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默多克：媒介物质性与机器的道德经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格雷厄姆·默多克（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文化与经济教授），翻译：刘宣伯、芮钰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校译：曹书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  要：构成数字通信环境的机器，其基础设施和组件建立在一系列资源的基础上，这些资源通过生产、维护和处置的链条转化为人工制品/人造物（artefact）。然而，这些日常使用的背景条件仍是大部分主流传播研究的盲点。本文探讨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究盲点，并认为数字技术在高级资本主义组织机构中越来越显著的中心性，加上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迅速扩张，将媒介的物质性推向分析的中心，并提出了关于其环境及社会成本的重要伦理问题，并呼唤新的机器道德经济学的发展。

关键词：物质性；道德经济学；基础设施；机器人学；环境影响；全球生产链；因特网；消费主义

一、物质性：传播研究中的盲点

媒体和传播研究的理论和研究围绕三个主要焦点建立起一个独特的探究领域：（1）媒体产业和机构的发展，以及它们与经济动态和政府系统的相互作用；（2）媒体在协调理解世界和制定行动方案时所使用的象征资源中起到的核心作用；（3）媒体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和自我投射的过程。这些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研究领域，但它们所创造的“学术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代通信系统的物质基础。我在这里使用“物质”（material）来指代这一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

然而，承认以上物质性并将它们置于媒体研究的中心位置，就会将关于现有的和未来的通信系统的环境和社会成本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道德选择难题带入研究视野。

这些难题的解决需要发展一种机器的道德经济学。但在进一步探索之前，要先知道我们是如何到达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的，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盲点？

二、数字幻象：并非所有坚固之物都已灰飞烟灭

1983年“酵母”专刊首次出版，恰逢域名系统协议的创立。域名系统是互联网的关键基础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普遍可访问的公共数字网络的关键一步。从那以后，研究数字化对媒体组织和使用的各个方面的变革潜力，就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永远存在/永远在线”的智能手机和平板作为无所不在的首选媒体门户，人们很容易相信一切坚固的媒介都已烟消云散，书架上不再有破烂的平装书，架子上不再有CD，实体相册也消失了。媒体现在以非物质的形式呈现：大多是无穷无尽的数字流。这一假设得到广泛的研究支持，即数字系统是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向建立在非物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认知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Boutang，2011，p. 50）这些对于“轻无一物”的视野促使物质生产、维护和处置的常规劳动等内容被推到学者注意力的边缘。

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低酬经济中，以此削减成本，这种做法加剧了我们对这些议题的忽视。正如魔术师将女子一切两半，头在一个盒子里，身子在另一个盒子里；概念和控制权留在了西北半球，而常规功能迁移到了东南半球。但魔术师是在观众的全程注视之下将盒子重新组装起来的，与魔术师不同的是，由成品商品与资源开采和制造组成的全球环路，基本不在大众的视野之内。

三、市场化和数字媒介的兴起

离岸外包是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盈利危机而开发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要素，这些措施为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倡导者开辟了空间，推动政策促进企业在最少的政府监管下获得最多的经营自由。随着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当选上任，这场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变革被转化成了一系列实用的政策。公共资产被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垄断和受保护的市场向竞争开放，出于公共利益的规制被放宽或废除，劳工权利被削弱，公司和高收入者的税收减少，公共福利和文化经费削减。这种重新增长的市场化愿景，本是在英美资本主义变体的核心地带被狂热追捧，但是欧盟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广泛采用了这些措施——有些是自愿的，但更常见的是作为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条件。苏联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市场转向，将原处于资本主义循环之外的两个主要经济体整合进市场化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以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为支点，并首次将服务和知识产权纳入其职权范围。这就是数字媒体崛起的必要语境。

由于市场化的政策，以前公有的核心电信网络或受到严格监管的公用事业，将控制权让渡给了私营公司。在英国，英国电信的第一批股票于1984年售出。在美国，受监管的垄断企业AT＆T被1996年的“电信法案”拆分。稀缺的频谱资源被拍卖给出价最高者，而不是由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机构进行分配。以谷歌和Facebook为首的互联网公司被允许建立自己的基于气球、滑翔机和低空卫星的私人网络。

有效监管监督的缺乏，加上人们愿意聚集在已经拥有最多用户的网站上的网络效应，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实体中生产出最为集中的领域，其中，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和苹果这样少数几个公司主导着流行的互联网空间。这些公司不仅主导了日常数字活动，还是新兴全球经济体的主要参与者。2016年，苹果、谷歌控股公司（Alphabet）和微软这三家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公司，亚马逊排名第六，脸书排名第七（The Economist，2016，p. 5）。随着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的互联网使用不断增加，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美国数字巨头的唯一挑战者——中国身上。

在西方，主要的互联网公司也处于安装云计算设施、开发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最前沿，这些将对劳动力的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将会讨论这一点，但现在我们先强调数字巨头在重新驱动消费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四、数字媒体和“超消费”

促进消费，对恢复公司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它要求消费者更频繁地购买更多商品，更快地丢弃它们，并将占有和展示商品作为个人表达的主要空间。（Streeck，2016，pp.95-112）为了保证这些目标的达成，需要大幅增加广告和产品推广的费用和普遍度，并且在商品、生活方式和个人身份之间建立起更亲密的新联系。互联网为这样的目标和追求提供了理想的舞台。第一，最被广泛使用的网站所采用的商业模式，往往基于对于广告空间和用户数据的同时出售，这使得产品的吸引力被更精准地定位，为个性化商业言论开辟了巨大的新空间。第二，由于线上编辑监督和推广的边界缺乏有效的规制，“原生”（native）广告迅速扩展，这种广告旨在于文化形式和社交互动流中进行整合营销，形式包括受到赞助的小视频、产品植入、广告游戏和其他将品牌定位为有趣、酷炫和友好的伎俩。第三，公司迅速掌握了调动互联网上的互动性的方法，使消费者成为无偿的或最低收入的研发人员和“品牌大使”。用户们被鼓励去贡献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来开发新产品，或对现有产品进行修改，并在线上和线下将他们喜爱的品牌推广给朋友。第四，将“无阻”（frictionless）支付系统整合到智能手机中，通过减少重新考虑的时间和鼓励即刻冲动购物的方式来促进最终的购买行为（McGuigan ＆ Murdock，2015）。

五、环境成本

将气候变化升级与资本主义扩张联系起来的研究证据无可辩驳，最近的研究证明，自1970年代以来，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力最为明显（Gaffney ＆ Steffen，2017年，p. 4），这与人类追求市场化的时间相吻合。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着三个关键作用。

首先，正如刚才所指出，它们为产品推广提供了主要平台，从而维持一种普遍的超消费和浪费的文化。其次，正如最近音乐播放迭代史所表明的那样，数字技术在组织文化消费方面取得了新的中心地位，引领了建立起加速“改变、过时和更换”机制的风气，就像Walkman迅速被iPod取代，又被流媒体所取代（Hesmondhalgh ＆ Meier，2018，p. 12）。第三，支持数字互连的基础设施在生产和使用中对稀矿、材料和能源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个人文件存储到云计算的转型，极大地增加了数据归档和处理所需的大量服务器在启动和冷却时所需的能源和水。

流通和使用中的数字媒体机器的增多，对它们的处置的加速，以及将它们作为促进过度消费的关键代理的做法，其累积后果是使资源耗竭、能源使用、污染和浪费问题显著升级。

近来，对数字技术环境成本的研究势头越来越旺，对非物质化的研究盲点提出了巨大挑战（Maxwell ＆ Miller，2012；Gabrys，2013；Brevini ＆ Murdock，2017），但这还未作为一种调查或思辨的必要维度融入主流研究之中。环境传播是传播研究中一个蓬勃发展的子领域，但是其中大多数研究者仍在关心媒体表征的产生及其影响，忽视了通信基础设施和设备在加速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这些使气候危机日益恶化的物质性引发了重大伦理问题。一部分人认为，单纯为数字技术设计另类替代物（alternative）和采用对抗性使用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正如Sean Cubitt所论证的那样，基于互惠和非商业交换的用户生产内容不能成为真正的另类“流行创新平台，只要基础设施允许建立在有限资源的整体浪费之上”（Cubitt，2017，p. 168）。但正如一开始所提到的，媒介的物质基础绝不仅仅是有限资源的问题，它们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劳动将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转化为可用的设施和机器。

六、传播劳工：被促进的和被隐蔽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创意和高科技产业作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关键驱动力，被政策界广泛推动。然而，研究表明，他们倾向于遵循市场化下的劳动力重组的一般原则，稳定组织内的职业发展越来越多地被自就业、自由职业和临时职业所取代。

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媒体工作条件进行探索，虽然巩固和拓展了研究的关注度，这值得学界欢迎，但也往往排除了对支持它们的更广泛的劳动过程的持续考虑。最近的生产研究为新闻业和其他媒体职业的持续转变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很少关注媒体工作者所使用的机器的制造和维护问题，以及他们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问题。这一相对被忽视的问题，在传统的批判研究中其实得到了广泛的对待。批判研究采用了来自社会科学的更广泛的理论资源，但与传播学专业化的主流研究，以及由其分裂出来的自成一体的子领域，相处艰难。这些研究有必要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维度被纳入传播研究的主流。

近年来，人们对马克思作为一名劳动理论家的兴趣逐渐恢复。他在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就用了一章谈商品化，然后追溯过去，通过对成品的关注，以及它们所承诺的购买时的乐趣和便利，穿越了隐藏在视线之外的生产的“隐蔽地带”。对于互联网的批判，则追随马克思，揭示了数字生产的隐藏链条。正如乌苏拉•休斯(Ursula Huws)所言：

显然，去物质化的劳动……依赖于高度物质化的物理基础设施和制造出来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大多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制造出来的，在非洲和拉美的矿山、中国的工厂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他们，任何人都不能上网 (Huws，2014，p. 86) 。

这些驶向新的“黑暗的心”^①的探索，揭示了支撑着在售成品数字设备的劳动剥削的网络(Fuchs，2014)。苹果智能手机闻名遐迩的时尚风格与富士康(Foxconn)工厂强制性的血汗工厂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这些研究证实，数码物品所带来的乐趣和便利，很大程度上是隐藏在社会剥削和环境破坏的轨迹之下的。从社交网络到物联网的转变中，数字技术在劳动力重组中日益重要的地位，给这些过程中提出的道德问题带来了新的紧迫性。

七、智能机器的出现

目前为止的讨论仍集中在我们已经熟悉的数字技术和每天使用的互联网版本上。但随着推动计算和网络架构新应用的创新不断涌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些进展——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已经投入使用。另一些项目，特别是量子计算，还正在发展中。此外，评论家越来越多地看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与材料科学、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创新之间产生新交集（Schwab， 2017）。我们正在见证智能物体的出现，它们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并自我指导。传播正在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转向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互联，然而围绕资源和劳工的问题仍然遗留着，这些问题包含建设、维护和控制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物联网和不需要所有者与使用者介入就能利用其信息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到来，给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机器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新元素。这是一个重要的质询和辩论的领域，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对一般工作组织和环境资源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下一代自动化技术可能取代哪些职业，数量如何，对此的估计各不相同，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影响将扩展到专业领域，尤其是像会计业那样依赖数据收集和加工的职业。传媒生产虽不那么容易被影响，却也并非免于波及。算法已经被用于生成例行报告，并决定送到用户脸书页面上的新闻内容。然而，大多数创造性媒体工作仍是人的领域，管理和谈判这种依赖基于人际关系的信任的领域也是如此。正如最近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未来交易仍旧将在人与人之间达成，即便事先可能通过软件来收集事实信息”（Wisskirchen et al.， 2017， p. 20）。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一致赞同Frey和Osborne（2013）的开创性研究的结论，他们预测下一波自动化浪潮的最大影响将落在那些从事非技术性的、重复性手工的、文书的和服务工作的人身上。这一发展引起传媒学者关注，原因有二。首先，正如前文所提，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在构建新的计算、网络和人工智能架构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目前是领先的云计算运营商（Patrizio，2017）。微软、谷歌和苹果经常名列领头的六家物联网公司中。谷歌的深思（Deep Mind）部门正在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力量。传播研究需要跟进这些公司的领域和雄心，并扩大研究所涉领域和应用的范围。其次，尽管大多数媒体生产工作可能会抵制自动化，但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将从根本上改变大量用户的生活，包括他们与媒体的关系。受教育程度最低和收入最低的人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许多人已经被排除在有效且自主利用现有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参与、合作和创造性的机会之外。长期远离正规的有偿工作将加剧这种边缘化。乐观的观察人士认为，随着旧工作岗位消失，新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得到再培训机会的工作者将在新经济体系中找到一席之地。另一些人则认为，解决技术引发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办法在于引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使受助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不受雇佣劳动束缚，自由从事以自我发展和社会参与为导向的项目，包括合作性的文化生产。这些都是重要的辩论，也是传播学者需要参与的辩论。我们在表达形式和传播机会中的多重参与的范围和组织，仍将是核心问题。但我认为，在当前和新兴的条件下，我们需要扩展媒介中介（mediation）的概念，使其容纳支撑我们进行传播活动的物质结构，面对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和成本，并将这种分析应用于思考变革的可能性。

这一议程对我们目前的概念化和研究探索的框架提出了重大挑战，并将要求传播学者走出公认的舒适区，与不熟悉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有效介入围绕新兴通信机器和网络展开的辩论，必然涉及新材料特性和量子计算操作的知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和社会后果的评估。然而，在不同选择之间做出决定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分析，而往往也是一种道德选择。

八、机器的道德经济

审视这些选择向来是批判政治经济学自源起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近随着人们对道德经济理念的重新关注(Hesmondhalgh，2017)，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作为经济组织基本特征的道德正当性”的探索，这些对选择的审视再度受到重视(Sayer，2016，p. 19) 。

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总是道德经济，因为所有的经济交易都使我们与社会和环境关系联系在一起，使我们面临道德选择(Murdock，2011)。当我们购买一部智能手机时，就与开采资源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进入那些努力生产资源的、操作着维持手机使用的基础设施的、抛弃手机时处理它的隐形劳工们的生活，也与这些行为干预自然界造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

最近关于伦理的辩论集中在法国大革命中宣布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核心原则上，集中在如何最好地定义这些术语，并平衡它们潜在的相互竞争的主张上。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每天都在进行这种竞争的关键站点，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坚持颂扬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个人表达，而基于通过合作实现己方不同愿景的干预措施却与之背道而驰。这些选择并不抽象。它们是关于如何组织数字技术以及如何管理其对劳工组织、社会生活和环境完整性的影响的政治讨论的核心。

目前在通信政策方面的讨论集中于现有流行技术的所有、操作和部署方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要原则受到基础广泛的替代方案的挑战。这些方案包括将数字网络重组为公用事业；限制集中和所有权；提高公司税收，为非商业传播活动提供资金；保障用户对个人数据访问和控制。

上述这些仍然是核心问题，但承认数字媒体的物质基础要求我们重新连接媒体所有权、监管和改革方面的提案，以拓展关于制造通信基础设施和设备以及资源、能源产业链中相关组织的讨论，带来保证环境可持续性与公正的消费前提。

在构思和设计的形成阶段，我们需要介入围绕通信技术的辩论，就这些技术的材料、它们将消耗的能源、它们被允许和被禁止的用途，以及生产和处理它们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提出问题。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自主、自我导向和相互连接，我们也需要考虑责任在哪里。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呼唤一种媒体机器的道德经济，这种道德经济必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作为工作者和用户所使用的通信系统与一般劳动组织和自然环境的转变密不可分。

随着机器之间的对话超过了媒体与人之间的交互，批判传播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它坚持认为，信息和表征永远不能简化为数据，而是始终在被社会和文化所建构，且嵌入经济、技术和生态之间的一般关系中，这为理解现在和塑造未来提供了独特和不可缺少的资源。

注  释：①译者注：此处原文hearts of darkness，典出康拉德的现代主义小说名，作者讲述了一个白人殖民者在非洲的殖民故事，展示了在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人的个体性被颠覆、物化、异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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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格雷厄姆·默多克（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文化与经济教授），翻译：刘宣伯、芮钰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校译：曹书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