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政府被美国总统拜登的一句话搞得非常不爽。在5月1日的一次竞选活动中，拜登称日本经济走不出困境，是因为“日本讨厌外国人，不希望接纳移民”。不爽的原因是日本政府认为我们尽心尽力尽责，成就了移民大国，怎么还被贴上“讨厌外国人”的陈腐标签？对此，日方近日向美方表达了不满，说“作出不是基于正确理解的发言，深感遗憾”。

日本讨厌外国人吗？其实，只要走访一下位于品川的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这里每天人山人海，各色肌肤在闪动，各种语言在交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就像清晨赶集的菜市场，人们匆匆而来，是为了买到最新鲜的东西。作为入管厅工作人员的日本人，他们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提速服务每位前来办理签证的外国人，没有丝毫的怠慢和盛气。在这里，确实看不出讨厌外国人。只是由于外国人入国人数增加太快，签证更新的结果通知书由原先的两个星期变成了两个月。入管厅的咨询电话也是每天被打爆，如果不是8点半一早打进去，这一天就根本别想打通。更为有趣的是，回答提问的事务员，听口音也大多是外国人。这些人日语并不流利，但给人亲切感与安定感。

事实上，早在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将日本列为世界上第四大最易接纳外国人的国家。截止2023年10月，在日的外国人劳动者人数为204万8675人，首超200万人。岸田政权的内阁会议最近还决定，从2024年度开始的5年内，还将接纳范围的上限增加到2023年度之前规定人数的2.4倍。

为此，《朝日新闻》4月28日发表文章说，62%的日本人赞成扩大接纳外国人劳动者方针，反对者只有28%。该调查在2018年也实施过，当时赞成率只有44%，反对率却有46%。短短6年时间，日本人对移民变得如此亲善，反过来证实了日本少子化的严峻。这种官民一体推进“劳动型移民”，高喊“各位，请来日本吧”的国策，仇外心理逐渐消除也是事实。再过4、5年，反对率就会下降到10%左右，成为“人种差别主义者”一种不成气候的保守存在。若单纯从移民数据说话，日本并不排外，拜登确实有些言过其实。

不过，现代移民的内核已经发生变化。数字不再唯一，外国人是否能与本国公民一样被接受并融入这个社会则成了唯一。这里有硬指标——“移民融入政策指数（MIPEX）”。这个指数有八个方面：

1）劳动市场。

2）家庭团聚。

3）教育。

4）政治参与。

5）永久居住。

6）国籍取得。

7）反歧视。

8）医疗保健。

这八个方面转换于评价系统上，就是移民与接纳国公民之间是否为同等待遇。若从这个评价系统看，拜登所言并不离谱。如从2020年发布的移民融合政策指数来看，在对56个国家的评估中，日本得分（满分100分）低于平均水平，仅为47分（低于56分的韩国），在56个国家中排名第35位，属于中下水准。前10依次为：瑞典86分、芬兰85分、葡萄牙81分、加拿大80分、新西兰77分、美国73分、比利时69分、巴西64分、冰岛64分。从结论看，这些高分国家大都采取全面的融合方法，充分保证移民与本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机会和安全，国家政策鼓励本国公民将移民视为同胞或潜在公民。

说起移民，我们往往会浮想起那些带着仅有的个人物品漂洋过海前往新大陆的人。这与20世纪初离开欧洲前往美国的欧洲人，与二战前后离开日本前往巴西的日本人相重叠。可以说，这些人是拿着不再回程的单程票漂洋过海，在新的土地上寻找新生活的先驱。然而，如果你依据这些记忆印象在当今世界寻找移民，你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们。

今天的移民是指那些穿戴时髦，提着五颜六色的行李箱，乘飞机抵达向往国家机场的人。一下飞机，他们或许就奔高级料理餐厅或去向往已久的旅游景点，再或直闯红灯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永久居留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只是出国留学或工作一段时间。他们的外表与当地居民并无太大区别。这里的疑问是，他们也都是移民吗？是的。他们就是当今时代的移民。根据联合国1998年的定义，所谓的移民是指在改变居住地而进行国际迁移的人，长期移民是指在外国居住一年以上的人。

日本移民意识的落后，或者说落下被人们批评的话柄，恰恰就在这里出的问题。刚来的留学生，刚来的就职者，或者刚来的投资经营者，他们甚至租不到栖身的公寓房，许多日本房东依旧是顽固的人种差别主义者，就是自己宁可不赚这个钱，也不想租借给无法维系信用关系的外国人。

即便勉强能为之，则少不了提供保证人。这个保证人必须是日本人或持有永住权的外国人。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外国人，哪里有这样的熟人？好。你没有熟人提供保证人，那我（不动产公司）就为你推荐保证人。于是，一种替代具体人的法人在日本诞生，这就是所谓的“保证会社”。租借者根本不认识保证会社的任何人，但就是做起了租借者的保证人，这在逻辑上是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彻底轻看了作为租借者的外国人的人格。第三方的保证会社为租借者做担保，当然不是无偿奉献，租借者要付费，而且每年都要付这笔不明不白不便宜的费用。

让人更感意外的是日本的银行也是人种差别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不给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开户，几大实体银行（如三菱UFJ、瑞穗、三井住友等）要半年以后依据开户者的日语能力来决定是否能开户。这是不可思议的。

银行开户与语言有什么关系？银行工作人员除日语之外不接受或无能力对话开户者的外语（英语），则是银行方面的短板与缺失，这个短板与缺失又怎能转嫁于开户方，要开户方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外国人一来就能开户的日本邮政银行，则干脆不设海外寄送款业务。

没有海外寄送款业务的银行，对外国人来说有什么用呢？特别是那些拿到投资经营者签证的外国人，自己在日本有了公司，要开展业务，但几大实体银行就是以种种理由不给开户。没有账户的公司，如何实施日常的运营？于是，日本银行的负责人会告诉你，在公司账户未能开设之前，社长可以用自己的个人账户收受公司的营业额。也就是说，社长的个人账户，就是公司的账户。这里且不说公私不分的做法是否合法，就以最浅显的常识来看，公司是要与公司打交道的，但一个没有账户的公司，还有谁愿意与之做生意？这种奇葩的非生产性的做法，叫刚拿到投资经营者签证的外国人，如何展开公司的业务呢？

这种防范外国人就像防范犯罪者的做法，实在是移民落后国的一个生动写照。这就与日本至今仍然没有反歧视法律或相关机构出台相重叠。这正如日本学者饭塚真纪子所说，日本是反歧视政策薄弱的倒数五个国家之一。日本远远落后于韩国、欧洲和传统移民目的国的反歧视标准。

连银行开户都需要日语运用能力，但政府又极力回避对外国人的这种“能力”投资。语言是需要集中学习的，不是地方层面每周举办一两次日语培训班就能解决问题的。日本政府应该保障学习期间的学习费和生活费，这也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做到的事情。在那些移民先进国，作为职业培训的一环，一直在实施语言培训。如德国就面向外国劳动者开展600小时的语言学习，学习期间每月会提供大约1000欧元的补贴。

反观日本，对人不投资，却还要求具有某种能力。这种认识误区，使得日本人不但在移民问题上所做的各种努力化为泡影，而且还背上了移民落后国的包袱。日本的银行，将移民的“语言的他者”问题，视为一个“人的低下”问题。这里的逻辑是：你的低下，是因为语言的低下。这就令人想起日本作家芹泽健介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便利店的外国人》（新潮社）。在书中，作者写了一件事：在收银处，有日本客人在骂店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外国人打工店员马上道歉说：“对不起，我还在学习”。客人又怒吼道：“不会说日语就滚回自己的国家啊”。这样看，拜登所言日本讨厌外国人，不是全无道理的。

确实，移民问题使各国政治家们陷入伦理上的两难困境。国家在与国际社会对接与协力的过程中，有义务救助最需要救助的人。这是一种道德义务。全球有10亿最穷的人，每天大约只有1欧元的购买力。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无法跨越欧洲或北美边境的。

政治家们如何既是世界主义的，又是国家边境合法性的捍卫者？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打开国门，接纳他人。这个他人很可能就是这个接纳国的敌人。此外，移民还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人，有部落本性的原始天性，有领地意识和资源意识，因此，遇见陌生人就天然地警觉、恐惧、不安和掠杀。你看，突尼斯的渔民也会驾驶着船只，抵抗移民船的到来。所谓的移民危机，其本质就是部落主义孤立思想的产物。所以，打开国门，就是要超越人的原始天性。这里，有两个东西在起作用。一个是宗教，它教导我们博爱。一个是理性，它教导我们芸芸众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是人类的博爱，一个是人类的链接，使得移民成持续增长的全球化趋势。

2020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达到了2.81亿人。美国和印度分别是最大的移民目的国和来源国。前者拥有超过5100万的国际移民，后者有近1800万人生活在国外。虽然发达国家开放边境绝不是解决贫穷的最好手段，但在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案使得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公正之前，移民就是另一种幸福。没有人会拒绝接受另一种幸福。2023年全球至少有8565人在移民途中死亡，较2022年增长20%。不过人们依旧前仆后继，承袭着这一古老、简单、有效的迁途。因为人不仅是要活着，而且要生活着。其实，人是愿意过单纯生活的，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

若从这一意义上审视日本政府最近开始讨论修改法律，将对不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险费的外国人永住者取消其在留资格的做法，也是移民落后国的一种短浅的思维在作怪。其实，不缴纳税金行为本身只能运用相应的制度与法律加以解决，而取消在留资格的做法，实在是对取得永住权的外国人的一种粗暴、歧视和抛弃。取消了永住权，那只有回国一条路了。多少年花心血拼打起来的“家”与稳定生活将被打破。

目前，在日本有10多万未满18岁的永住者是跟随其父母亲签证的，他们当中如果有父母被取消永住权，他们是否也要放弃学业一起回国？如果这样，还有人权可言吗？将在留资格（永住权）取消与否作为套住外国人一辈子的枷锁，这样的国度，再是接纳更多的外籍劳工，再是标榜自己是移民大国，也是被人嘲笑与轻慢的。

“花见”的外国人身影

法国作家雷诺·加缪，他的小说《骗局》早在1991年就被翻译到日本。但他之所以让人众所周知，则是他的“大取代”理论。他住在加斯科尼的一座古堡里，构建了一种反移民的极端意识形态。其著名的“大取代”理论，是说来自非洲的移民取代白人，祖先代代的法国人面临消失的威胁，这是全球主义和取代主义精英们的精心策划。

在日本，没有这种极端的反移民意识形态。但对“进步”本身的批判，则是另一种的反移民意识形态。这方面的典型要属经济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伯启思。他曾在《资本主义的临界点》文章中，抨击现代人“今天比昨天富裕，明天比今天富裕”的意识，说资本主义很好地适应了这种对进步渴求的现代性。这句说是否也能套用在当今的经济移民身上？只拥抱富裕而不拥抱价值观的经济移民，他们的所思所为是否就是佐伯启思的批判对象？

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巴黎分社社长的三井美奈，写过一本叫做《伊斯兰化的欧洲》的书（新潮社，2015）。这是用日本人视野，探讨欧洲伊斯兰移民问题。这位1967年出生、一桥大学毕业的美女作家，引用2000多年前出现在《左传》里的“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一句话，说这句话听起来很不中听，也与现代人打着多元与包容的调子完全相反，但在现实中，人总是“嘴里不说，身体却很诚实”地歧视身边的“非我种类”。

进入21世纪，移民的制度性歧视已经式微，但移民接纳国民众心中的歧视定势，却根本无法驱除，这种歧视定势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毫无羞耻感和罪恶感的移民，又加深和刺激了接纳国公民对移民的歧视。

2015年去世的著名学者安德森著有《想象的共同体》畅销书。在书中，他列举现代移民民族主义的典型案例，说现代移民“在新国家做新公民，内心则在表达自己民族的情感”。有些爱尔兰人、犹太人因为向往更发达地方移民，会表现得很爱国，但他们不会真的回到祖国，在内心深处，他们为了孩子也不会真的回去。安德森说，这是一种“矛盾的责任”，这种责任更多来自“羞耻感和罪恶感”。（参见《想象的共同体》中译本 2016）

安德森这本书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如果说那时的移民还多少存有所谓的羞耻感和罪恶感的话，那么现在的移民，这两种感觉在他们身上恐怕已是荡然无存了吧。现在的移民会毫无羞耻感毫无罪恶感地说：我就是要去，那里就是比我现在的好。

若从这个视角看，日本的移民环境恐怕还不是最糟糕的。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没有移民”，可有一天突然发现，已经有300万外国人与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惊讶与太大的反感。他们或许还暗自得意，自己的国家还不错，还有人想来生活。

其实，为了迎合移民潮的到来，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是在思考在写作，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且有质量的日本与移民方面的书。具有代表性的有：宫岛乔的《作为移民国家的日本：对共生的展望》（岩波书店，2022）、望月优大的《二个日本：“移民国家”的建前与现实》（讲谈社，2019）、鸟井一平的《国家与移民：外国劳动力与日本未来》（集英社，2020）、永吉希久子的《移民与日本社会：数据读解现实与将来》（中央公论社，2020）、小崎敏男等编著的《移民/外国人与日本社会》（原书房，2019）、毛受敏浩的《人口亡国：用移民再生一个日本》（朝日新闻出版社，2023）、安田浩一的《团地与移民》（角川出版，2022）等。

根据国际合作组织2022年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40年，日本将需要674万外国人劳动者来维持经济增长。日本能否解决移民融合政策指数中指出的问题，成为移民的首选国家，值得期待。

1974年出生的文笔家金井真纪，著有《移居日本的世界人》（大和书房，2022）。在书中，作者写了冰岛人、南非人、西班牙人、巴巴多斯人、墨西哥人、中国人、意大利人、缅甸人、塞内加尔人、马尔代夫人、韩国人、爱沙尼亚人、菲律宾人、亚美尼亚人、东帝汶人、北马其顿人、美国人和刚果人。他们来日本的原因各有不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18组20人的故事揭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本身，如难民问题、全球变暖、种族灭绝、歧视历史等。作者最后的暖心话是：因为有你，日本才美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旅日学者，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研究，著有《另类日本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