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到成都学中文，但他们跟我讲四川话

一、阿姨的书法

我第一次见到汉字是在我七岁那年。那是在瑞典南部隆德郊外的我姑姑家。我姑姑去过中国，回来时带了一幅书法作品，现在正挂在墙上。这些字的某些特点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黑色的痕迹显示，毛笔在纸上快速移动。一瞬间，时间永远定格。

上面写的是什么？我问姑姑。但姑姑只是看着我说：只有我知道，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想，我一定要解开这个谜语，于是我决定学习这些暗号。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学懂中文，我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懂中文，所以我干脆开始见到字就画。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自己能突然开始理解它们。

甚至当我坐在电子产品说明书前，也会用同样的方法练习写字。不幸的是，在我七岁的时候要自学中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最终放弃了。

二、插上隆德的翅膀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长大，并接受了记者培训。毕业后，我想找一个专业领域继续深造，于是旧梦重温。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说中文，但在瑞典，会说中文的瑞典人那时候仍然很少。这意味着与绝大部分瑞典人相比，我只需要一周就能成为专家。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还是需要比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后来我报名参加了隆德大学的初级课程，在那里我意识到中文比我预想的要难得多。

那是在1996年，我们会听磁带来模仿发音。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顺利，有一次我在和其他同学共用的厨房里练习。一个朋友忽然跑进来了，因为他以为自己听到了咖啡机的声音，其实是我练习汉语的声音。

■图/欧丰瑞与朋友的合照

三、前往成都

1997年，我来到中国继续学习中文。我选择了成都，并申请了四川联合大学，因为我觉得那里不像北京那样有那么多外国人。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尽管我已经全职学习中文一年了，但我还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他们会说一些奇怪的词，比如“吃啥子”和“不晓得”。

第一天，我去街上买早餐。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在卖馒头和包子，于是我走上前去，说Wo yao Mantou。

她回答说：Mu Dei，尽管水蒸气在她周围冒着烟。

我又说Wo yao Mantou。

她回答说：Mu Dei。

我指着她面前的蒸笼说：Mantou！

哦！馒头！‍‍‍‍

但慢慢地，我的耳朵就习惯了。

四、没有隐私

然而，更难适应的是我不再有任何隐私。我来自瑞典，所以不习惯身边总是有人围着我转，也不习惯他们什么都问。有一次，我肚子疼，就去了一家小医院。医生给我做检查时从来不关门，但是这样其他人也能听到我的病情。

五、中国人很害羞

当时，要想以自然的方式与中国人交流并不容易。外国学生都被安排在一栋独立的楼里，我只有在上下课时才能见到中国人。我的英语水平倒是提高得很快，但中文却基本没变，这让我很担心，因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学英语的。后来，有人建议我在十月份假期自己去旅行。

于是，我一个人坐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些好奇的目光和评论。有人说：“可惜他把头发剃光了，不然就不会这么难看了。”我鼓起勇气回答道：“我没有剃光头发，我很久以前就掉头发了，suo yi mei ban fa。”车厢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提问声，坚冰终于被打破了。

六、独自旅行

我注意到，中国人独自旅行时不再害羞。相反，他们非常好奇，不停地问我问题。有些人担心我一个人应付不来，想照顾我。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好。

■图/欧丰瑞假期旅游，1997年

七、不尽相同

我到中国旅行的初衷是想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但当我在这片土地上走得越多，与这里的人们相处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意识到，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相似的，而不是不同的。

■图/西双版纳泼水节，1997年

八、西藏的芭比女孩

1998年6月，我到西藏旅行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地方似乎与我生命中经历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大相径庭。空气清新而稀薄，让人呼吸困难，但阳光从深蓝色的天空洒下，风景和衣服的颜色明亮而清晰。

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洛桑的朋友，我们前往他的家乡，我将在那里参加毕业典礼。

那天，在村子外的草地上，学校领导为观众摆好了椅子。村里所有的成年人也都聚集在一起，观看孩子们的舞蹈表演。大喇叭以很快的节奏播放着各种传统歌曲，但他们似乎很匆忙，我很快就明白了原因。

所有的参赛者都想进入决赛。“现在是迪斯科时间！”他们说着就换了音乐。我从扬声器中听到了非常熟悉的旋律：

Come on，Barbie，let's go party。

也许各位听众都不记得这首歌了，但在1998年，全世界都听过丹麦组合Aqua的这首热门歌曲。现在，这首歌一路传到了西藏农村，我突然和全村人一起跳起了舞。我看着戴着帽子、扎着辫子的老太太们努力跟着这首歌一起唱：我是芭比娃娃世界里的芭比女孩，生活在塑料里。太奇妙了。

■图/在西藏的迪斯科舞会，1998年

九、驻华记者

在中国留学一年后，我又该回瑞典了。为了能在中国学习，我向银行贷了款，现在是时候回国找份工作并偿还贷款了。我在瑞典电视台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于是在7年后，我有机会再次回到中国。

由于我懂中文，我成为了瑞典电视台驻北京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几年后，中国举办了奥运会，瑞典人对中国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图/作为中国记者在珠穆朗玛峰基地，2007年

我还注意到，每次我们报道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都会得到瑞典观众的热烈反响。我想他们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尽管瑞典人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存在差异，但有一些根本的东西让我们变得相似，并产生了理解。在我对中国的报道中，最受欢迎的故事是我们陪同一对农民工夫妇回四川老家过春节。

十、春节

当我们坐在四川老家门前浇筑的水泥地板上时，张红兵的眼睛红红的、亮亮的。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昨晚喝了酒，还是与我们谈论的话题有关，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几天前，张红兵又见到了三岁的女儿。上次见面她才两岁。

张红兵和妻子李木兰在2000年代做了这个四川小村庄里许多邻居都做过的事——他们把女儿留给爷爷奶奶抚养，自己则去广东一家鞋厂找了一份更赚钱的工作。张红兵说，在工厂宿舍的最后一晚，他内心的情感汹涌澎湃，无法入睡。一年过去，他终于又要见到年幼的女儿了。

这次期待已久的见面却让他失望了，当女儿看到那个自称是自己父亲的陌生男人时，她又害怕又尴尬，跑着、躲着、不敢出来，直到外婆唠叨着许诺给她糖果，她才敢出来。

在后来的几天里，女儿完全改变了主意，开始像影子一样跟着妈妈和爸爸，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她都担心他们随时会再次消失。不幸的是，这也是他们的计划。再过几天，两人就要收拾行李，和女儿说再见了。

两人必须都到广东去工作，否则他们无法维持生计。他们是这样告诉自己来应对这个想法的：没有办法，这就是生活。

在这个原本宁静的村庄里，能再次看到生机勃勃的景象真是太好了。这里常年只有老人和孩子居住。沿着村子中心的街道，人们搬出了桌子，聚在一起打麻将。

虽然春天就要来了，但四川的寒冷仍未消退，围在小方桌旁的人都戴着帽子，穿着厚外套，以便在打牌的时间里保暖。张红兵说，能成为邻居中的成功者，感觉很好。

他为自己在家乡的新老朋友中受到尊重而自豪，他为自己的漂亮衣服而自豪，也为自己和太太能够带来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年礼物而自豪，但这些礼物背后的真实价格是多少呢？

被宰杀的公鸡已经被腌制并晾干，这是当地年夜饭的主菜之一。李木兰的手快速而娴熟地将它切成合适的鸡块，格纹布袖口一直开着，保护着新买的上衣的袖子。她的手熟悉这附近的每一个角落。走在大街上，她的手指无数次滑过房屋外墙上的凹痕。她的身体属于这里，从她肌肉放松、肩膀下垂的样子就能看出来。

然而，她很快又要离开了。

张红兵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家，他以前没有想到的事情正在唤起他的注意。通往水泥门廊的台阶已经破旧开裂。墙壁上从腰部以下的灰色油漆中，唯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祖母和女儿在练习写字和画画时留下的白色粉笔的痕迹。房子上半部分的白漆已经开始脱落。他看到了所有需要关注的未完成的项目。

一个星期后，他该如何打理自己的家，他不在的时候，他的父母又该如何应对？电视里的跨年晚会的声音在客厅光秃秃的墙壁上跳动，不像往年那样吸引人。他的女儿坐在他和李木兰中间的沙发上，小小的身体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张红兵要记住这种温暖，以供他未来的一年去回味。

那天晚上，其他人都睡着了，张红兵和李木兰却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倾听着女儿在睡梦中的呼吸和动作。他们看着对方，什么都不用说出口。这是养家的成败之战。新年假期结束后，张红兵将独自返回广东。

十一、反响

电视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与我联系。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分钟，但张红兵和他的家人却直击了瑞典观众的心灵。人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办法帮助这个家庭，此后多年，人们一直写信给我，向我询问张红兵一家的情况。

这些热烈的反应给了我一个想法：我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美食和中国普通人生活的系列片。这部系列片的名字就叫《中国美食》。

十二、中国美食

在中国美食的每集节目中，我们关注一种食材，比如辣椒、豆腐、绍兴酒或毛蟹，同时也关注我们遇到的人的生活。在绍兴酒那期节目中，我们参加了一对年轻夫妇的婚礼，新郎向我们讲述了他和父母的花费。他们的压力很大。

在“毛手蟹”节目中，我们遇到了一位餐馆老板，由于邻居们都开始在互联网上做广告了，他已经没有顾客了。但我们也展现了欢乐的时刻，在《辣椒》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另一个生活在广东的外来务工家庭，他们三年来第一次与年迈的父母团聚。

瑞典观众非常喜欢这些节目，15年过去了，每周都会有人来告诉我们，他们从美食节目中了解了中国。就在几周前，我还得知一位男士在观看了我们的《中国美食》系列节目后，甚至在瑞典开了一家中餐馆。

■图/在四川拍摄《中国美食》时的照片，拍摄：Per Anders Rudelius

十三、搬回去

2008年12月，我搬回了瑞典的家。过去的三年多里，我一直与妻子分隔两地，她无法放下瑞典的工作和我一起搬到中国，所以我的生活有点像外来务工人员。现在，我们想尝试组建一个家庭，于是我选择离开在中国的工作。

我们很幸运地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相差五岁。他们成了我们的整个世界，而我也很幸运地搬到了离家只有10公里的地方工作。在很多方面，这都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我经历了一些小奇迹，比如他们放开我的手迈出的第一步，或者我放开背带，让他们第一次自己骑自行车。

当他们说第一句话时，当然是妈妈而不是爸爸（事实上，我女儿说的第二个词也不是爸爸，而是Ebba，这是我们家狗的名字）。我们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但总有一种无法再向瑞典观众讲述中国生活的伤感。

十四、疑虑增加

近几年，看到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和猜疑似乎在逐年扩大，我也感到很难过。瑞典人对中国的好奇心越来越少。贸易战、地缘政治和疫情让我们彼此隔绝，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的一些生活在瑞典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与几年前相比，他们现在受到其他瑞典人的冷遇。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

十五、这本书

我想我一定有办法讲述中国普通人的故事。遗憾的是，我不能再回去了，因为孩子们已经在瑞典上学和定居。但也许还有其他办法？我联系了一家图书出版商，提出了一个想法。我想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中国的想法》，来讲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故事、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和快乐。他们生活中的转折点，他们生命中终生难忘的重要时刻。

十六、历史背景

同时，我也想尝试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的生活观。当然，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真理，但也许有一些因素是理解中国人如何思考和选择的根本关键。

例如，儒家思想是家庭关系的特征；百年屈辱史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和历史关键点共同构成了一面镜子，使瑞典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是什么塑造了许多中国人，包括是什么塑造了读者自己。

十七、出版商反应积极

出版商的反应非常积极。我得到了同意，我们签订了合同，现在我已经开始写作了。这本书将于2025年在瑞典出版，我希望它能如我所愿，让瑞典读者再次发现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有与他们相似的生活。

十八、我为什么要写作

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认为差异比实际情况要大。以我自己的生活为例，几年前，我女儿在学校里和朋友们相处得很不愉快。她们是一个由四个女孩组成的小团体，总是粘在一起，但同时又互相争夺对方的注意力。她很容易就成了小组里没人听的那一个。

我的女儿从一个快乐、健谈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安静、悲伤的女孩。小组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糟糕，有些女孩到了学校甚至都不互相打招呼。我们家长坐下来互相交流，我们一致同意要鼓励女儿们经常互相问好。你不能强迫自己去喜欢一个人，但你可以强迫自己尊重他人。女孩们又开始互相打招呼了，一句小小的问候最终导致了更多的问候。冰融化了，现在我的女儿又康复了。

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中国的听众可以了解到在瑞典生活是什么样的。有些人可能会想，这就像我的生活一样。其他人可能会想，啊哈，他那样做了，我不会那样做的。一个故事提供了看到相同和不同点的钥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者：欧丰瑞‍‍‍‍，主播：寇爱哲，制作人：寇爱哲，文案整理：鸣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