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加班？

麻木

虚无、空洞，五感暂离，全身除了大脑以外一切都陷入了待机状态。意识像是从电路板上被拔下，脑子开始散热，然后是眼睛，嘴，耳朵，脖颈，所有部件逐一回归身体，再缓慢向四周探去……

这种体验可能是麻醉药效结束后逐渐苏醒的阶段，也可能是结束漫长加班的那一刻。

史婉婷今年大四，在一家国际研学游学公司全职实习。晚上八点，踏出公司大门，她挥手打了一辆车坐上。在出租车里侧过身朝窗外看，一辆公交车缓步前行在南京软件大道的夜里。白日的高楼已隐入夜色，写字楼里，少数隔间隐约透出微弱的白光，城市昏暗欲睡，放眼望去仿佛只有公交车窗是明亮的。“那会儿，就像在重新认识一个陌生的世界。”

史婉婷下班时的公司。图源受访者

与她相似，大洋彼岸圣诞夜前夕的午夜时分，实验室已经没有了别人，魏洋留到了最后。关掉满屏花花绿绿的代码和数据，她起身关灯，推门的那一刻被迎面的冷风撞了个哆嗦。异国他乡零下近二十度的雪夜，没有公交车，没有人，没有灯，只有回去的小路、雪珠和远处的星点。她感到“很累，（有）无边的孤独”，不过幸运的是，“有时这也意味着无边的自由”。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了六年半的陈素早已对高强度的加班习以为常，“此时人会忘了作为一个人的感情充沛的状态。”她想起老师说过的“赛博格的人”，没有肉体上的区分，每个人都是流水线上动脑的机器。你是工程师甲乙丙丁，不是自己，也不是丈夫妻子儿女父母，甚至有时候会忘了自己有一具完整的躯体。深夜回家后，她站在未开灯的客厅里发愣，动一动手指也会感觉到一阵新奇。“欸，原来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还有脚呢。”陈素笑着说。

这种被陈素称为“人的机械化”的状态在第三者视角看来尤其唬人。距离入职红圈所实习已有月余，但程意仍记得第一天被领到实习生的集中办公区时的场景：第一印象就是“窄”，紧接着是“挤”，然后身体开始透不过气。推开门之后是十来平米的封闭空间，窄边桌，绕着墙壁镶一圈，桌边绕着的一排小凳子上满满地坐了十个人。所有的人都在低头闷声敲击电脑键盘，“啪嗒啪嗒”的声音。不同的屏幕投出互不相干的光线，“有人来了他们就瞥你一眼，但没有任何要建立联系的意思。”

史婉婷在工位上看到的窗外风景。图源受访者

当工作占据了大半个生活，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尤为珍稀，而互联网又让这部分时间更碎片化，甚至成为隐性加班的“帮手”。工作群聊、与客户、上司、同事的聊天框可能不会来，也可能随时来——吃饭到一半的时候，准备睡觉的时候，早晨刚醒的时候，刚从公司回到家的时候，在度假的时候，在写作的时候……陈素回想起自己在工作间隙写作的状态——昨天构思的东西，今天下班后再回想发现全都清空了。她只能够通过关掉手机来反抗，但是也无奈承认“这个东西（与外界断联）在我们这个工作岗位上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互联网公司运作链条中的一环，“万一在断联的时候突然有什么事或是线上的事故，可能就玩完了。”

在“缺席”中长大的一代

从筚路蓝缕的五十年代到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再到如今，社会劳动关系悄然变化，但加班从来不是什么新现象。

史婉婷记得，父母是三班倒，“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工作周期”。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偌大的家里静悄悄的，除了她，一个人也没有。才读幼儿园的她害怕得睡不着觉，只能把够得着的灯全打开，然后想象着成龙历险记里的老爹守护在自己身边，大声念叨着“妖魔鬼怪快离开”。实在不管用的时候，便用小灵通拨出父母的号码，等着电话中传来“快了快了”的安慰。

更何况，这样的缺席常常与更高的价值追求绑定，哪怕会带来烦恼和苦闷，也只能一声不响地吞下去。

郭一凡家中的长辈都是党员，“敬业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是很重要的一环”。她回忆，作为业务骨干的父母加班很厉害，年底尤甚，有时凌晨后才会回家，因此她从来都是自己坐公交车上学放学。大多数时候，她对此“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她知道他们是有事儿，事儿忙完了就会回来，“然后我自己就长大了”。

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陈素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告诉她，奉献是最好的品质之一。“我是典型的集体教育的优秀成果。”她这样形容自己。对于曾经的陈素来说，付出超额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并将其做到完美，是理所应当的追求，就像老师为学生奉献，陪着学生晚自习到很晚一样，都是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事情。“如果学校给我安排一个事情让我做两个小时，我会做五个小时。”

尽管如此，她也记得无数个独自躺在床上的夜晚，白炽灯光从天花板泼落到面颊上，四周安静，空间在静默中变得无限大。作为高中班主任的母亲正坚守在岗位上，教室里的学生奋笔疾书。“从小到大，我爸妈一个语文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但我从没让他们给我教点什么，他们的时间全都在学校。”

父辈的努力与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但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问题又开始敲打新一代年轻人。但很多时候，这依旧不是可以轻易选择的事情。陈素说了一个让人苦笑的故事：

一个从农村一路北漂，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同事，为了在大城市稳定生活，也为了家庭有可持续的未来，生下孩子后仍然每天加班到十二点，周末也不能停歇。尽管她为照顾孩子，咬牙买下了公司附近的房子，却在难得的闲暇时光里心碎地发现，孩子不认识自己。他不认识眼前这位面露不自然微笑的女性，哪怕他们曾分秒不落地紧密相处了十个月。

她从此决定中午回家吃午饭。令人庆幸的是，一段时间后，孩子记住了她。令人难过的是，他在离别时哭得更凶了。

“围城”之下，拧巴的普通人

“你为什么要主动加班？”每当这个问题在采访中被抛出来，气氛总会有一刹那的凝滞。

“为了进老师的实验室，或者拿到推荐信申请博士。”魏洋说，她长叹一口气，脸上露出无奈的笑，“没办法啊，我这个专业不读博就没有饭吃。”如她这般的同学还有很多，就和那些为了留用而加班加点，甚至住在公司的实习生一样。

“上司还在工作，我能走吗？”史婉婷反问，“这有一种权力关系，我没有办法走。”工作中的任务分配模式也是个“陷阱”，尽管会有形式上早十晚七的工作时间，但任务总得按时提交，“如果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做不好，就要留下直到完成并让人满意为止。”

史婉婷公司窗外的夜景。图源受访者

“大家都在加班的时候，就会变成那个电影院的故事——在电影院里，一个人站了起来，那他后面的人也要站起来才能看到电影。”陈素说。对此，公司当然是开心的，也必然会乐于给加班最多的人授予升职加薪以外的表扬和赞许。但当行业发展减缓，“卷生卷死”也不会让蛋糕变得更大一点，领导的表扬和赞许能够提供的也许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情绪价值，同事间的“争锋相对”也许到最后只有看不见的“渔翁”得利。

社会学家项飚曾提出“悬浮”的概念：“在悬浮的状态下，人们频繁移动，进行高强度劳动，暂停常规生活，以便快速获益，然后迅速逃离。”主动加班看似成为一种自选的手段，但不论以如何“主动”的方式呈现，也回避不开“只能如此”的内核。

工作和职场在此刻成了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但不管是在城外还是城内，想要铆足一股劲往上攀，绝不是容易的事。

刚开始工作时，陈素对加班这事挺能接受，甚至都没想过是否主动或自愿的问题。“会觉得反正没什么事情干，不如就在公司。老板也因此认可你，你就会非常开心。”

而过了三五年，她逐渐发现，在大厂常态化加班了十几年的前辈姐姐们，已经完全与家庭生活割离了。工作日早起晚归不说，周末也至少要加个一天半的班，剩下半天睡一觉就能过去。她意识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无论你是独身，还是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还是想花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好像沿着这条路往上走，都走不到了。”

不是所有人都有“跳出车厢”的选择，郭一凡是相对比较幸运的那个，她捧着一颗敏感的心，并将其作为指针，一路从经管辗转到法律。在高强度的法律工作中，她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任务驱动”的特质与现在的工作契合得很好，因而在工作中她沉浸、享受而自得。她庆幸于在现在的工作里能感受到满足，否则作为一个敏感的人，她认为在欺骗自己去做不适合的事情时，很难不感到痛苦。

“如果发现所有的选择都不适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到最后可能就成为了一个拧巴的普通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的。”

时间作为一种权利

自从大厂的工作节奏成为人尽皆知的“资本牢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工作选择与生活方式的问题。人们试图对比不同的职业与不同的生活状态：从大厂“上岸”到国企、离职开咖啡馆、到闲鱼“搞钱”，或是找个公共领域做“数字游民”……

但史婉婷、魏洋、陈素和郭一凡无一例外地认为：“没有完美工作”。每一份工作都会有它好处和难处，没有得到的是“白月光和朱砂痣”，得到了就可能成为“蚊子血和饭黏子”。单纯更换工作，也许并不能完全将加班的苦痛隔绝门外，唯有向内寻求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才能相对自洽地从工作中找回生活。

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中杰西说：“人们总是在谈论科学技术有多么发达，人们因此而节约了多少时间。但如果没人去真正享受这些时间，而只是用来做更加繁忙的工作，那这样节约时间又有什么好处？”

天气好的时候，人们躺在史婉婷公司园区的草地上。图源受访者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每日每周工作时间的上限、“延长工作时间”的上限与相应的工资报酬基准，但这样的规定有时仍因缺乏弹性而不能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权。除此之外，加班形式的不断“隐形”化、线上化更是逐渐让法律规制“力有不逮”。在今年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首次提出了“离线休息权”，希望提高企业隐形加班的违法成本。

在“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是案件”中，我国“隐形加班”第一案入选其中。当事人李女士向北京市朝阳市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公司支付以线上方式进行的“隐形加班”费用。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加班的证据得到了采纳，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支付加班补偿3万元。

加班、被迫加班、“主动”加班或“隐形”加班的问题正不断地浮出水面，劳动者的诉求应当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传播。

百度百科中对“痛苦”的释义是：“精神上的折磨疼痛，希望的破灭而出现的心理不平衡的状态。”辞海对于“幸福”的定义是：“人们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

加班多大程度地带来了“精神折磨”，又在什么时候算是“为理想的奋斗”？答案因人而异，但作出判断是必要的——归根到底，加班抑或是“主动”加班都不应当成为强迫的；幸福也不应当成为罕见的、难求的；工作时间应当是可控的；个人与“自我”是要被看到的；压抑的内卷不应成为被提倡与弘扬的。

无论是“幸运儿”，还是“拧巴的普通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把控自己时间的权利。这是社会应当正视的，也是每个人应当坚信和为之努力的。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魏洋、程意和郭一凡为化名。

参考资料：

[1]曹燕.(2023).“加班时间安排”规制的劳动基准立法：国际镜鉴与中国进路.商业经济与管理(08)，83-93.doi:10.14134/j.cnki.cn33-1336/f.2023.08.007.

[2]张雪泓&甄艺艺(2024-04-28).踩进“隐形加班”套路，劳动者如何维权.法治日报，005.

[3]夏杰艺(2024-03-05).“隐形加班第一案”，打工人加班认定为何这么难？.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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