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上的夏尔巴人：是死亡让人们认识了我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戴敏洁，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4年，珠峰发生史无前例的雪崩，16名夏尔巴人遇难。事故发生后，夏尔巴人开始团结起来，求得尊重。纪录片《高山上的夏尔巴人》意外地捕捉到了这次事件。夏尔巴人长期处在与登山客的不平等地位中，而只有在巨大伤亡面前，他们才有了发声的可能。

2019年5月末，珠穆朗玛峰南坡一张排队登顶的照片在网络上刷屏，本来最不该发生拥堵的世界之巅，却排起了几小时的长队。这条登顶的道路只够两只脚并排站，左右两边便是千米高崖，登山者处在冰寒、缺氧的状态，却无法向前挪动，更是难以回头。最终，2019年登山季南坡遇难人数近10人。

每年的四五月份是珠峰的登山季，总有关于珠峰的新闻进入人们的视野，早在2013年，珠峰上发生了斗殴：三位西方登山客在珠峰上骂了脏话，这是对山神的不敬，引起了百名夏尔巴人的不满。混乱中夏尔巴人踢了对方一脚，愤怒地扔石头砸他们的帐篷。

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影制作人詹妮弗·皮多姆关注到2013年的珠峰斗殴后，强烈地感觉到事情到达了转折点。长期以来，夏尔巴人付出生命危险协助外来者登山，而所获得的回报却无法匹配他们付出的代价。她的摄制组在2014年来到珠峰，跟拍了西方登山公司的老板罗素·布莱斯以及他的夏尔巴人团队。

未曾料到的是，2014年4月18日，珠峰史无前例的雪崩发生，16名夏尔巴人遇难。这使得夏尔巴人压抑多年的委屈和不满爆发，他们决定抗争这多年来的不公，号召罢工以获得应该有的保障和权利。

纪录片《高山上的夏尔巴人》意外地捕捉到了这次事件。夏尔巴人的处境——在信仰与金钱、在家庭与梦想、在不公与平等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权利关系的一点点转变。

1. 不平等的起源 

普巴·塔什摸了摸双胞胎儿子的脸，走出家门。今年登山季到了，他怀着再次登顶的愿望离开了家。普巴是罗素·布莱斯夏尔巴团队的领队，从1999年首登珠峰，他已经登顶珠峰21次了。如果今年再次登顶，他将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上登顶珠峰最多的人。

在他的身后，两位10岁左右的小男孩皱紧了眉头，望着父亲的背影，神色严肃。有时候他们还会哭，不知道父亲还能不能回来。两个小男孩在去年便失去了他们的舅舅——他死在了珠峰上。

“他是为了钱去的。”普巴的妻子卡玛·朵玛说起弟弟的时候，泪珠从眼里滚落下来。生活在高山深处的夏尔巴人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登山是他们最赚钱的活动。而人人都需要钱。即使最终拿到手的钱，只是登山客缴纳费用中的杯水车薪。

家人们激烈地阻止普巴再次登山，“他们都说普巴很坏，非要登山。”两个双胞胎儿子在广场上嬉闹奔跑的时候，他们的妈妈担心的却是：他们以后会学他们爸爸去爬山。

“我能说什么？”面对家人的抱怨，普巴语气带着一种温柔的无奈，“我热爱这份工作。”作为夏尔巴人，在人类首登珠峰后，这个天生适应高山的民族就一夕之间被卷入西方登山浪潮，转变成为国际山岳向导。

自1852年珠峰被确认为世界第一高峰以来，来自世界各国的探险家们就没有停止过攀登的步伐，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艾蒙德·希拉里在夏尔巴人向导丹增·诺盖的协助下，首次登顶珠峰。

丹增·诺盖从此名声大振，成为史上最出名的夏尔巴人，夏尔巴人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纪录片里闪过丹增的镜头，他有一口漂亮的牙齿，笑容洁净淳朴。他总是在笑，并确立起了夏尔巴人的经典形象——友善微笑，宛如英雄。

夏尔巴人世代以耕种和放牧为生，生活平静而安宁。而从世界各地飞来尼泊尔的登山客带着对珠峰的征服欲打破了这样的平静。在登山者的宏图里，夏尔巴人所扮演的角色多是唯命是从的“仆人”，做一切关于登顶珠峰的辅助工作，协助这些花了高价钱的登山客完成登顶的美梦。

如今人们攀登珠峰的事务，变成了一切由登山公司打点。夏尔巴人则为登山公司服务，登顶的一切物资全部依靠着夏尔巴人人力搬运上山。皱纹爬满了脸的男人，只用一个木棍作为登山杖，身后背着的竹筐里堆满了3个不同颜色的大型登山袋。妇女们加入搬运队伍，白色袋子绑住身后的行李，再系在头顶上，两手紧紧按住。他们背负着比自己身型更庞大和沉重的物资，一步步爬上高山，只有孩子可以肆意奔跑。登山客们则拿着登山杖，走在前面。

从山顶下来后，丹增·诺盖发现自己立刻被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同样是登上了珠峰山顶，希拉里和丹增，一个是西方世界的登山者，一个是夏尔巴向导，却收获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希拉里声名鹊起，但少有人提及这位夏尔巴人的名字。在英国女王的嘉奖仪式上，希拉里获颁爵士，而丹增仅仅得到一枚次等的乔治勋章。

希拉里和丹增

在英国的听证会上，丹增不断遭受疑问：“谁是第一个登顶的？”丹增坐在一堆西方人中间，所说的话经过专人翻译。他说了一句“我很开心”，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他也露出了标准的笑容，他为自己的成就自豪。

但他也有失落。明明一起登上了珠峰，他却不能获得和队友一样的肯定。即便他是最著名的夏尔巴人，也难以获得与西方人平等的地位。但他的成名，也使得夏尔巴人从此有了现代人所熟知的意义——高山向导。

2. 最高海拔的名利场 

普巴是当代著名的夏尔巴向导之一，但他的登山却频频遭到家人的反对。普巴走后，卡玛·朵玛又开始心神不宁。普巴的妻子和父母已经不记得他登过多少次山了，太频繁了，这不止危险，也是对山不敬。对于他即将破记录他们也并不在乎，觉得名气无用。在家人的担心下，普巴答应过不再登山，但后来又告诉妻子，他再次登顶了。他总是不听劝。

卡玛·朵玛只能在屋里对着神明磕头祈祷，保佑自己的丈夫平安归来。“普巴爱这座山胜过家人。”卡玛·卓玛擦掉眼角的泪水。

夏尔巴人有着适应高山的独特身体素质，但并非所有的夏尔巴人都一样。有时候他们也会有高山反应，脸会肿胀或者出现可怕的头痛，但他们必须忍受，因为需要钱。

但就连尼泊尔政府，也对他们进行压榨，甚至禁止飞机搬运物资上山。登山者所缴纳的10万美金登山费用，一大部分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另一部分则落入登山公司。工作了一个登山季后，2014年，每个夏尔巴人只分到一小杯羹——大概4000美元。

登山客从尼泊尔加德满都飞行到卢克拉机场，步行十天前往基地营。他们要求很多，背负很少。人力几乎全部依赖夏尔巴人。以前队里一个人登顶就算成功，但如今人人交了钱，公司设法要让人人登顶，这又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物资补给。夏尔巴人从下到上搭建营地，搬运和存放数周所需的补给，让客人有最大机会登顶。这是一个需要人力的产业，越来越多的夏尔巴人选择上山工作。

在搬运和铺路的过程中，夏尔巴人每个季度需要经过昆布冰瀑30~40趟。昆布冰瀑是冰川流出西谷形成的瀑布，对阳光敏感，巨大的冰块总是毫无征兆掉下来。登山客只需经过昆布冰瀑2~3趟，夏尔巴人牺牲的概率远远大于登山客们。

丹增·诺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如今，逾八成的夏尔巴人都有高中学历，有了教育的夏尔巴人所拥有的知识，超过了西方人的认知。在这个网络时代，夏尔巴人看到了登山客们由于登顶珠峰所获得的名声和成就，同时他们也知道，苦工几乎都是自己在做。没有他们，这些外来的登山客根本无法登顶。

比起登山客，他们才是真正攀登这座高山的人。现代的夏尔巴人不仅希望自己能帮助别人实现梦想。他们也希望获得同等的荣誉和地位。

3. 史无前例的山难 

4月18日，早上6：30，正是山上最忙碌的时刻，一队夏尔巴人和往常一样正经过冰瀑，将大量的物资运输到前进营地，他们攀登的梯子下方，便是万丈冰雪深渊。在镜头里，可以听见他们的喘息声，以及念经文保佑的声音，突然间，巨大的冰雪从上方滚滚滑落，下一刻，镜头变成了一片黑色。

丹增·诺盖曾对女儿说过：“珠峰必定惩罚我，因为我踏在她的身上。”

在夏尔巴人的文化里，圣山的传说流转千年。在他们看来，珠穆朗玛峰是大地的母神，所有人必须尊敬它。每次进山，都需要怀着虔诚和敬畏的心。有些人认为他们征服了珠峰，但普巴从未这样想过，即使他已经21次登顶珠峰，他每次抵达山顶的时候都会向天祈祷，感谢上苍。

但对登山者来说，攀登珠峰是一种冒险，是一种对世界之巅的征服，背后是野心勃勃，是自我意志的实现。《进入空气稀薄地带》里提到：珠峰一直以来都像磁铁一般吸引着“疯子”、爱出风头的人、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和那些对现实举棋不定的人。

在大本营和基地里，登山客们每日白天起床，打开帐篷的那一刻，就有夏尔巴人送来的热毛巾和热茶，还可以对说一句：“茶不加糖，谢谢。”夜晚入睡后，呆在舒适的、由夏尔巴人搭建的帐篷里时，他们并不晓得，夏尔巴人正带上头灯和对讲机，祈祷一番之后，扛起物资继续往山上搬运：瓦斯瓶、小米酒、用餐营帐、暖炉……

冰瀑在太阳升起时容易融化，所以需要在夜间至清晨进行搬运工作。而每走一次冰瀑，便是一次生命的完全交付。一本登山杂志曾如此描述昆布冰瀑：“巨大的冰塔在头上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坠落，经常会听到巨大的撞击声。”这些夏尔巴人根本不知道意外何时会发生。就在登山前的祈祷仪式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人人抬头迷茫地望向高山。

4月18日早晨，噩梦成真了。在毫无征兆地情况下，重达一万四千吨的冰雪于主要攀登线路崩落，人在其中根本毫无招架能力，而此刻在攀登的，只有夏尔巴人。人被瞬间掩埋，跌落，血迹、残骸、背包和鞋子散落一地，脸部伤痕累累，无法分辨。

所有人都在呼叫营救，对讲机不断发出声音。登山队伍在确认夏尔巴人的死亡，山下的家属也捎信请求得知家属的下落，医生、高山向导、直升机都到了基地营试图营救。山上的夏尔巴人则在冰雪之中拯救伤者，搜寻遗体。连接冰川两端的梯子崩断，施救变得困难重重，他们只能将伤者绑在直升机下方的绳子上，飞回山下救治。近5个小时过去了，最后一名伤者才被救起。

接下来绳子上绑的，便是遗体。13个人死亡，3人失踪，都是夏尔巴人。这是珠峰一日之内最大伤亡记录。而失踪的人还未找到，政府便宣布停止搜救。有些人永远地葬身了冰瀑。葬身冰瀑的人无法举行葬礼。在夏尔巴人的佛教信仰里，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转世，魂魄永世不得安息。

4. 觉醒的夏尔巴人 

停止搜救后，愤怒的夏尔巴人聚集在基地大本营，群情激愤。有人提出今年的登山季应该罢工——“我们必须尊重死者。那条路已经成了坟场，大家应该尊重勇敢的故友，谨记在心，怎能踏过他们的尸体？”夏尔巴人举起手来，一同呼喊：“尊重死者！尊重死者……”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集会，他们的矛头指向了政府——大家觉得夏尔巴人卖命劳动，政府一向从中获利，但从没回报过夏尔巴人。尼泊尔观光产业一年获利三亿六千万美元，但政府给每户罹难家的抚恤金只有400美元，不足一名新手夏尔巴向导一个登山季收入的四分之一，连办个体面的丧事都不够用。“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他们希望政府提高抚恤金，也希望政府能作出今年封山的决定。集会的人们希望登山公司的老板可以好好反省一番。一直在忍气吞声的夏尔巴人，希望获得尊重。他们呼吁尼泊尔和外国登山者，今年不要再登顶。“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尊重死者，尊重我们，取消所有登山团。”

罗素却将这些反抗的人称为“叛党”。夏尔巴人希望登山公司出面说话，罗素只是说：“……但我们必须前进，否则你们没有收入养家。”

看到这么多人丧命，普巴开始思考：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山下的家人们万分担心，普巴的团队暂时回到村庄，与家人团聚。

普巴所在的昆琼村在雪崩中失去了两位村民。太阳仿佛被云雾遮盖，人人都在焚烧松社祈福，缓解恐惧。死去的一位夏尔巴人家中有两个小孩，另一位则在上山那晚，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如今，这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婴儿背对着窗外的阳光。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泪水，只是眼睛好像失了神，一动不动。

山难使得这些哀戚的家庭失去至亲的悲剧一再重演。普巴的父亲担心他，他说从前村人耕种马铃薯为生，靠天吃饭。现在人人登山，到底为了什么？

登山客被困在山下的营地，觉得自己被当成小孩对待，什么事也做不了，“我要上山，登山本来就有危险”。为了来这里，他们攒钱、做了几个月的准备。

直到雪崩后的第六天，在罗素的协商要求下，政府官员才搭乘直升飞机来到基地营，与夏尔巴人见面。夏尔巴人希望政府主持正义，取消本季登山，登山公司则希望政府能同意夏尔巴人的诉求，好让登山季继续进行。

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决定封山，陷夏尔巴人于两难。数十年来，夏尔巴人忍耐许久，这一次他们决定怒吼。太多的朋友们死在山上，他们想活着，他们也有家人要守候。即使他们会付出代价——失去一年的收入。

故事没有结束 

普巴和他的夏尔巴团队回到基地营，与罗素协商。夏尔巴人总是含蓄而沉默，面对雪崩，普巴所有内心复杂的情感，涌到嘴边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受苦的只有夏尔巴人。我们夏尔巴人很不走运。”面对罗素继续登山的劝说，所有人不发一语，表达拒绝。

罗素只好劝说登山客放弃，他对着他们撒了一个小谎，说几名“激进夏尔巴人”在煽动人群罢工。他提起去年的斗殴，说他们会将协助登山客的夏尔巴人一顿好打。

普巴和团队并未受到任何“激进夏尔巴人”的威胁，他们只是选择了和夏尔巴人站在一起。西方人搭乘直升飞机离开，夏尔巴人默默拆掉帐篷，清理营地。他们舍弃金钱，选择尊重自己和山神。丹增·诺盖曾说：“人征服不了山，人只是攀爬上山，如同孩子爬上母亲的膝头。”

普巴步行回到山脚下的家，妻子的第一句话便是：“你都好吧？”普巴经常思考自己的未来，老了之后会怎样呢？“如果没有这次意外，我将登顶22次珠峰了。”但这经历了这次山难后，他开始转变想法：“但若家人因为我上山而不快乐，我赚这些钱也没有意义。我宁可不要破纪录。我只想健健康康地活着，和家人在一起。”妻子再次对着神明磕头祈祷，这时，镜头拉远了，普巴出现，这一次，他在家人的身边。

“所以我不会再登山了。”2014年，普巴对着镜头说出这句话。2019年，有人在珠峰大本营再次见到了普巴，他成为罗素团队大本营的管理者，不再跟随客户上山。他的简介里，登顶次数一直停留在21次。世界纪录早已被其他夏尔巴人所破。

5年过去了，珠峰登顶产业日益蓬勃，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某些登山公司把登顶说得过于容易，这为珠峰带来了体能不合格的登山者和新手。2019年，尼泊尔政府颁发381张登山许可证，有些人甚至到达珠峰大本营才开始拆掉装备吊牌，学会使用它们。这也大大提高了登山者遇难的风险。

纪录片也没有提到的是，因为登山者往往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字表达能力，他们撰写了大量的与登山有关的回忆录和传记，让自身闻名于世。但在这些文字作品中，立场和观点都以白人登山者为中心，讲述他们探险的动机和动力，以及对夏尔巴人的看法等。而夏尔巴人则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来自西方世界的詹妮弗，选择将镜头对准了夏尔巴人，试图去探索夏尔巴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她并未提及的是，在尼泊尔，能担任高山向导的夏尔巴人被称为高山夏尔巴，而他们只是夏尔巴民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旅游向导夏尔巴、背夫夏尔巴以及农民夏尔巴。镜头对准的，是高山夏尔巴。

纪录片里以几行字作为结尾：尼泊尔政府最终同意了夏尔巴改善薪资、保险和给罹难者家属的抚恤的诉求。但在纪录片拍摄结束后，抚恤金并不足以支撑这些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业。更糟糕的现实是，除了2014年和少数几个年份外，其他年份去世的夏尔巴向导更是无人关注，而比夏尔巴向导地位更低的背夫夏尔巴，他们也常有生命危险，但死去的人甚至不被登记在册，除了他们的家人，没有知道他们的牺牲。

高山向导夏尔巴、旅游向导夏尔巴、背夫夏尔巴以及农民夏尔巴，小型的社会生态链存在于这个民族内部。纪录片里的高山夏尔巴——他们开始觉醒、开始发声，而更多的日子里，更大部分的一群人，他们被排除在镜头之外，他们依旧活在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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