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离“龙门”有多远？

追《庆余年》第二季，其中有一个情节是：举子们进科场参加考试前，先过一个“龙门桥”，寓意“跃龙门”。

这些年，不断有专业的研究者或者不专业的网友在说，现在寒门再难出贵子；甚至有教授专门调研后，撰文分析，考上北大这种“跃龙门”的事，都属于什么情况，教育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巴拉巴拉。

我们每个人自己算“寒门”还是“士族”，为什么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会存在这样的分类？ 

“寒门”“士族”既然属于历史现象，那就得放在历史上来谈。

一

大概从商周时期，出现了专门的贵族子弟教育，这可以说是精英教育的鼻祖了，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至于贵族之外的基层社会，几乎都没有接受专门教育的机会。

到了春秋晚期，各方争霸，王官之学难以维持，于是搞教育的人四散。先被贵族招揽，后散到民间，渐渐就有了私学。

而这些教育工作者们会的，只有王官之学的东西，所以只能教这个，学生也只能学这个。

慢慢地，传统教育渐渐形成了重劳心之学、轻劳力之术的价值观念。

春秋战国，学术界逐渐出现了像儒墨道法这些学派，相对于传统的王官之学，他们更关注实践，对问题的研究更深入；同时还特别强调人格塑造，为的是将来在仕途上弘道，实现自我价值。

汉代教育实践的主线，在为人、为学关系的处理上，比如应该选拔“孝悌力田”“直言极谏”者入仕，还是经传之学学得好才更合适？各家观点此起彼伏，在左右摇摆中试错前行。

到魏武帝时期，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以及读书人的为学层次，都有了很大发展，像《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太学课程，不仅衍生传注疏证的学问，而且都分出好几个学派了，所以拔擢人才上，显然回不去由郡县推举“孝悌力田者”的时代。

当时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东汉以来学风不正、学识浮泛；同时，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日益突出，关系亟待缓解。

于是名臣陈群提案并推行“九品官人法”，是选拔制度改革的一次尝试。

这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产生背景。

二

隋之后实行的科举制，是人才选拔的主要渠道。这套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包含复杂的矛盾关系，所以既随世易，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

比如，即便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并未消亡；士族门第享有的特权为官品所替代。“跃龙门”并非靠举子个人的“弹跳力”就能成事。

咱们拿数据说话：

唐高祖武德年间任用的十名宰相，全部为士族，且多出自高门士族。

太宗朝任用宰相二十八人，其中武德旧臣六名，均出身士族；其余二十二人中，士族出身的有十二人，寒门宰相九人。

高宗和武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地位而打击士族豪门，士族不能仅凭门第就享特权了，需要通过仕宦之途。但是政策的规定以及门荫等条件决定了，士族在教育和仕进上仍占据优势。依唐制，中央官学的国子学仅招收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学，太学招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学，四门学招七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学。

毛汉光曾对中古时期官僚社会阶层做过统计。他将官僚的出身分为“士族”“小姓”和“寒素”三类。

士族的标准主要参考《魏书·官氏志》（卷一一三），并适当放宽，即：一切三世中有两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以及唐代新晋士族。

“寒素”的对象包括素士、农、工、商、兵和其他半自由民、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

“小姓”居于士族与寒素之间，包括累世低品、累世校尉，曾有一世五品以上的家族，以及县姓、地方豪族、酋豪、部落酋长等。

按照这个标准统计，士族在统治阶层的占比始终在半数以上。唐德宗贞元时期，士族占比为60.4%，小姓占比是14.6%，寒素为25%。

韩愈是个典型的例子。

按标准，他算是“小姓”群体，最多能攀到低等士族这一档。

中举之前的韩愈已声名远播，当时的文坛领袖如萧颖士、梁肃等，既有他的老师，也有拔擢他的座师，所以直到离乡赴考的路上，他都信心满满，觉得这一程必凯歌高奏。

可万万没想到，如此大才，中个举都那么费劲：“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不甘心的他学着在京师看到的现象，去向官员“行卷”，依旧未遂。

这是为什么？还有天理吗？

嘿嘿，因为他当时正处于两类主要矛盾中不利的那一方：纵向上，他踩在门阀的临界线上，没有后盾；横向上，官方选拔人才轻“文儒”，重“吏能”。

韩愈妥妥地算“文儒”，直到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他才赶上力挺文儒的陆贽知贡举——那一次，一举录取了像韩愈、欧阳詹、李观、崔群等一批文儒，史称“龙虎榜”。

三

说回当下。

“寒门”反映出身背景和受教育资格之间的关系，既涉及多种要素，也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且最好放到一个相对长的时段考察，总之不是简单说说就能说得清楚的问题。

举个例子。前些年基础教育学校出现合并的现象，这是有调研基础的、推进教育公平的措施，用于平衡教育资源。然而，过去村小一级的学校越来越少，很多孩子上个学就比过去远了。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服务：校车。最初的时候，校车翻车的，孩子走丢的……出了不少事儿。于是就有声音认为不应该并校，甚至以此作为寒门学子受压迫的证据。

随着校车标准逐渐推行，交通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基础教育资源整体提升的效果逐渐呈现出来，事实证明，利大于弊，基本达成了改革的预期效果。

再说“龙门”。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接受高等教育跟“跃龙门”的关系也不大了——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受教育层次对工作和出路的影响力下降，即便是985名校毕业，也很难确保就能实现阶层跃升。

老百姓说“跃龙门”，用这个带有夸张色彩的比喻表达对孩子受教育的重视、对压力的积极态度，或者释放自身的情绪。这折射了文化变迁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时过境迁，也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

但是，专业学者不应该跟着起哄！如今社会上、舆论中，不乏这样的“专家”“教授”和“学者”：

其一，明明照着现代高等教育的意义行事，心里却还潜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价值观。

其二，明明知道是复杂的现实问题，却片面地拿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和观点，简单粗暴地下定论，语不惊人死不休。

尤其自媒体时代，这样的声音特别多，让不明所以者以为这就是学者专家的样子，于是有了“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的桥段。

那什么是专业学者？他们的观点是怎么练成的？

朱熹做过四十天的天子侍讲，搁现在略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集体学习，内容就是听这位老师讲课，而且还连着给讲了四十天。能在这个层面分析现实问题的读书人，古今大概没多少。

朱熹能做到这步，是先跳出现实，然后基于一个学术谱系，花相当长的时间在里头深耕、内化。朱熹那会儿儒学已经式微，但他选择了一条貌似不可能因而少有人走的路：重振儒学。所谓“人能弘道”。这选择意味着，得和现实保持临在的关系，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定力。

焚膏继晷、无惧风雪，且不求闻达、不问出身地，跋涉在替往圣继绝学的路上，这才有了那些后来钦定为读书人之圭臬而流传至今的著作，所谓学术源流的主流。

现实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像是浸在“低洼的湿地”里。专业学者谈现实问题，要依托成熟的学术谱系，置身于临在状态，抛开成见和功利，才可能得出禁得住时间考验的成果。

否则，很多惊世之言，只能算“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尚儒客栈（ID：CMCC-ningyu），作者：开心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