，一共有五十七个城市参与了竞标。竞标现场，市长、州长、大学校长和商界领袖联合阐述他们的观点。第一轮之后，参赛者缩小到四家：圣地亚哥、奥斯汀、亚特兰大和三角研究区。

尽管英曼很喜欢圣地亚哥，这是他在退役前当海军时很喜欢的城市。但第二轮选拔时，时任加州州长让委员会足足等了二十分钟，宣读了一份演讲稿后就匆匆离去。英曼表示：“如果他从未出现，他们的处境大概比现在要好。”

而当团队访问奥斯汀时，德克萨斯州州长马克·怀特的幕僚长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大厦的中庭欢迎他们共进早餐。宾至如归的招待并非是重点，奥斯汀的生活质量和成本给评选团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奥斯汀林登·约翰逊总统大厦及图书馆

奥斯汀城市中心

同时，奥斯汀提出为搬到这里的员工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奥斯汀还为项目的推行提供了可靠的人才来源，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提出资助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八个教授，为每个教授提供一百万美元经费。最终，当结果花落奥斯汀，结果震惊了东海岸和西海岸。

由于MCC是一个联合管理的企业，美国各个高科技企业都派人参与，各大公司的行政主管渐渐认识到奥斯汀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也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潜力，于是各大公司纷纷来奥斯汀设立分部，包括Cisco、Intel、AMD、Motorola、Freescale、Sun Microsystems、Samsung等等。

三年之后，另一个为促进半导体制造而成立的联盟Sematech也来到了奥斯汀，它由英特尔和德州仪器等14家美国芯片制造商组成。随着越来越多半导体企业的入驻，奥斯汀也有了“硅丘”的代称。

2. 成熟供应链的力量：技术积累牵引了新一批科技工厂的建立（2010s~2020s）

“硅丘”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年，网上也不乏居民的吐槽，“本人就在奥斯汀，有一说一，奥斯汀号称下一个硅谷已经号称了快十年了吧？”

但在2020年前后，几家大厂的迁移将人们的视线又聚焦到奥斯汀身上。2019年，苹果将mac pro的生产线迁至奥斯汀、2020年马斯克宣布在奥斯汀建造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超级工厂、2021年三星宣布在距离奥斯汀30英里的泰勒市建设17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特斯拉、三星带来的聚集效应，推动奥斯汀成为先进制造业的目的地。

位于奥斯汀南部Kyle的汽车制造商Simwon North America Corp，北部Georgetown的CelLink Corp因为超级工厂的量产极大地扩张了公司的业务，其他电动汽车公司例如以色列电动汽车公司REE Automative Ltd.，电动卡车公司Hyliion Holdings Corp等也在特斯拉入驻之后进入奥斯汀。

三星的芯片厂也带动了产业链上企业的搬迁，总部位于德州的Schunk Xycarb Technology Inc.是一家半导体生产用石英器皿制造商，在三星宣布建厂后，Schunk紧随其后宣布将在奥斯汀建立第二家工厂，并加快招聘和设备采购。

关于这些企业投资建厂的理由，业内专家各有各的分析。

一是德州的低税收和奥斯汀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德克萨斯根本没有州所得税 ，该州的能源成本也低。为吸引企业建厂，奥斯汀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奥斯汀有九项主动激励协议，价值超过1.12亿美元。三星建厂更是得到极大的优惠，包括对新建物业10年间减免92.5%的税收。

二是奥斯汀相较加州更低的人力成本。税务专家表示，企业搬迁总部并不一定是为了企业的税收优惠。而通过搬迁帮助他们压低工资成本，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策略。

第三点也是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与其他地区相比，奥斯汀的独特之处是先进的制造业劳动力。

奥斯汀正在制造大量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和半导体，而这创造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劳动力队伍，该地区独特的劳动力是吸引特斯拉、Plastikon Industries、大陆集团等公司和其他制造商设立新工厂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为先进制造业当中重要的诀窍，以及工厂的管理组织方式，这些默会知识在有经验的劳动力的脑海里，建立在城市长期的制造业历史经验中。

而且，城市已经建立的供应链从来不是简单的采购关系，上下游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复杂的知识交换。一个企业会处于不同的供应链节点上，从不同的角度看，供应链有着不同的连接线索，巨大的信息和能量以非线性、跨网格的方式得以展开。

正如奥斯汀先进制造联盟院长Marmolejo所言，“每个人都是某人的客户，应用材料公司生产三星使用的设备，三星使用设备为其他公司制造芯片，例如苹果和特斯拉等公司。”

这些制造企业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网络，三星已经在奥斯汀的工厂生产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芯片、三星LED也被用于特斯拉的“智能头灯”。AT&T和三星达成了合作，宣布在奥斯汀创建美国“首个以制造业为重点的5G创新区，园区采用了AT&T的无线技术和三星的5G网络设备。

3. 技术服务的加持：高校和制造业合作的定向研发为创新提供后续动力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TA）作为工程强校，为先进制造提供了技术服务。其计算机科学系排名美国前十，工程学院的评价也非常高，科克雷尔工程学院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列全球第四。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TA设有200多个专门的研究单位和中心，这些研究所担负起产业服务枢纽的角色，例如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与制造、材料企业合作，根据企业的需求与反馈定向研发。

学校积极和工业界合作展开定向研发，将校园创新推向市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每年研究产生超过150项新技术，为行业合作提供丰富多样的机会。

校园内的discovery to impact项目，将UT研究人员和学生集中到用户友好的搜索平台，将校园内新开发的相关技术进行披露（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比如UTA正与爱立信合作开展由6G驱动的扩展现实（XR）的突破性研究，霍尼韦尔也正与UTA合作开发创新的碳捕获和存储技术。

学校正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拉近教职员工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位于科克雷尔工程学院的创新中心每月举办一次聚会，教职员工发明家向当地行业专家和非正式小型团体展示他们的发现、发明。

2021年，UTA更成立了专门的技术商业化小组，专门负责将校园研究推向市场，截至现在，小组已经孵化初创企业76家，上市产品156件。

4. 保持奥斯汀的怪异：有趣的城市氛围是奥斯汀重要的力量来源

有趣的城市氛围是人们前往奥斯汀的一大原因，“keep Austin weird”（保持奥斯汀的怪异）是奥斯汀重要的城市口号，奥斯汀的巴顿泉、科罗拉多河提供了一流的户外运动资源，超过250个的现场音乐场所让这里有着“世界现场音乐之都”的美誉。

但是“真的能体验的有趣才是有趣”，2020年以来，奥斯汀的房价快速攀升，2023年后也出现初创企业从奥斯汀外流的新闻，B2B企业工业软件平台Laundris的首席执行官Don Ward宣布他将把公司搬迁到塔尔萨，因为塔尔萨让他回想起十年前奥斯汀正在建设的科技生态系统。

风投公司HighRidge的创始人麦肯纳直言：“旧金山因成功而失败，我担心刚刚进入风险投资的奥斯汀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如果奥斯汀不再成为那些使它成为一个有趣的地方的人负担得起的地方，那么它也将不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四、结语

不论是奥斯汀还是位于洛杉矶的硅滩，也都开始面临企业外流和需要向外扩展的命运。更说明硅谷面临的人口外流其实很常见。

而硅谷和所谓“硅谷2.0”之间也并非零和博弈，高科技经济并不是零和博弈，各方都可能成功，多个地方都可以分到这杯羹，而硅谷如果可以直面自身的问题，也可以分一杯羹。

硅谷的人口密度分布示意

在吴军的《硅谷之谜》中写道：“热力学第二定律说，一个封闭系统总是朝着熵增的方向变化，从有序变为无序。如果把一个公司看成一个系统，如果它是封闭的，会越来越糟糕，如果是开放的话，可以和周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有可能引入‘负熵’，系统会越变越有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他科技中心的崛起对于硅谷来说，也是一种“负熵”。在硅谷与其他更多的科技城市合作、交流、竞争之下，反而催生了更多创新的机会和可能。

对每个城市而言，存在“技术风土”，不同城市存在的科技场景将变得更加差异化，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寻找自身资源和科技趋势的共鸣点。

被誉为“硅林”的波特兰，借助环境特色和企业特色，成为运动创新之都

耶鲁大学的梅赛里在研究硅滩的发展时提到“在询问洛杉矶的技术是什么时，我建议思考是否存在‘技术风土’这样的东西。正如葡萄酒和奶酪之间的本地差异被研究、追捧、甚至培育一样，技术也可能如此吗？”

什么土里长什么庄稼，技术本身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硅滩的兴起离不开人的力量，但是笔者认为最核心的是“科技和娱乐的相互吸引”，而这是技术本身发展的诉求。重点在于城市能及时发现这个趋势和时机，因地制宜地利用时机，将自身资源和科技大势结合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丈量城市 （ID：Measure-the-World），作者：焦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