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神》：精英的孩子如何复制精英之路？

在许多关于大学生的研究中，不少将自己戏称为“做题家”的学生向研究者报告，尽管尚能应付考试，却常因“自我低估”和“缺乏游戏感”，在大学生活中倍感压力与迷茫。这与另一群看上去更加游刃有余的顶尖学生的“配得感”与“惬意感”形成了某种互映：处在优势地位的学生不仅有各种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也决定了其他学生需要在一个怎样的参照系中自我感知、自我定义。在分数评价体系之外，究竟是谁在引领和制定规则？这种结构又为什么看上去难以被打破？

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姜以琳，通过参与观察北京重点高中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并持续追踪他们日后在高校和职场中的表现，写成《学神》一书。姜以琳发现，这群精英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习得了地位竞争的规则与技能。对他们来说，高中的生活经验不仅巩固了精英阶层的“配得感”，还通过对“轻松惬意”的追求，培养出了对更为精细的区隔的敏感。这些人生初期的竞争经验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于地位体系的认识，进而塑造了他们对于“社会法则”的信念。本篇文字基于播客内容整理而成。

学神

姜以琳著郑昕远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

进入田野与文化震撼

周发发：姜以琳老师从2012年开始，就开展了一项对于北京精英高中生的研究，后期的追踪回访持续了长达七年的时间。基于这段研究经历写作的学术专著《学神》的简体中文版，即将在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既是一本近距离描写精英生活的书，又和教育公平相关，所以相当具有话题性。能不能想先请姜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研究？以及您做这个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姜以琳：这是一本用历时性、长时间的田野和访谈调查，来看中国的精英学生是怎么样复制父母的社会地位的书。我从他们的高二、高三开始追起，一路追到他们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这中间总共花了7到8年的时间。我也跟着他们一起，从高中到大学，到世界各国工作，去看他们怎么借由在高中的生活经验，培养出对世界的观点，以及在高中升大学的过程中，是怎样为未来全球化的竞争做准备的。

这个研究当初其实建立在一个比较功利性的想法：我想要赶快毕业，所以要赶紧想一个论文题目。我在学校里面看到了很多研究，都跟精英研究比较相关，尤其是像是Privilege，或者是The Best of the Best——那个时候精英研究，尤其是高中生的精英研究刚好出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很有趣，但又觉得有一种深层的不满足，好像他们都是比较西方的视角，没有办法代表东方的存在。

或者它跟我的生活好像有点太过于不一样，以至于我看不太到我熟悉的环境中的人、事、物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在这两方面的想法之下，我就决定了这个题目。有老师支持，开题也比较顺利，所以就收拾行囊，直接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

特权

西莫斯·可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周发发：您说想寻找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东方的环境，但实际上您也并没有选择自己过于熟悉的环境，我假设您对北京的高中体系是不是没有过切身的经历？‍

姜以琳：对，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那个时候几乎没怎么跟大陆的朋友们接触过，我在大陆也不认识人。那个时候我找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想要去看他们的高中。我先找了台北的，也找了上海的，也找了北京的。但是台北跟上海的高中，最后都没有办法进去。只有北京人非常热情：北京这些学校们非常有活力，又自信地愿意让我去观察。因此这个研究就成了以北京高中为主，耗时大概15个月，跟高中生们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一起过日常生活的田野调查研究。

当初选择这些学校，其实并不是我去选择，而是看哪些学校愿意让我进去。非常有趣的是，愿意让我进去的学校都是在北京特别好的公立高中，中考分数排名在前十，甚至在前五或前六。这些中学不但是让小孩准备上国内比较顶尖的高校，像是北大、清华、人大和复旦，还让想要出国的学生们也可以安心地准备出国，甚至有一些还会区分是要去英国或者美国——他们是一个蛮专业的教育机构。

周发发：我感觉您作为研究者的优势在于，您既对东方的环境有所了解，又能保持一个相对陌生化的视角，不至于丧失对一些本地人习以为常的事物的敏感。在您初步进入田野时，有没有感受到北京高中校园文化哪些方面，给您带来过一些文化震撼，是您在成长经历中没有接触过的？

姜以琳：我的普通话是母语，所以我中文非常好，他们说的话我都听得懂，只是腔调可能不一样。但问题就是我不是在大陆出生、长大的，也没有在大陆上过学校，所以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我记得最让我最惊讶的，是在北京的这些学校，老师们会把小孩子的时间以及复习的课班表，全部排得一清二楚。所以只要跟着老师的步调走，就可以完美准备所有的考试——不但是大大小小的考试，还包含了区域的模拟考，以至最后的高考。

在台北是没有这种事情的，学校的课业和台湾北部的模拟考，两边并不会有所沟通，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想办法，挤出时间来准备一个不太一样的考试。但是在北京的这些学校里面，他们没有这个问题，等于是学校已经帮他们想好了，做好了配套措施。这是我那时觉得比较震撼的。要是当年我们准备考试，可以有老师这样子帮我们安排好，那不知道该多省心。但当我跟这边的老师们聊时，他们又觉得：你看你们台北多好，不需要老师这么费尽心力，让学生可以更加独立一点。所以，我想可能两边都会蛮羡慕彼此的生活。

国际部的话，老师会给他们一个大概的时间表，像在某一天之前必须要做到什么事情，哪一天之前必须要考完什么考试，交上你这个考试的分数。当然也会有相对多一点的自由，不是每一个小时你都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但大方向其实是不变的——大部分的deadline跟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学校帮忙想好的。在台北的公立高中，如果想要出国的话，那就是自己要想办法，从报班到考试，都要自己去努力，除非他上私立。但毕竟我调查的学校都是公立高中，所以这个给我比较大的震撼。

等级体系的发现及其运转

周发发：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展示了由“学神-学霸-学渣-学弱”这四个等级构成的班级的地位体系。我相信凡是2010年代上学的人，都会对这套话语体系非常熟悉。但我们上学的时候，更多会从互动的意义上去理解，比如别人夸你是学霸的时候，你会说“不是，我只是个学渣”，或者“xxx更厉害，ta是个学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确实是有点忽略这套话语建构的一种等级地位，对这个体系缺乏一种权力结构上的敏感性。所以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发现这套体系，以及它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运转的？

姜以琳：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我不是在大陆长大的，我又是中文母语，所以我才能够发现这个体系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老实说，从方法论上来说，如果我是个外国人，“学神”“学霸”是什么，我可能要花非常多的心思去搞清楚。到最后我可能就觉得这个太困难，太过于微妙（nuanced），我可能做不了。如果我在大陆长大，就像你说的，我可能也不太会多想——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东西。可能就是因为我刚好介于中间，所以这个东西才会变成一种“发现”。

因为学生们一直讲、一直讲，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绕开这个体系。我开始有意识、系统性地问学生们，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些名词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最后发现这个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不单是学生之间会用这个体系来归纳彼此的地位、进而选择不同的互动方式，它甚至可以用来解释老师跟学生的互动，也部分解释了家长跟学生之间的互动。

这个体系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只要成绩好，学神、学霸做什么都可以——他有很强的“配得感”，别人也都会让着他，也会觉得他什么都很好。如果是学渣或者是学弱，只是因为他成绩不好，他就不会享有很多优待，很多事情都不能做，需要瞻前顾后，如果做出一些违反校规、或给群体丢脸的一些事情，同学们也不会原谅他。

这个体系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稳定。不单学生之间会这样做，老师到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解释，甚至到家庭关系也可以这样解释。那如果仔细想想，青少年的世界不就只有这些人吗？他身边的朋友、他的家长，以及他的师长。如果在整个世界里，所有人都是依照这个体系来做的话，那这个体系对他来说，就已经不是稳定与不稳定的问题——这根本就是他的全世界，他是用这个观点来理解这个世界的。

像是学神，它的定义就是成绩非常好，但看起来好像没有在努力。学霸也很好，但差别是学霸肉眼可见的非常努力地学习。学神跟学霸这两群人，在学校是比较高地位的。走在路上同学都会另眼相看，学生们没事就会去记得学霸和学神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考试的分数、申请的学校，甚至可能昨天吃了什么，前天穿了什么衣服，或者是看了哪一本书，他们都统统记得。简直就把他们当在校园里面的明星对待了。

学渣的定义就是不怎么努力，成绩也不怎么好。学弱则是看起来非常努力，但是成绩也不太好。学生们比较不会给予学渣或学弱那样子的待遇。在期末升旗典礼的时候学校经常会唱名，让其他人给予学生会的同学一些鼓掌，谢谢他们过去一年在学生会里为各位同学们的付出。学神跟学霸在升旗典礼里，每次碰到唱名时，大家都会给予他们掌声。但是等到一位学渣出现时，不但没有什么掌声，大家反而开始在下面讪笑，或者窃窃私语，想说：怎么他也会进到学生会？虽然这只是一瞬间，但当高中三年这么多的一瞬间加起来时，学神和学霸的地位，就跟学渣、学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金榜题名之后

郑雅君

上海三联书店2023

结构的合理化与价值观的塑成

周发发：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天都在潜移默化地对这套体系进行维护和再生产，尽管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体系所带来的不平等是比较迟钝的。我看到您在研究中会去问这些学生，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结构的，他们怎么去理解自己在其中的优势或者劣势地位。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归因的习惯？

姜以琳：这群学生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是一个同质性非常高的小团体。他们都是经过筛选进入这些学校的，他们家的背景其实都差不了太多，都非常好。他们成绩也很好。所以，他们在理解这种地位之间的差异时，他们合理化的理由——无论自己是哪一个位阶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像是学神跟学霸讲学渣跟学弱的时候，最常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的脑子不好”或是“他们没救了”。如果比较有悲天悯人的心肠的话，他们可能会说，这些人其实仔细想想也是“蛮可悲的”。成绩不好的同学们，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成绩不好：我是学渣，我成绩不好是因为我不努力，不是因为我脑子不好。所以，光是这一句解释就已经跟学神、学霸的解释完全一样了。他们觉得学弱是脑子不好，学弱没有救，所以他们才需要想办法合理化自己，变成学渣。

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在书里说的蛮像一种“天赋说”：他们觉得很多事情合理化的理由，都是因为天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用天赋的说法来解释自己的优势或是劣势。我觉得“天赋说”是一个蛮危险的观点，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好像不会觉得有可能改变。如果不觉得有可能改变的话，就比较不会想要去做出一些改变。

周发发：我听您说他们内化的这一套意识形态——或者说归因的习惯——听上去非常像之前在美国有很多人讨论的“优绩主义”，即认为按照天赋、能力去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力是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姜以琳：是的，完全没有错。因为这些同学们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去想到自己是怎么得到好成绩，或别人为什么得不到好成绩。最有趣的是，少数成绩比较好的这些学霸或学神，他们真的很认真去思考，为什么有一些同学就是没有办法让成绩上来。在我的访问里面，他们每一个人最后都告诉我，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他看着人家努力，但是成绩上不来，他不懂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懂得读书或学习的方法。最后这些解释，其实也都跟天赋说相关。看着他们努力想要解释，却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方式，也是做田野过程中一个还蛮有趣的观察。

周发发：在您作为一个成年人、局外人的观察里，您觉得在金字塔顶尖的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还有哪些外部因素也对维持优势地位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姜以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认为天赋应该要成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个人的努力才是应该要被这个社会或被学者专家所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要承认，家庭背景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哪一些人可以考上这些高中？光是我在这些高中里找不太到劳工阶级出来的人就大概知道，我们的教育筛选其实是跟家庭背景高度相关的。

周发发：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这些学生家长可以提供哪些帮助，让这些孩子能够维持他们现有的地位，或是能帮助他们化解一些可能的风险？

姜以琳：举例来说，在书里面我讲到，当学生们出现一些问题时，家长会突然出现来化解一些他们的风险。像是Tracy，她在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出国，还是要在国内念大学——她其实并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想到应该要怎么做。她老师一直在叫家长决定，因为已经高二了，快要高三了，再不决定，就有点来不及了。老师的观点是，学生们不太可能同时准备美国申请以及高考。

直到有一天，Tracy高二下学期第二次考试的时候，语文成绩不太好——她才决定放弃走国内高考的路线，要直接出国。问题是，人家高二下的时候都已经背了不知道多少SAT的单词，或者已经准备了不知道多少课外活动了，Tracy都没有。这个时候，她的爸爸妈妈突然就出手了——尤其是她爸爸，用各种的人脉或者是收集资料的能力，上网买书，问街坊邻居，问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最有效率、最好地帮助他女儿上到美国比较好的大学。

当我去访问她爸爸的时候，已经是高三的时候了。她爸爸从完全不知道美国大学是什么样的状况，到可以直接背出美国前60名的学校名字，以及每一个学校的治安、犯罪率和专长。我在美国待了十年，我都不知道前60名是哪个，以及每个地方的犯罪率是多少——他全部都知道，而且谨记于心。他用这样的方式非常快速地帮助Tracy直接选定学校，快速开始准备这些学校喜欢的材料。所以他的投入，其实是帮Tracy大幅降低了因为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可能劣势。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爸爸妈妈突然刚出手，让学生可以扳回一城——从可能的劣势瞬间就提到了优势。

我们的孩子

[美]罗伯特·帕特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走出校园，竞争经验如何迁移？

周发发：您做了追踪研究，这些学生后面陆续出国读书，进入职场之后，您也有过一些回访。那您觉得，当他们进入相对陌生的竞争环境，面对新的权力关系时，他们是如何把之前在学校体系下的竞争经验迁移到日后的竞争之中的呢？

姜以琳：这是这本书让我最惊讶的部分。我本来以为高中就是高中，我去追踪他们念大学，或是大学毕业后的状况，只是想要知道他们后来的发展而已。但没有想到跟他们在大学校园里见面，甚至是到他们毕业出国，或者是在职场公司里见面时，他们跟我讲的话，跟他们在高中讲的话仍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

[美]安德鲁·阿伯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像Alex这个人，他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学渣的状况。他一直觉得老师不太理他，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所以他其实有点不开心，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待遇，造成他在申请上的劣势。之后他到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他也是用一样的观点来看老师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同学们之间的互动。他在中国同学会里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学渣，所以就不太说话，也不会有什么“高光时刻”。

但是他在跟肯尼亚的这些国际学生们相处的时候，他是个妥妥的学霸。所以他在这群国际学生的关系里面，他占主导地位，是个相当有领导力的人——他会组织读书会，会去帮助学生。同时，因为他也想要跟其他学生之间稍微做出一点区隔，他也有的时候想着，是不是可以不要显得那么努力。所以，他从高中到大学其实没有差太多。

但他从大学到职场依然没有差太多——这才是让我最惊讶的。他在新的地方，跟他老板之间的相处，全部都是要看他的产出，以及为公司带来的利润是多少。他有没有办法在短期内高效率地完成老板给他的使命，这个是他最在意的。至于他的同事们，他也是一样会去选择他觉得绩效特别好的人来一起做项目。如果没有这种人的话，他宁可自己做，也不要跟绩效差的人一起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Alex在大概大学毕业一两年之后，他跟我说：“这个社会其实就是最喜欢有钱的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维度。”这句话直接就对应到了大约五年前，在他们高三的时候，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子叫做明佳。明佳在高考完，我问她为什么这么重视学神、学霸、成绩这些的。她也跟我讲了一样的话。她说：“成绩其实就像钱一样，这个社会就是喜欢有钱的人。”

所以，我觉得学生们让我最惊讶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长期追踪下来，发现他们把高中的这一套逻辑体系应用到了大学，甚至带入了职场。在职场的一开始，他们好像是蛮有效率地在进行这种全球性的竞争。但是到了后来，我就不是很确定了。因为所有文献都跟我们说，亚洲人在国际上其实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光是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我们的亚裔身份，就会跟白人划出一些区分。当然，又跟黑人或者是拉丁裔也会做出一些区分。所以，我还蛮想要知道他们在职场的中后期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周发发：有没有这种例子，他可能在高中阶段是处在相当优势性地位的位置。但进入到新的竞争环境的时候，他地位下滑，或是变成了一个入门级别的职工，那他会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呢？

姜以琳：有一个例子，像是书里的诗颖，她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最高地位的那个人，一直都是顶尖性的存在。还有一些人像是Claire，她在高中的时候是完全学神的存在。后来Claire去了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经历了所谓的“智商压制”，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在耶鲁大学成为成绩顶尖的学生。

她发现自己不断下滑，她非常努力，想至少拼一拼学霸的地位。但是拼了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她突然就发现，再这样下去可能要变学弱了。所以她赶紧停止所有的挑灯夜战的读书习惯，开始非常认真地投入一些课外活动，去开始培养所谓这种“课外兴趣”。像是她去学习舞蹈，去加入一些活动组织，都是公益性的这些东西。其实，她依然在用高中的逻辑来理解美国的大学校园。她在同一个体系里面的不同位置，带来了不同的策略。但她对于这个体系本身的认知，以及从这个体系来看世界的观点，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改变。

周发发：所以只是生存策略上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对于整套体系，大体上还都是认同的，也没有人去提出一些质疑？

姜以琳：有一些人有提出质疑，但通常提出质疑的，比较可能是学神。大概因为他们很有惬意感，平常可以思考这些富有逻辑、哲学性的问题。所以有学生会在高中时就跟我说，他不懂为什么学校或者是社会要这样子来区分人们。他不懂为什么成绩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用成绩来划分学生们，而且要给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待遇——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也觉得这样子不好，他们希望有更多维度、更多面向来看每一个同学，想要让每个同学都跟他们一样受到尊重，有同样的美好的高中经验。

但通常，抱怨归抱怨，他们没有办法想出什么实际上的改变，也没有真的做出什么实际上的改变。所以，你要说他们的批判性思考的话，那是绝对有的，而且相当强烈。但在批判性思考之后的下一步改变，确实比较没有看到。

精英研究问与答

周发发：民族志的研究都会遇到这样一种问题——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地位不平等。有的人就会说，研究者去发明了一套独立于这些被研究者的叙事。但您的研究对象还比较特别。在您的研究对象中，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他们有没有给一些反馈，有没有人会去挑战您的叙事？

姜以琳：有一些人读过，我至少收到了三种不太一样的反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其中有一个是诗颖，她读过了我这本书，她给我的反馈是觉得写得蛮有趣的——她印象中的高中生活是非常枯燥、无聊的，没有书里写的这么有趣。

还有另外像是向祖，他首先觉得高中生活其实已经不太记得了，感觉非常遥远。他现在在金融业里面，像被生活毒打了一顿，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自信与抱负。他跟我说，他觉得现在每天过得都很仓促。他们中有一些人结婚了，所以还会有养家的压力。

还有一些人是跟我说，他们其实并没有看出自己在书中是哪一个人。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并不希望读者们去一个一个找这些人是谁。因为我描述的是一个现象，一个有点共通性的状态。

周发发：我也阅读了一些对于本书的评论，发现里面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关于精英研究常见的批评，是说已经有这么多的人去关注这些精英，我们对他们的关注还不够多吗？

姜以琳：我也看到了很多这种质疑。但其实从学界的观点来说恰恰相反。社会学太常关注底层的人、劳工阶级、中产阶级，研究精英是非常少见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从学术这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去看精英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话，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就不会很全面。我们从学界的观点去研究精英，会跟媒体报道精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精英是看他们在社会里面的作用，看他们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他们阶级复制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至今比较少见的研究。

其实当时我在写的时候，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像有的审稿人会说，这是个精英研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精英呢？精英人这么少，大家都不在乎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在乎？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看到，中西方对于同一份研究提出了同样的质疑，但提出的说法却是相反的。

周发发：是的，很有意思。还有一种质疑，是说您选择的这个研究对象太过特别了——他们不仅是精英，而且是一线城市，是北京这么好的学校里的精英。从中得出的观察和结论，如果放到二三线城市，或者放到更普通一点的中学的班级里，是不是就失效了？

姜以琳：这也是一个来自国内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其实不只是国内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通常是一种定量思维的问题。一个定性研究本来就没有要追求普适性，我们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然后提出里面的机制，希望别人可以用更多资料来检测这样的机制是不是、或者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产生。但如果没有我们这样非常细致地去看每一个不同的、特别的团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定量的东西就没什么好检测的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定量跟定性思维之间的差别。

我一开始就没有追求要把精英研究扩大到二三线城市，或者是专科学校——我只想要看这群精英学生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阶级复制的想法和观点是什么。

小镇做题家

谢爱磊

上海三联书店2024

其中我一开始找到一个学校，不是精英学校，我有点忘记它是不是重点了。在这所学校里面没有学神的存在。所以我想可能二三线城市，或者更普通一点的中学，可能会跟这个类型的学校稍微接近一点。它依然是成绩说了算，但本身它并没有到这么拔尖。有一些读者跟我反馈说，他们以前的学校里面也有这样的体系存在，但并没有“学神”这种东西，或者是他们都没有听过“学神”这类说辞——这就已经代表了它是某一种特定类型学校出来的学生。

像二三线城市，我其实不太熟悉，普通的中学也没有让我进去过，所以我不太确定会有哪一些不同。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应该会有相通的地方。像是大家都是要高考的话，成绩会是最重要的东西。

周发发：感谢姜老师的回应。节目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以及未来的研究计划呢？

姜以琳：本书是从12年前开始到现在，我去看学生怎么上大学，以及他们上大学对未来的影响。我现在想要看的，是大学怎么选学生，所以有点像是从反面来看同样的一个现象。我看到这些学生他们从北京走到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到美国，我就想要比较中国和美国招生制度的差别，对这种精英的地位复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是用台湾为例，因为台湾是世界少数不但有高考的体制，同时也引进了美国的申请制度。所以，我现在正在收集台湾的顶尖大学他们怎么招生的资料。我加入了一个顶尖大学的招生官的行列，暑假会开始跟着他们招世界各地来的学生。

未来的研究计划，则是因为我现在在上海，我想要看上海的精英女性，她们的婚恋以及婚配抉择，主要也是想要看精英的地位复制。因为地位复制不只有从教育或是职业获取的渠道。对于女性来说，婚姻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管道。所以这个研究会比较注重在上海的女性，这些高教育、高知识、大约30岁左右的精英女性，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婚恋市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