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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30 12:48
日本摄影师见证的中国历史:1894~194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徐家宁,标题图来自原文


徐家宁:历史影像学者,译有《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等


单从摄影史的角度来说,摄影术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两个国家都被迫向西方开放门户,作为舶来品的摄影术也顺着这些打开的“大门”进入了中国和日本。


1844年,摄影术随着前来谈判中法《黄埔条约》的法国代表来到中国,日本的第一张照片则是来自于1853年美国“黑船舰队”的小艾列法莱(Eliphalet M. Brown, Jr.),有趣的是小艾列法莱的助手就是中国人罗森,甚至罗森的形象也被日本画家画入记录“黑船来航”的画中。


摄影师小艾列法莱和他的中国助手罗森


 摄影师小艾列法莱拍摄的黑船来航


早期在中国活跃的外国摄影师也有好几位都曾在日本从事商业摄影活动,如查尔斯·韦德(Charles Weed)、费利茨·比托(Felice Beato)、威廉·伯格(William Burger)、皮埃尔·罗西耶(Pierre Rossier)等等。而且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摄影所需的玻璃板、纸张和化学药品都是从欧美先运到上海再运往日本,比如费利茨·比托自1871年在日本开设照相馆,就多次从上海采购这些耗材。


受限于民众的接纳程度,摄影术在两国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同。在日本,很多曾经的画家都对摄影术的“精准”表示叹服,看到其中的商机并转而学习摄影,如日本商业摄影师的鼻祖下冈莲丈(Shimooka Renjo, 1823~1914)就将自己的所有画作画具卖掉,从一个美国水手那里换来了全套的摄影设备。照相馆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日本的几个大城市。


反观中国,1900年,美国摄影师利卡尔顿在湖北金口附近拍照时,还遭遇过被村民丢石头的情况。


对摄影术的理解和接纳,也直接影响了此后日本如何用照相机看待中国。


日本商业摄影师的鼻祖下冈莲丈


自十九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已经有数百位日本摄影师来到中国。若在这众多的摄影师中挑选出几位来讨论“日本摄影师眼里的中国”,肯定缺乏代表性,无疑是片面的。因此那些短期来华,带有旅摄性质的摄影师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更合适的取样对象应该是那些带着某种目的被组织指派来华的摄影师,他们拍摄的照片也必然代表这些组织,甚至其背后日本政府的意志。


根据这样的取样原则,可选的摄影师有:


拍摄中日甲午战争的日军陆地测量部摄影师龟井兹明、樋口宰藏;


庚子事变期间的山本赞七郎、小川一真;


拍摄日俄战争的浅井魁一、小仓俭司;


隶属满铁的樱井幸三、岛崎役治;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荒木、奥园、汤本;


以及侵华战争期间随军派往中国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媒体的摄影记者等。


以他们背负的不同目的,可以分为商业服务、文化考察和政治宣传三大类来讨论。


1. 商业服务


最好的例子:山本赞七郎(Yamamoto Sanshichiro,1855~1943)



自明治十三年(1880)起,经过两年的学习,山本赞七郎在东京市芝区日影町一丁目一番地(现在的港区新桥站东侧站前广场)开设了自己的照相馆“山本写真场”,以此为谋生手段。


日影町一代当年集中了很多歌舞伎场所,因此附近去山本的照相馆拍照的艺伎很多,照相生意一度很好,他拍摄的一些照片曾在日本国内的劝业会上获奖,本人也加入了“日本写真会”。


明治二十八年(1895),他加入著名摄影师鹿岛清兵卫开设的照相馆“玄鹿馆”,与中岛待乳、小川一真一起担任驻场技师。由于东京照相馆业过度发展,激烈的竞争导致照相馆收入减少,开业次年,也就是明治二十九年(1896),玄鹿馆便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关门,山本赞七郎的事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昔日指引他走上摄影之路的老师林董再次成为他的引路人。林董栖身日本外交界,曾随岩仓使团赴欧美考察,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陆奥宗光、伊藤博文关系密切。这一年林董正好从北京卸任公使归国,山本在与恩师的交谈中了解到北京的照相馆业并不发达,这个一片空白的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于是山本赞七郎便接受恩师的建议去北京开拓照相事业。


山本赞七郎用马车搬运摄影器材


明治三十年(1897)4月27日,山本赞七郎向日本外务省申请了为期两年的前往中国以“今般风俗景色等摄影”为目的的旅行券。5月18日上午7点,山本赞七郎与他的两个助手渡边之吉和松本幸八从新桥出发,25日上午8点抵达上海。他没有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在江南游玩了一圈。


抵达北京后,他们在东安门外霞公府路南租了一处房子。接下来的两年里,山本赞七郎和他的助手几乎跑遍了北京及周边的风景名胜,如北海、天坛、观象台、雍和宫、国子监、香山、十三陵等等,还拍了西单、东单、前门等繁华的商业街。两年后,他带着部分挑选过的底片回到日本,出版了第一本摄影集《北京名胜》,其中收录珂罗版印刷的图片36张。


这本画册甫一推出就在日本获得巨大反响,于是他彻底结束了在东京的经营,以便专注于在中国的发展。


驼队、马车、行人、小贩和两座寺庙一同展示了前门地区的繁华(山本赞七郎摄,1898年)


1899年底,雄心勃勃的山本赞七郎再赴北京。但当时北京的大环境已经开始对洋人洋事不友好。1900年6月,这场排外运动达到高潮,大量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涌入北京,“凡洋货店,照相馆尽付一炬”,并与清军一道围困和袭击在北京的外国人。驻京使馆的外交官和在京外国人及家眷、教民约900人都避难在英国使馆里,山本赞七郎也在其中,并加入“义勇队”,与意大利水兵一起守卫英国使馆东侧隔御河相望的肃王府。


1901年11月25日,山本赞七郎在北京的照相馆“山本照相馆”在他租住的霞公府路南正式开业了。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山本赞七郎凭借在庚子事变中与各国外交官建立的信任,以及自己出众的技艺,为很多中外名人拍摄了肖像,如执掌中国海关五十年的赫德、为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活跃在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澳大利亚著名记者莫理循等,甚至慈禧太后照片的放大工作也交由其完成,可以说他是在晚清最后十年里拍摄皇室成员最多的摄影师。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载泽为领衔钦差,此照片摄于北京山本赞七郎照相馆。


上图:清国驻日大使裕康之女裕容龄与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的内田康哉之妻内田政子的合影


相关阅读: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给慈禧拍过照吗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东口路北成立了陆军贵胄学堂,学员均为“王公大臣子弟”。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十(1909年10月23日)第一批学员毕业,特别刊印了一册《陆军贵胄学堂同学录》,其中收录学员肖像181张及操演8张。根据山本赞七郎1909年在《顺天时报》上刊登的广告,这些照片都是由他拍摄的:


敬启者,本馆在京已久,历来所照之相向蒙王公官商称赞,今蒙贵胄学堂王公及全班学员诸君皆来敝馆拍照,为数尚数不少。兹因本月间乃系诸学员毕业之期,特唤敝馆随操拍照十余种,惟恭照一切之像,均蒙赞美。敝馆不揣冒昧敢请学界诸君注意:俟后遇有学堂毕业之期,敝馆均能按规拍照,不误可也。


另一则广告则称:


……历来所照之像颇蒙王公官商称赞。今于本月间,洵贝勒爷首先驾临敝馆拍照玉像。仅将连日恭照之像:麟公爷、阿公爷、搏公爷、祺公爷、朗贝勒爷、喀喇沁王爷、宪二爷、涛贝勒爷、顺王爷、宪三爷、恭亲王爷……唯尚有未照者仅请贵驾早临为祷,敝馆感激无极矣。


一支专业的迎亲队伍以及他们的家伙事儿(山本赞七郎摄,1898年)


在北京把照相业做出如此大的商业成就,一切的动力都在于他对商业成功的追求。当然,山本赞七郎在京多年的生活可能的确让他爱上了中国,如果没有真实感情的投入,是不可能把北京拍得那么美的。


山本赞七郎拍下的北京城壁


2. 文化考察


进入20世纪,摄影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相机轻便化,感光材料的曝光时间进一步缩短,更重要的是图像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这些客观原因都令摄影术成为科学和文化学者重要的辅助研究工具


20世纪初的前三十年,是世界考古学界、历史学和汉学界在中国收获最丰的三十年,其中最为知名的如斯坦因与伯希和考察中国西部、柏石曼和喜龙仁考察中国建筑、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考察等。


来自日本的几位摄影师在这场“开发”的大潮中,也颇有贡献。


摄影术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摄影术进入宫廷。尽管外国摄影师在1860年就把照相机搬到了北京,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把北京城及周边的角角落落都拍了个遍,但始终没能进入紫禁城,没能把真实的中国皇室和中国宫廷展示给世界。愈是禁止观看,愈是容易燃起偷窥的欲火,刺激西方国家迫切打开中国的大门。


终于,紫禁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


1900年8月14日,面对已经兵临城下的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带着极简的随从匆忙出逃,抛下了偌大、空旷的紫禁城给外国人。


那时候照相机已经开始小型化,普及率高,不仅英军、美军、法军、德军中都有专门的摄影部门,而且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于是,这样一座已经神秘了几百年的空城内部景象第一次被外界窥见。


在得知紫禁城已经被联军控制后,东京帝国大学的工学博士伊东忠太提出前往北京考察“紫禁城及其它宫殿楼阁布置构造装饰等”的计划,在东京帝室博物馆的资助下,由伊东忠太带队,学生土屋纯一、助手奥山恒五郎,以及摄影师小川一真组成考察团,于1901年夏天抵达北京,对北京的皇家建筑进行测绘和图像记录。


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


小川一真(Ogawa Kazumasa,1860~1929)出生在日本琦玉县,15岁便开始学习摄影术和英文,后在几家照相馆内工作,22岁时只身前往波士顿学习玻璃干版的制作和珂罗版印刷术,学成回国后开办了照相馆,继而创建了玻璃干版制作公司和珂罗版印刷厂,成为日本摄影史上开创珂罗版印刷的先驱。他系统拍摄了紫禁城内诸宫殿、西苑、颐和园、天坛、先农坛等皇家建筑群。


小川一真通过午门进入太和门前广场,当他面对眼前景象的时候在想什么,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他留下的照片,我想应该至少是震撼的:在贞度门、太和门和昭德门围城的两万六千平米的广场上,金水河蜿蜒流过。


为了能将这个宏伟的院子以及诸建筑的关系记录下来,他分别冲西北、北和东北三个方向拍摄了三张照片并拼成一张全景,这还不够,他又在午门上以同样的角度拍摄了三张照片,以更高的视角呈现这个全景,荒草蔓蔓的庭院和金碧辉煌的殿宇形成强烈的反差,无情的历史令人扼腕。



毕竟这是一次以建筑为主体的科学考察,因此小川一真在拍摄时也很讲究科学方法:在器材上没有选择流行便携的小镜箱,而是选择了8×10英寸底片的大相机,镜头也选择了不会使成像变形的型号;同一座建筑(群),不仅会拍摄正立面,还会拍摄侧立面。除此之外,在他的大部分照片中都会有人出现,特别是一名小童曾多次出镜


一方面,在“两宫西狩”后,紫禁城主要由太监看守,自从北京城被八国联军接管后,进宫“参观”的外国人就没断过,小偷小摸也就没断过,因此外国人在宫里闲逛的时候大都有留守太监跟着;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人的身高臂长作比例尺,大概估算出建筑的体量。如在太和殿内拍摄时,一个年轻的太监被要求抱住殿内金丝楠木的柱子入画,可以很直观地估算出柱子的直径。


一名留守的太监在摄影师的要求下围抱太和殿内的楠木大柱,以表现建筑的体量(小川一真摄,1901年)


小川一真等人在回国后出版了照片贴册和大开本的珂罗版画册《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将中国数百年的皇家禁地第一次以摄影的方式展现给世界。立刻引起学界的轰动,此后数年内发行了多个版本,都成为今天研究故宫陈设的重要资料,至今仍有三百多张玻璃底片完好地保存下来。


在小川一真之后,还有长期研究中国佛教的日本古建筑学家常盘大定,以及他的朋友,东京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史家关野贞。他们在1920年后五次来华,考察了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回国后出版了丛书《支那文化史迹》


我们之前提到的山本赞七郎在1916年时回国养老,将北京的照相馆交给长子山本明(Yamamoto Akira)打理。同年,山本明与照相馆内的另一名摄影师岸正胜前往云冈和龙门石窟考察,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按照石窟编号,逐一、全面地进行拍摄记录。在山本明接掌照相馆后,他们四次前往这两座石窟群拍摄,1921年出版了画册《龙门石窟》,1924年编辑出版《震旦旧迹图汇》。


鲁迅先生也曾光顾山本照相馆购买云冈石窟佛像等照片,他在1923年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三日,昙。休假。寄三弟信。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


如葛兆光先生所言:“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而在背后则是日本学界在有关东亚历史和文化领域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是日本“大东亚”政策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3. 政治宣传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寻找在演习中失踪的士兵,要强行进入中国军队守卫的宛平城,故意挑起事端,最终实现蓄谋已久的占领北平的计划,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随着战事的推进,《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日新闻》社等机构都向中国派出数百名记者,并配备最先进的图片传真机,甚至有专门用来递送稿件的飞机,以保证在中国战场拍摄的照片第一时间见诸报端。这些照片大多集中发表在《支那事变画报》《北支事变画报》《支那事变写真全辑》等画刊上。


按说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战争场景应该可以用来探讨——在近代中国遭遇的这场最大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摄影师如何看待中国,但实际上在这海量的照片里却鲜有中国军队和平民的照片,看到的都是对其“圣战”的歌颂,刻意表现的是日军的英勇、战斗的友谊以及胜利的庆祝,这些照片不是“日本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而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摄影记者的报道对象是侵华日军,反倒是非官方性质的摄影师会拍一些中国的城镇,以及在战争中中国平民和军队的状态。但这不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官方意志只是集中在记录日军的英勇上。


为什么会在记录战争的摄影中鲜有对手的照片?


这必须要从日本的随军记者制度和审查制度说起。之前说到,虽然在时间上两个国家接触摄影术几乎一致,但是在接受的程度上中国远不如日本,摄影很早就被日军用作记录战事的手段。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日本向台湾派兵展开侵略行动时,就有摄影师松崎晋二和熊谷太随行。后来成立了在军队中专司摄影的部门“大本营写真班”。除此之外,负责绘制地图的“陆地测量部”也会带相机上战场。但是在二十世纪以前,摄影器材还比较笨重,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搬运这些器材会占用很多战斗力,因此后期又引入可随军的新闻记者从事这一工作。


1894年,日军为了加强信息管制,陆、海军两省发布《新闻记者从军规则》,其中有如下几条规定:出征军高等司令部将派出1~2名军官陪同摄影记者,以行监视之职,记者万事听从此军官的指示;出征军高等司令部如果认为有必要,将强制摄影记者回国;新闻记者发回国内的信件应随时交予监视的军官检查。


金州之战后倒毙在田地里的清军士兵 日军陆地测量部,1894年


在甲午战争期间,大本营写真班的龟井兹明曾拍下了旅顺大屠杀的照片并发回国内,引起舆论的关注,推动日军的信息审查制度走向极端。


龟井兹明拍摄的旅顺屠杀后,扛尸队掩埋中国遇难者的照片


日军占领威海卫后,清军战俘被送上岸(龟井兹明摄,1895年)


从1931年开始,随军的各新闻社所属摄影师,均要由陆海军省和政府组织、批准,他们在战争中拍摄并提供给报刊社的照片,需经过军部审查后发布,主要媒体的照片实行通稿制度


1937年9月9日,日陆军省新闻报道班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定纲要》,规定:“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对逮捕,审讯中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等,全都“不许可”刊登


1938年近卫内阁订立《国家总动员法》,无论是隶属于军部的记者还是各大报纸的记者,包括照片的所有稿件一律由“大本营”的总指挥部审核公布,从战前只是“指导”的审查,变为战争爆发后明确规定由情报局统辖。


日军用中国战俘练习刺杀的“不许可”照片。《每日新闻》记者摄,1938年


南京城被攻陷后,中国战俘被日军残杀后的现场。《每日新闻》记者摄,1937年


回头再看这些被精心挑选和苦心编辑的照片,都是用光影和构图在掩盖真相、美化侵略。比如日军攻打南京城的一张照片:一群的坦克集中在中华门外,这种大量重复的符号凸显了日军在军力上的优势,与远处被炸残的城楼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随军摄影师的照片里不会有血性的尸体、被摧残的百姓、被虐杀的战俘,但那浓浓的硝烟背后一定都是流血和死亡,是流离和失所,这些都被故意隐去了。


日军坦克正在炮轰南京中华门,日本随军记者摄,1937年


若说战场上照片的选择多少有些伦理问题的考虑,那没有战斗的地方呢


前不久,日本京都大学在互联网上公布了其收藏的“华北交通写真”,这批照片是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日本摄影师在北平、河北等占领区拍摄的。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前身,是1937年8月在天津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北支事务局。1938年1月迁至北京,同年11月被纳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管理,1939年4月正式成立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在形式上是“中日合资”,注册资本4亿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出2.35亿元,满铁出1.2亿元,伪华北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出4千5百万元。满铁的背景不用多说,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于1938年10月30日成立。在其成立的前一年,即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推出《事变处理大纲》,明确指出要把华北的一些重要的工矿、交通运输业作为“统制事业”,由日本专门成立“国策会社”独占。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就是在华北的“国策会社”,其成立的目的在《事变处理大纲》中表明:“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交通运输事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讯事业,主要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化学工业等”。


同时,满铁也是日本的“国策会社”,实际上日本的“国策会社”控制着华北交通株式会社87.5%的股份。此外,伪华北政府的4千5百万元股金是以华北铁路器材设备作为“现物出资”的形式体现的,而华北铁路工厂和铁路车辆的最低折价也将近1.5亿元。也就是说民众只要乘用“华北交通”旗下的交通系统,消费的一部分就会进入日本政府控制的“国策会社”,进而变成下一场战斗的子弹和刺刀。


北京西山某煤矿的中国矿工正从地下背煤出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记者摄,1938年。日本京都大学收藏


“华北交通写真”里有很多内容是热闹的庙会、繁荣的市场、悠闲的茶客,当时的北平生活当真如照片中那么平和吗?这就是完整的北平吗?


这组档案中有几张照片是几个人在看街头布告栏里的广告,很显眼的位置贴着“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广告。这家银行由北平伪政府于1938年2月12日成立,3月10日正式开业后便发行了没有准备金的“联银券”,并强制北平市民使用。从1938年3月伪中联开业至1939年底,发行“联银券”45600万元,到1942年1月底,突破十亿元,到1942年底又猛增至40亿元


伪”联银券“的迅猛发行引起物价飞涨,最初伪”联银券“只有壹元、伍元、拾元三种面额,后来随着发行量的增大,只好增发伍拾元和壹佰元,刚过两个月又增发壹仟元大钞,最后到日本投降时竟出现伍仟元大钞。据一直任伪中联总裁的汪时璟供认,在他职内共发行伪钞1238亿元!“联银券”的滥发导致物价飞涨。在北平以玉米面的价格为例,1939年每斤1角钱左右,1942年12月涨到每斤1元零5分,1944年8月中旬每斤涨到5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每斤涨到1000元至1400元——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玉米面的价格上涨了一万多倍。


两名北京市民在观看布告栏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广告。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记者摄,1938年。日本京都大学收藏


说到粮食,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就描写过日伪时期北平的“共和面”,这种“共和面”是很多种能吃不能吃的烂七八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粮食”。其成分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糠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则更多的是掺进了石子、虫子甚至煤渣。祁家的小妞子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杂物卡在阑尾,引起了急性阑尾炎,最后在胜利日那天痛苦地死在妈妈的怀里。


因为粮食要供给日军前线,老百姓根本找不到卖粮食的地方。1942年底,日军计划三个月内运往日本3000万担粮,而北平市民在1943年就已经连“共和面”也难以买到了。这些北平市民的真实生活都不会进入“华北交通”摄影师的镜头,在这批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只有风与月,没有血与沙。


作为“华北交通”的官方出版物《北支》,刊登了大量这批档案的照片,而这本日文杂志的主要面向也是日本国内,当然每张照片都要经过审查,宣传北平的“岁月静好”,以吸引更多的日本平民来华。


彼时日本政府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宣称“要向河北各省地移日籍10万户至30万户”,之后又将该计划增至“5年移民华北200万户”。通过移民来实现殖民,实现其侵略的野心。


 《北支》杂志 1939年


摄影在日本对华的几次侵略战争中都起着政治宣传的作用。日本军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其目就是驾驭国内政治集团、诱导国内民众意见、欺骗国际舆论。战后,日本媒体也曾对这些行为进行反省。1945年8月23日,《朝日新闻》公布了《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就战争责任向国民谢罪,坦承报社在引导国民、舆论、民意走向上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社长以下编辑干部全体辞职。


纵观1894~1945年间公派到中国执行拍摄人物的日本摄影师作品,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摄影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无论商业、文化,亦或是政治,也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对这五十多年历史的一段注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徐家宁,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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