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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ID:zmconnect),作者:于友嘤,编辑:于蒙,原文标题:《心理咨询有什么用?》,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50分钟,500块钱,每周两次,我得到了什么?
身处一个内容行业,我身边几乎每个人都在做心理咨询。社交媒体上,我关注的几乎每个博主都在分享自己做咨询的经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理咨询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流行。
2023年5月,我也踏进了心理咨询室,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我的咨询经历似乎与很多人的咨询经历并不完全一样。我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确诊”的患者。我希望我的咨询师“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样”,治好我。
咨询室里的氛围总是很压抑。我经常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在开始的五分钟里,我总是沉默。我希望咨询师能主动向我发问,咨询师则平静地拒绝我,我们经历了大量的争吵和拉锯。这并不同于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种温馨的、支持性的咨询氛围,但我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痛苦”。大半年后,我做咨询的频率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两次。
与此同时,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搞明白心理咨询的本质。心理咨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它真的对人有帮助吗?做了心理咨询的人就能快乐吗?
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获得一个确定的答案,才能完成这篇稿件。我想我或许找到了,尽管它与我原先的想象并不一样,尽管这个“答案”离能在生活中被执行仍有许多微妙的距离。我把这些过程写下来,它们关乎我对“真实”新的理解。
请你改变我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病人。病症有许多:谈不好恋爱是其中一种,无法坦然给采访对象发信息是其中一种,拖延症又是其中一种。所有的症状指向同一种后果:我觉得自己无法拥有足够多的快乐和幸福。
有一段时间,每天我都在给自己确诊新的疾病:首先确诊的是“回避型依恋”和“回避型人格障碍”,后来我怀疑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倾向,最后对号入座的还有“神经症人格”。
我想做个正常人,这意味着我要分辨出自己身上的病症并努力治病。几年来,我不再爱看小说,转而开始阅读大量心理学领域的畅销书,比如《不原谅也没关系》《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甚至还有《DSM-5》(《美国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
要治病,就需要看医生。心理咨询很快成为我目力所及之处的选项之一。在社交媒体上,它有时像一种神话。好像只要将“我”输入,咨询室这个黑箱就会输出一个“新的我”作为结果。最大的阻碍是没有钱。在学生时代,我只能尝试校园内提供的免费咨询。
大二那年,在某次分手后,我第一次走上心理健康中心那层楼。学校匹配的中年女咨询师与其说像一个咨询师,未若说像中学时的思政老师。她要我站起来,大声对她喊出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我被尴尬得五雷轰顶,迅速放弃了整个咨询生涯。
再次走上那层楼时我已经读研二,我再一次因为恋爱而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以至于第一次真的陷入抑郁。学期末,心理健康中心只能提供单次预约了。在收获了50分钟的心灵按摩后,我决定一定要做到真正的咨询。
哲学楼是另一个可以提供咨询的地方,心理系的学生在这里练手,免费,长程,不限次数,经验浅,贵在真诚。我花了一个下午在哲学楼填了三份自测量表,两份信息登记表,林林总总一共十几页纸,总算预约上了两次共四小时的评估。当我像倒豆子一样将自己的主要问题说了一遍后,和我一样大的新手咨询师告诉我,放假了,我们要等到下学期开学才能正式启动咨询程序。我又捱过了寒假。春天,哲学楼打电话过来,说,督导认为我当时的症状有些严重,他们还是学生,不敢接。
好消息是,新学期,心理健康中心又能正常预约了。排队到学期中旬,总算约上了正常的六次咨询。这次是一个年轻的女咨询师,我再次像倒豆子一样将自己讲了个大概。最后一周她告诉我:下学期我就不在学校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将你的档案转介。
转眼到了下学期,换上了一个中年女咨询师,依旧像思政老师。第一次见面,我问,那我们从上学期结束的地方开始吗?她告诉我:对不起,心理健康中心的系统更新,之前的资料都没留,你需要从头开始再讲一遍。
我感到剧烈的崩溃,但我竭力控制住了自己。我不断告诫自己:情绪稳定,不要轻易崩溃,多大点事,这算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多说一遍。
以上就是我在学校全部失败的咨询经验。
2023年,我对心理咨询仍然没有死心。在拥有了正式工资的第一个月,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一间付费的、正式的咨询室。
当那位年轻的、穿着清爽的男咨询师坐在我面前,平静地询问我的主诉时,我狠狠地告诉他:我选择你,一个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咨询师,而不是一个人本流派的咨询师,是因为我想要改变自己。我要的不是理解、不是共情、不是接纳,我要的就是——请你改变我。
我与咨询师的缠斗
心理咨询的流派是我最早学到的知识。主要的几个流派分别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我选择的心理动力学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分支。流派不分高下,只在于适合不适合。
在选择一个咨询师时,流派通常是来访者要考虑的第一件事。那时我决心给自己下一剂猛药,遵循着刻板印象,我避开了一切看起来温和的流派。我甚至避开了女性——我害怕她们过于温柔,不肯给我致命的一刀。
我找的咨询师果然边界感清晰。见面的第一天,我就拿到了一叠厚厚的告知协议,里面写着无数条款:
1、即便您认为咨询效果不佳或无效,您仍需付费。除协议另有约定,已收取的咨询费不会退还。
2、咨询会谈不会因您早到而提前开始,也不会因您迟到而延迟结束。若您迟到,仍须按照原标准支付费用。
3、若您未提前24小时取消或更换时段,您仍需按照原标准为原会谈时段付费。
4、对于单个来访者来说,心理咨询的成效无法完全保证。有很小的概率,来访者想解决的困扰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条款很冰冷,但咨询室是一个舒适的环境,木质的地板,米色的墙壁,灰色的沙发,旁边摆着毛茸茸的纸巾盒。坐在我面前的咨询师大约二十八九岁上下,穿一件优衣库风格的衬衫,话不多,声音永远稳定在一个相似的频率上,显然是“节制”的风格类型。
很快我就发现,一个“节制”的咨询师,最擅长的就是沉默。我感到崩溃,我怎么可能和一个不向我提问的人对话?
哪怕他问我一句“这周你过得怎么样”,我都能将话头接下去,但他总是静静地坐着,不发一言。我们之间仿佛在进行一场“到底谁更能忍受尴尬”的比赛。他很强,我也不落下风。时间静悄悄流逝,流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的钱。
有一些案例,说一些来访者在面对咨询师时,会尽可能地表现好,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好学生综合征”。我没有“好学生综合症”的毛病。在我眼里,咨询师只是工具人,我不在乎他怎么看待我。我只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暴露我的问题,让这把手术刀迅速地发挥作用。
他收了我的钱,却什么也不做,我觉得这个工具人很不称职。
你并不了解我。我在心里不断默念这句话。你一点也不了解我,你对我的建模如此粗糙,你也没有半点为之努力的愿望。一种稍微精细化一点的理解,所有我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我仍然愿意每周穿过半个北京城,从城南到海淀,将心理咨询做下去。
最开始,我和我的咨询师只能聊迟到。
咨询师对迟到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总是迟到,或总是取消咨询,在术语里叫作“阻抗”,指来访在潜意识中对这次咨询有所抗拒。(相应地,如果你总是早到,那可能是“焦虑”。如果你总是踩着点到,那没准是“强迫”)每当迟到这一事件发生时,咨询师都觉得自己获得了重要的素材。我感到天大的冤枉,天知道我多么渴望咨询。
不幸的是,我就是一个爱迟到的人。
凭什么迟到就是“阻抗”,凭什么我不爱做计划也是“阻抗”?请问心理咨询师的字典里是没有“散漫”这个词吗?我觉得这其中充斥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迟到的逻辑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向咨询师解释:虽然我不想迟到,但我同样不想早到。我总觉得早到就是“亏了”,只有我非常精确地赶到,才是“赚了”。只是由于我常常无法精确地规划好时间,才总是导向迟到的结果。
某一周,我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准备到咨询时去诉说。但那天我又迟到了,这是我迟到得最严重的一次:整整七分钟。坐下后我决定抓紧时间讲完这周发生的事,但在简单地开了个头后,我立刻泄气了。咨询师静默地注视着我,我发现我说不下去。
咨询师说:我感到有些困惑,你今天迟到了七分钟,但你好像选择了对这件事避而不谈。
我的头嗡嗡作响。又开始了。这50分钟,这500块钱,又要开始聊迟到了。我心想。那好吧,你想谈就谈吧,也可以谈。我说。
你好像很迅速地就摆出了配合的姿态。
因为我已经想到了。我知道你要说这个。
咨询师说:你现在很生气,你好像觉得我在批评你,还在试图管束你、干预你。
我说:是的(你知道就好)。
咨询师说:你觉得我在对你施加力量。
我说:我是觉得你该施加力量的时候不施加。平时你不告诉我应该聊什么,当我有真的想说的事情的时候,你又在这样一件小事上纠缠不放。
我说:你不是想聊迟到吗?那就聊。我小学的时候就经常迟到,经常被班主任惩罚,有一个学期我还因为迟到太多被吊销了三好学生。我只是想说我习惯了。我不喜欢规则,我觉得这些规则无聊且毫无必要。而且我觉得我迟到对他人根本没有影响,我迟到对你也没有影响。
咨询师反问:你认为迟到对我们的工作没有影响吗?
我说: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有过协议,如果我迟到了,咨询结束时间不变,费用照常。如果我迟到是我的过错,这个过错的后果我自己已经承担了,你一样能拿到500块钱,还能少工作7分钟,我给你造成任何损失了吗?
咨询师不说话。我们的气氛很僵滞。我必须继续找话说。
我忍不住反思说:对不起,我现在语气很差。前段时间我在想一件事,很多时候我就是不觉得我能对他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也不太想考虑他人的感受。
咨询师还是不说话。
我用一半质询一半不解的语气问:那你告诉我,一个来访者的迟到对你来说真的有影响吗?如果有,请你告诉我,我下次会注意。
咨询师说:你很关心我到底是否真的在意这件事。
我说:我关心吗?不……我关心的只是这客观上是否有影响,我希望这不止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要求。
我手忙脚乱地反驳,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从心底蔓延上来。我甚至不知道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但我真的觉得难过了起来。
咨询师说:我觉得你在说一件很悲伤的事,你在说你觉得你自己不重要,你觉得没有人在意你。但是我听到你使用了一种非常冷酷的语气。
“我不重要”,这几个字打在我脑内的雪花屏上,我猛然间感觉到一种山呼海啸的悲伤,它们都要伴随着眼泪一起溢出。这太奇怪了,我上一秒钟明明还在愤怒。这时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绝不能在一个不熟的人面前哭泣。”
我花了半分钟平复了我的情绪。咨询师就这样注视着我,然后他铁了心拽我回来。他说:“我觉得你刚才眼睛里有泪光。”
在流下眼泪的时刻,几乎是同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澄明的心境。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触碰到自己的内心。这样的感受在几天后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还会再次碰到它。
空心病
实际上,我处在一种无意义的感觉之中,已经很久很久了。
2022年6月,我搬离了学校,和朋友一起合租了一间两居室。这个房子的卧室很宽敞,但客厅很逼仄。我和室友很少有一起呆在公共空间的机会。大部分时间,我相当于独居。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睡到将近十二点起床。点一份外卖。点完外卖后,我希望身边有些声音,于是我点开一部综艺。外卖吃完了,综艺还没看完,我关不掉,就这么看到下午三点,我彻底放弃了这一天的上进计划,接着点开另一部熟悉的综艺或情景喜剧。
看到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一种逐渐下坠的痛苦。时间流逝,我什么都没有做。我觉得自己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窒息的感觉从四面八方涌来。我没有在创造,我正在耗尽我心里储存的最后一些氧气。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堆过于潮湿的木柴,曾经我坚持选择朝南的卧室,为了让阳光能够充分地滋养我的精神,但很快,我经常一整个白天都拉紧窗帘,营造一种夜晚一样昏暗的气氛。
写作令我焦虑,与采访对象打交道更令我焦虑。有时候我刻意使自己忽略这部分焦虑。我经常觉得我的大脑常在运行一个过于庞大的后台程序,以至于前台总是卡顿。我处理不了很多日常的琐事,比如烧饭,找路,或花费一些心力,为一个朋友挑选一件称心的生日礼物。
在一些黑夜,我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恐惧。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父母,而不珍惜能与父母共度的日子。如果有一天,连父母都离开了我,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拥有什么?单是一想,就有一种置身荒野、四面八方都是黑夜的绝望。
咨询师说,那是一种非常空洞的感觉,你觉得你的心里什么都没有。
有一段时间,咨询师经常向我指出,我和我喜欢的人之间出现的很多感受,可能也投射在了他和我的关系里。
我想他在讲移情。移情并非普通人想象中的“爱上咨询师”,广义上的移情是精神分析的必备手段,来访者通过将咨询师投射为某个重要他人,来解决自己未完成的症结。
但我仍感到抵触。怎么可能呢?那个人对我如此重要,而你只是个工具人罢了。我甚至想说:“你这样想是不是有点自恋?”但我没有说出口。我只能委婉地说:“我觉得也许有一天,你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肯定不是现在。”
是的,我总是将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区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我将我的痛苦、焦虑和快乐也区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情感痛苦永远是首要的、强度最高的。虚无的痛苦是次一级的。至于其他东西,通通都是不重要的。但在咨询师的眼里,一切发生的事之间都有一种联系。
在另一起迟到事件中,我再次和咨询师强调:迟到就是一个随机事件,解读它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咨询师问:那你在来的路上是什么感受?我说:其实我想到自己又要被批评了,我也有点焦虑,但我又觉得这种焦虑不太重要。
咨询师说:我感到有些困惑,为什么如此明显的负面情绪,你却告诉我它不重要?
我有些犹豫,它很重要吗?可是它跟更多迫在眉睫的痛苦(比如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相比,这难道不是太微不足道了吗?
“就好像你告诉自己这不重要,这些感受就消失了一样。”咨询师说。
这些“消失了的感受”还有许多。比如,我告诉咨询师:其实我这周心情还不错,所以这周我没有什么要讲的。
咨询师说:我又觉得很困惑,好像你认为那些“好的感受”完全不重要一样。
我又愣住了。这些“好的感受”重要吗?我又问自己。也许这一周仅仅可以被形容为“我没有崩溃”而已啊。发生什么精彩绝伦的剧情了吗?没有。如果这辈子只能维持这种程度的快乐,我还是难以接受。
咨询师说:可是你说你心情还不错的时候,你是笑着的。
真的吗?我真的在笑吗?我怎么不知道?
我的感受
网上对心理咨询有许多描绘,咨询师似乎总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能一语道破你心中的想法。我选择的咨询师是另一种风格,他并不准备时时刻刻让我感到舒服。当我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会冷静地驳回。
周围的朋友们做心理咨询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A的咨询师永远在夸她。“你的表达能力真的很好。”“你的社会功能没有问题,身边的支持系统也很好。”“你今天没有迟到哦。”每次面对夸奖,A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回应。
B的咨询师时不时会说出一些“让她觉得很残忍的真相”,她的咨询师想让她学会愤怒。有时候,B自己毫无反应,咨询师已经哭了。
C会试图成为咨询师表现最好的来访者。她有时会去搜索咨询师做的行业分享里的案例,看有没有自己。
D做咨询时的语速永远很快,他想在50分钟里容纳最多的信息量,来让自己觉得“物超所值”。
但我相信心理咨询有一些相似的本质,我想弄明白它。
我总是在扮演一个审判者,要求咨询师给出他对我的观察和判断,然后我开始评估这个判断是否是准确的。与我自己的判断稍有不一致、或有“不够精确”之处,我就会开始反驳。
“你这么说不够准确。”我经常这样说。
“看起来你有一种对准确的需要。”咨询师说。我满意了,这才是我。我经常用奇怪的百分比来量化自己,比如“70%健康”。而且,写作的工作本来就是努力靠近“准确”。
“但是,你对准确的需求总是在遭到世界的挑战。”这是咨询师说的第一句让我愣了一愣的话——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一种无力感忽然从我看似精确的控制感中升腾了起来。三个多月以来,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从咨询室里获得了什么。我只知道,咨询师并没有总是顺着我,我隐约觉得他的方向是对的。
在咨询室,另一件时常卡住的事是谈论我的感受。
当咨询师第一次询问我“当这件事发生时,你怎样感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你现在发现你和你情感的部分离得很远。”咨询师替我解释。
在描述一件剧烈的冲突事件时,我会告诉他:我觉得我的性格存在某某问题,我在某某情况下很容易如何。事件的另一方可能存在某某问题,ta在某某情况下很容易如何。
我觉得自己很成熟,我既没有都怪自己,也没有都怪对方。
咨询师:我知道,这是你的想法,但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卡住了,刚才告诉你的难道不是我的感受吗?多么条理清晰、充满智性的感受!你还期待我说什么呢?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竟然如此之差。我根本听不懂咨询师在说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自由联想”到底是什么。
“自由联想”,这是咨询室对来访者唯一的要求。咨询师不会给你起话头,但你可以对咨询师说任何事,包括你的梦。“就像我们坐在一列火车上,窗外不断有风景经过,你只需要诚实地把你看到的风景告诉我。”关于这个概念,咨询师只在最开始的时候对我解释过一次。
我听不懂。我永远在分析: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它是怎么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有哪些?怎样做才有可能改变局面?我这样判断自己或这样判断他人准确吗?——没准这才是我的大脑自由运行的方式。
其实我隐约知道哪些语词可能是属于“感受”的,尽管这个词汇库在我的大脑中相当贫乏。我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痛苦”和“崩溃”。除此之外,我能说出的还有“焦虑”“烦躁”“难过”。就连后面那几个词,我在口头语言中也很少使用。
咨询师总是静静地看着我,等着我往下说。我真的说不出别的词了。
拆除那堵墙
我和咨询师的斗争仍在继续。好几次,我在心中排演了我应该如何讲述我的故事。走进咨询室,那种沉默的气氛还是让开口变得异常艰难。我心中的烦躁日盛,我开始要求咨询师每次都对我说打开局面的第一句话。我要求他每周都必须在固定的话题上对我发问。
咨询师说:“这是你身上冲突最强烈的部分,我认为我不应该妥协。”
我无法理解,我说:这是我考虑了很多之后提出的最简单的方案,对你来说一点也不难,为什么你甚至要用到“妥协”这个词?
大半年后,咨询师建议我将一周一次的咨询频率改为一周两次。我相信他是有意的,他希望这种缠斗变得更加剧烈,来让我更加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行为模式。
我终于意识到,咨询师在暗示我:我在使用各种方式,远离自己的某部分感受。
“当我不说话的时候,你怎样感受?”咨询师问。
“我一开始一直在想,我到底说什么可以打破这个局面。然后我就放空了,我的大脑就像生锈一样不会转了。”
“听起来,你直接放弃了。这样你就可以不去触碰到那种感觉了。”
“是的。”
“你希望我扮演一个更有力量的、照顾性的角色。如果我先说话,我也可以帮助你远离它。”
“是的。”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只不过,我发现它不再令人难以忍受了。我好像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了,尽管我描述不出来。
咨询师提醒我:那是一种惶恐的、孤单的、无助的、悲哀的、觉得自己很可笑的感觉——而那些悲伤的感觉,竟然真的随着那些语词涌现出来。
“你真的很不想自己一个人呆在这种感受里。”咨询师说。
“会不会是因为,以前我一个人呆在这种感受里的时间太久了呢?”我很茫然地问。
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那年我13岁,长青春痘,手脚不协调,走路一边高一边低,容易脸红,总是莫名其妙傻笑。在那时,我没有朋友,我总是在被孤立、被抛弃、被嘲笑。
其实我没有忘记那些事实。但我真的快要忘记当时的感受了。也许我真的采取过百千种办法,去隔离掉那时的所有感受。当我重新讲起它的时候,我甚至是自豪的,我自豪于“我自我改造成功了”。过去越残忍,摆脱掉那一切的我就越厉害。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情感隔离的起点。也许不存在一个起点。当我真的在那种感受中站定时,我发现它其实一直萦绕在我的生命里,不论是童年,青春,还是现在,它并没有消失过。
是我的大脑一直在替我进行一种巧妙的转化。每次当我隐约触碰到那种孱弱、屈辱的感受时,一切都会迅速变成一种理智的分析。又或者,我会“僵住”。
但咨询师会直白地说:
“我看到了一个饥渴的孩子,因为你觉得自己太匮乏了,所以当别人问你要的时候,你不想给。”
“你觉得自己表达的空间是被挤压的,你的想法被忽视,你觉得你是不被人看到的,你是没有力量的。”
我觉得那是一堵高墙。现在,那堵墙在逐渐被拆除,越拆除,我就越脆弱。
“所以我应该怎么办呢?”每到这时,我都忍不住要询问咨询师,“我知道这种感受是什么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它呢?”
后来我才知道,每当我问出这句话时,就意味着我感受探索的终止。是我不想呆在那种感受里,想要远离它,才转向寻求一种确定的解决方案,让自己好受一些。
没有任何一次,咨询师正面回答过我的问题。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绕过去。有时他说:“是的,你心中有很多不确定的感觉,你真的很想离开这种感觉。”有时他说:“你好像相信,存在一种确定的、绝对的方法,一旦你找到这个方法,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哪怕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但只要你在找,你也觉得自己有力量。”
我和咨询师之间变成了一种游戏。咨询师不给建议,但我总试图在他混沌的话语里解读出某种隐含的倾向性。比如当咨询师指出:你现在在尝试控制我。我会立刻得出结论:我不应该控制。
“我需要准则。”我对咨询师说,“我想要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标准,来帮我判断,我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
“但我在想,是不是那些准则对你来说也构成一种威胁?当我好像给了你一些倾向性的时候,你立刻在判断这是否是对的、是否是适合你的。也许你也害怕那些准则反而误导了你。”
“有没有可能,不断地思考,反而会削弱你的力量?”
活在真实中
我有时会有一种自己活得并不真实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小时候,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朗读我的作文,这件事很少带来骄傲的感觉,每一次都让我羞愧。那些并未存在过的情感、并不认同的观点,总是被我轻而易举地炮制。长大一些后,我将写作视作一种夸大和矫饰情感的能力。那并不是真正的我。
20岁那年,我下过一个决心,我希望自己将身上的表演性彻底摒弃。很快我呈现出一种过分反思的倾向。我很想要证明,我克服了漏洞,我不再是那样的人,我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
很快反思也成为一种徒劳。咨询师为我提出新的问题:“你是否在通过一种无条件的坦诚,在换取世界对你的宽容与原谅?你是否在通过向全世界宣告你的弱势,你的无辜,你的反思,由此来索取更多?”
心理学的知识有时让我觉得离真相更近。譬如,什么叫“创伤性联结”?它可以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频频陷入错误的情感关系——因为你在其中体会到了一种熟悉,你会将那种“熟悉的创伤”、以及一种“纠正错误的渴望”识别为爱。相比之下,“爱”这个词语就是一种迷障。
我又开始嗅到另外一种危险:在“如何理解人”这件事上,我似乎越来越往心理疾病的方向理解。
其实我改变不了自己。因为我想要改变的东西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从未想过答案其实如此简单:一个人如果可以和自己的感受不隔,ta就可以自然地生活。ta就不需要使用那些复杂又无意识的防御方式,去处理潜意识中那些未被处理的痛苦。
也许这并不简单。“感受现实也许就是很难的。”咨询师说。他说的是感受,而非接受。
“我要怎样才能感受现实呢?”在我问出口的瞬间,我就知道我获得不了答案。但答案似乎已经在逐渐浮现。
我之前的家附近有一个公园,我和室友会去那里散步,城南的立交桥下是河,即便在冬天最肃杀的时刻,落日的余晖会铺满整条河。
每一年早春,日落开始变晚,浅紫色的天色,点缀着星星。接着是春天,街上总有卖花人。那是一些五感打开的时刻。
那也不全然是真实。生活里还有无数隐痛的部分。当我尝试去向他人分享我的生活的时候,那种若隐若现的危险又出现了——我随时可能重回13岁时那种被抛弃的痛苦中的危险。那些细微的不确定,我终于可以命名它了。我知道是什么在过去那么多年里牢牢地压住了我。我想,原来我使用过那么多种方式,去逃避接近一个真实的他者,无论我将对方标定为“不重要”,还是标定为“很重要”。
我又想到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呆在人群里。
小时候,我就有严重的拖延症,一个人关在家里写作业,十分钟的作业能写三个小时。但有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参加一些饭局,我就会在饭桌上拿出作业本,开始高效地学习。每到这时,爸妈就要开始批评我“喜欢在外人面前装好学生”了。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我在人群里总能获得一种踏实感,它能让我变得更加专注。
后来我知道,这在术语里叫作“自体客体体验”,指人在有他者陪伴时,能够获得更高的“心理效能”。
直到现在,我也很喜欢“在人群里做我自己的事”。我很喜欢聚会,尽管我并不活跃。某个跨年夜,我在一个温暖的Airbnb里,大家在客厅里唱《明天会更好》,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稿。在那一年里,这几乎是我最感到平静的时刻。
现在我搬到了一个客厅很大的房子,我和室友一起自习,劳动,做饭,一起努力分辨黑豆小麦、白糯花生、玉米紫薯、小米南瓜、红豆麦仁等各种口味的豆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不错的状态,而非“不重要的”。
一年来,我的生活改变了许多,或许与咨询没有关系,或许其实有关。咨询师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从来不知道,咨询师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次,我曾在咨询室附近的商场里碰到过咨询师。我觉得咨询师很像一个年轻学生。我在接表妹的电话,心情很好,与我在咨询室里沉默悲伤的状态截然不同。我和咨询师擦肩而过,谁也没有打招呼,谁也没有看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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