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刘璐，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下这个时代，整容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常见，它成为一种时髦，一项投资，甚至可以改变命运的合理行为。然而，美好的期待背后，依然藏着整容无法解决的困惑，那些美的标准问题、手术的风险以及现代人的焦虑。

整容需求井喷的时代

这间整容诊所正在上演一幕。

病人躺在手术室，院长马荣卿正在动刀，她是这间黑诊所里包括麻醉师等人在内唯一一个有医疗资质的人。手术台上的病人，不满意上一次把脸部向上拉的线雕手术，做完面对镜子，她喊“我这个脸丑死啦”。

这个病人是这间诊所的副院长，她觉得自己像个“残次品”，这种情绪也在每一次她向顾客推销手术时传递，“你还不完美”。

这间黑诊所换过几次地址和名字，院长马荣卿也换过几次名字，但无论叫什么，她都主打自己有韩国经验。

诊所的目标顾客不是那些希望通过变美来改变生活的年轻女孩，而是事业本来就有成的中年女老板、小城市里的女强人。她们仍处在无法缓解的样貌焦虑中，濒临破裂的婚姻、不再被爱的年纪，改变容貌成了救命稻草。

黑诊所里，求美者必须在风险面前充满勇气。玻尿酸可能让人失明，自体脂肪填充可能液化，麻醉也可能伴随并发症，整容完后还有难以调节的心理落差。

这间整容黑诊所兴起的业务背后，是整个中国整容市场的繁荣。

整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过。上班族甚至利用午休的时候，就可以去诊所买个“微整快餐”。

年龄也不再是限制。媒体的报道里，一位80岁的老太太割了两次双眼皮。

每年暑期都会涌现一波整容需求，因为年轻人在上大学前将整容列为待办事项。

一位受访的医生告诉我，“家长主动带着孩子前来，与孩子独自前来的比例可以达到一比一。即使是独自前来的孩子，也很少是家长强烈反对的”。

2018年，医美平台新氧发布报告说，影响中国人自信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容貌和他人评价，“超过8成的中国民众认为，如果自己长成心仪明星的样子，有可能更成功”。

中国医美市场的增速领衔全世界。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愿意花1000元提升自信，尽管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但中国人却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5000元。

中国人好像在当下终于达成了一致，这不再是那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代，在此刻，身体是一个关于现实的、未来的筹码。

到底为什么整容

整容医生石蕾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复刻的油画《舞蹈》。1910年，亨利·马蒂斯在这幅画中用人类原始的狂野宣泄激情。中国整容市场总给人审美单一且速朽的印象，石蕾希望借这幅画展现她的品位。

现代人缺乏想象，他们总会在这个季度喜欢同一种鼻子，到了下个季度，又会觉得那种眼睛最美，哪怕到了命运层面，他们也只能想象同一种成功路径。

割一个双眼皮，在今天就像做一次头发一样，人们的要求越来越多，可细分的也越来越多，从眼皮的样式，到鼻翼的大小，胸部的形状。

有的医生可能会拒绝一个求美者把自己整成网红脸的要求，它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古典审美观，但更多时候，网红脸只是一些医院短期逐利的工具。

整容医生石蕾欣赏的油画《舞蹈》（图片来源：Wiki Commons）

石蕾的患者排到了几个月之后，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容医院最有名的医生之一。要预约上石蕾，你需要先做一些功课，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什么，不能上来跟她说我要整成网红脸，王小波说审美是一道墙，求美者和石蕾之间的这道墙的最好不要太高太厚。

20年前，石蕾在北医上学，研究生选专业时，整形外科专家马勇光告诉她，自己从事整形外科几十年，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这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工作。

这句话击中了石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制造了很多战伤、毁容的人，也催生了整容这个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受伤和毁容的人更多，学科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出于变美而整容的自由，中国人拥有的时间并不长。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北平，医生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割双眼皮，小眼放大，隆鼻等手术广告。

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强调整形科应该“功能”大于“形”，强调形态美的整容行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虚荣”，为变美而整容成为少数人拥有的特权——比如一位国家一级歌词家，他也得拿着文化局的批准，才能让医生做手术。

这一时期的中国整形外科兴盛，始于朝鲜战争产生的大量伤员，石蕾所在的八大处医院，老院长宋儒耀几乎是整个中国整形外科的奠基人。

改革开放以后，美容外科恢复，普通人开始拥有和享受整容的权利，被解散的整容医院也得以在北京八大处重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整形外科医院，私人诊所也开始在各大城市开展起来。

在和平年代、商业社会，整容外科找到了新的位置。它为人们的脆弱心灵服务，为无止尽的欲望服务。石蕾在大学时期读黑格尔、马克思，觉得美好像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在今天，它真得彻底被资产阶级渗透了。

2003年， “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引起舆论关注，“自然美”和“人造美”成为中国人的辩论话题，而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对整容有更多道德上的苛责。

在杭州，石蕾路过一栋“网红楼”，里面一套套公寓坐满了“网红”主播，摆着差不多的镜头、差不多的麦克风，她们在淘宝卖衣服，打游戏，陪人聊天唱歌。她们甚至追求差不多的鼻子、差不多的胸。

这栋楼就像时代的缩影，每个麦克风前都是一个对未来怀抱希望的人，石蕾说：“张大奕1年流水6个亿的时候，所有女孩子的梦想可能都是变成张大奕2号。她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美丽的人，她的目标是为了我要1年挣6个亿”。

在镜头面前，脸成为一个可变现的产品，它达成和商品社会的协议，接受更新换代的现实。

是相貌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石蕾遇到过那种整容上瘾的求美者，永远地不满足、永远地渴望改变，“谁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整成美的，一个人可能只是想整成她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

人的面貌焦虑背后往往隐藏着关于成长的焦虑、经济的焦虑、存在的焦虑、爱的焦虑。这是一种和自己的对抗。

在石蕾那里来来回回整过好几次的女孩王露菲告诉我，“我小时因为长得不好看，又胖又丑被欺负，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看我才能喜欢我自己”。

王露菲把整容前的自己定义为5分女孩，就是样貌水平不出众，但也不糟糕。她喜欢找年龄小的男孩做男朋友，因为在整容问题上不容易有太大分歧。

她早就做完了正颌手术、削骨手术，她想从双眼皮变成内双但手术结果不理想，她取出了自己的肋软骨来隆鼻，用人工骨来填充自己的苹果肌。

石蕾第一次见到王露菲，建议她把以前那些便宜劣质的整容结果修复回来，女孩后来的看法变成了“就想变回以前的样子，我现在觉得我那时候挺好看的”。

“5分女孩通过整容可以变成6分、7分，2分女孩最多只能变成3分、4分，而如果你想成为10分女孩，那你自己本来就要是8分、9分”，王露菲反思，容貌的骨相和底色是很难改变的。

王露菲也并不想通过整容走向成功，她只是想不断地和小时候的自己对话，解决那个不开心的青春期问题。

整容医生需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石蕾并不会拒绝所有心理有问题的患者，只要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她都可以接下这台手术。

石蕾说自己做的其实是整容内科：“整容手术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改变一个人的心理负担，让他更加接纳自我。当然也会有失败，有些人做完更自卑了，但更多的人变自信了，他认为自己跟这个社会的相容性更强了”。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你作为第二性别，你要争取对你来说更好的生存机会，我觉得什么办法都可以想”。石蕾认为，董明珠、邓文迪都是成功的女性，但在这个已然是“男权社会”的结构下，女权主义理论无法为所有女性找到出路。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郭树忠也早早就读过了《第二性》，但波伏娃并没有说服他。所以现在在百度百科，他的简介仍然写着擅长“私密处整形”，无论是修复处女膜还是外阴年轻化修复，这些对郭树忠来说都是小手术。

郭树忠做过中国第一例换脸手术，会再造阴茎，再造阴道，他也会提出疑问：“你真的了解你自己的性别吗”？

郭树忠从1980年代开始做整容手术，在整容还备受污名的年代，一些行为先锋的人走进手术室尝试改变自己，但最好能美得不被发现。

“美是什么呢？人真的看得清自己的样子吗？中国人有清楚的镜子也不过才100多年。”郭树忠觉得，“美是一种感觉”。

他的左边摆着一座大卫的雕塑——古希腊关于美的代表。助手把这座大大的雕像放在这里，但郭树忠并不总是追逐古希腊的美。

另一边，他的眼前摆着一本《审美特性》，书里说，审美和时代、社会结构、经济阶层、种族、宗教、文化都有关。

郭树忠也读过《颜值经济学》，书里说，长得好看的人比不好看的人多挣17%。“如果一个女性隆了胸，就能感觉更幸福，那为什么不给她隆胸呢？”

“整容本来就是消费医疗”，郭树忠选择接受现实，医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是裁缝，病人拿来了布料，你不能把人家想要的西服做成了马甲，“我不是为我自己做，是为她做”。

尽管如此，这些手术并不能给郭树忠带来很强烈的成就感，很多人慕名而来，但郭树忠似乎更享受回到这个学科的初衷，为残疾人做整形手术，为他们雕刻一个看起来健康的耳朵，制作一个和大多数人差不多的鼻子。

他会拒绝那些有“体相障碍”精神疾病的人，拒绝那些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并不是真的因为单眼皮而找不到对象”，郭树忠说。

郭树忠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观，他认为整容者或许都缺爱。他觉得，自己就是拿着手术刀的心理医生。

整容真的可以抚慰人吗？

当下的整容市场，你或许认为你没有屈从任何一种审美，但“凝视是无处不在的”，除了男性、文化，消费主义也在凝视着每个人。

“这个产业现在已经常态化了。人们在它上面的消费习惯跟其他消费趋同，每个人更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这个选择”。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哲学博士袁长庚阐述他对所谓“整容行业变得理性”的理解。

袁长庚曾在田野调查中目睹整容黑作坊的现场，“即便她们没有出现太大的风险，但是你可以看见整个社会巨大的焦虑”。

在一座北方小城市，袁长庚看到，做直销行业的女老板们从广州请了一个所谓的“医生”过来，下了火车直接在宾馆包一个房间，把床稍微改造就是“手术台”，开始做简单的整容手术。

在袁长庚看来，不管是健身、保健、美妆、还是整容，这都是时代的焦虑感转移到对身体的审视上。

他觉得荒唐的是，当父母带着孩子去做整容手术，这种基于基因传递之间相对私密的关系，好像也被否定掉了，仿佛全社会基本上都被焦虑控制了。

女权主义者对当下的整容环境也是怀疑的。

196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走上街道，脱掉带钢丝的胸罩，向世界号召身体属于自己，女性可以把身体当成武器，但这与目前整容市场宣称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之间似乎仍然有鸿沟。

整容真的可以抚慰人吗？无论是承认自己整容上瘾的王露菲，还是手拿手术刀的顶尖整容医生，她们的回答都是“整容无法改变命运”。

至于命运里的那些焦虑，如果不是通过改变相貌来释放，人们可能也总会设法寻找到别的出口。

文章开头那个整容诊所的马荣卿院长，在为病人做完几个大型手术之后，就拿着100万去了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心灵禅修的集会，对她来说，那就是另一种新型抚慰。

（文中马荣卿、王露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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