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人才在哪里？

Photo by Slejven Djurakovic on Unsplash，原创：谭婧

每每迈入清华大学的东主楼，总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和充斥着装修材料味道的崭新写字楼比起来，失去光泽的水磨石地面，让人一步就跨进了电视剧《大江大河》前几集，回到了二三十年前。

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王志华教授的办公室里间，一面墙彻底堆满了纸质资料。办公家具的颜色风格，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新款。唯一的潮流货就是桌面上白色站立式升降台，这个家伙能让王教授站着用电脑。

教授脸上的表情，依然显得十分认真和严谨。几句简单的问候，很快，讨论进入了正题。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无疑面临一轮新形势，中国芯片人才问题值得讨论。

说得再有高度一些，那就是，当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高优先级发展战略，芯片人才要支撑战略，人才的问题值得讨论，而且应该听听来自产学等各方的声音。

集成电路的背景色总是很浓重。似乎总有一种声音在说，我们国家的芯片很缺人。那么王教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从全球产值的7%到50%，那么我们将会缺35万到80万人

王志华，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教授。作为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学者，清华园里七年寒窗，中国集成电路三十多年风雨，王志华教授始终在清华园里。擅长科研，偶尔也讲解行业，普及集成电路知识，王教授也发发微博表达自己的观点，笑称自己的微博有5万芯片粉丝。

在王教授看来，谈产业人才，就得先谈产业规模。我给他这套计算方法起名叫“倒推理论”。根据目标，推算产业需要的人力和工作量。就是有多少活要干，再算要有多少人来干活。

我问：“什么是目标？”

王教授说：“市场就是目标。”他更进一步解释道，现在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就是“现实版”的目标。

他拿出一张自己绘制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结构图”，这张图常常作为公开演讲的必备“课件”。他向我强调，“你想写芯片，想要读懂全球集成电路，就先要看懂这张图。”，王教授的眼睛炯炯有神，仿佛讲台上的老师怕学生掌握不住知识点。

“你看，这是一个倒三角形。全球市值最高第一梯队的中国科技公司在塔的顶端，这是中国科技从业者最骄傲的战绩。这里都是如雷贯耳的公司名字：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这层产值的货币计算单位是Trillion（万亿），紧挨着这层的通讯产业也是万亿单位。再往下，作为高科技基石的几个产业，货币计算单位是Billion（十亿）。”

他说：“既然是倒金字塔结构，那么基础越牢固，结构越稳定。”

这张图告诉我们，2017年的时候，以集成电路和软件为支撑的信息产业链的全球规模约为4200亿美元，中国集成电路产品3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7%）。但是，那一年我们消费了，也就是进口了全球60%的集成电路产品。

“产的少，用的多，这是现状。”

对着这看似不太理想的成绩单，王教授没有过多评论，他脸色沉重，一停顿，办公室里安静极了。显然，他收住了话题。

他说道：“道理很简单，有多少活，要多少人。根据现状定目标，再对标。”王教授快速把重点转到了“要怎么干”上面。

第一步，我们定好定目标，由总产值目标来推算人才需求的总量。如果我们国家想发展为集成电路大国，至少要占全球二分之一的份额。4200亿美元的二分之一是2100亿美元。再计算多少人能造这么多产值的集成电路产品。 

第二步，我们对标美国，来看看美国集成电路的人均产出率。我们需要观察业界卓越的五大公司。它们分别是博通公司、英特尔公司、高通公司、美国美光半导体公司、亚德诺半导体（ADI）。

这张图中，纵轴单位是百万美元，横轴是以年份为单位，描述了过去十年的发展。

人均产出率最高的厂家博通公司（Broadcom）每人每年62万美元。人均产出率第二名的英特尔公司，每人每年52万美元。再对比，电路复杂、产品销量小的模拟和数模混合电路设计厂家亚德诺半导体，人均产出较少，每人每年31万美元。” 对比美国的成绩单，同样一亿美元集成电路产值，生产率高的美国公司需要150人（参考博通公司）；生产率低的公司需要300人（参考亚德诺半导体公司）。

王志华教授的计算结果出来了。“如果以2100亿美元为目标，那么就需要35万到80万人规模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

王教授一通计算，人数缺口的答案算出来了。计算过程信息量挺大。我做了笔记，需要回去好好消化一下，并且问王教授讨要了他的PPT。

同时，王志华教授向我推荐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7-2018）》。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年底，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在40万人左右。2020年前后，人才缺口将达到32万人。

 “我们正在向着集成电路大国的目标努力，也就是按照以十年为目标的周期来规划。虽然不是需要三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全部、立刻、马上到岗，但是目前人才培养的增速还是没有达标。以现在的人才培养速度，未来十年的人才培养的数量和需求仍然不匹配。”

“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北大的本科生，每年就是不到一个班。近期每年培养出的符合人才培养素质标准的本科学生有十到二十名，十年培养一百名到二百名。其他集成电路的兄弟院校培养的是百名的量级，十年是千名。现在全国几十所院校，满足不了集成电路行业的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总量，不乐观。产业人才的供给与产业发展的增速，不匹配。”王志华教授脸色变得愈发凝重起来。

以北京大学为例，我查了一下具体的数据，坏消息是，据北京大学毕业生数据统计，2018年本科毕业生中微电子科学与工程33人。集成电路硕士37人，人数较少。但是好消息是，学生人数较少对应的是师资充沛，分给每个学生的教授人数多了，考入北大的学生确实获得了非常好的教育资源。

现阶段的状况是单纯依托高校培养人才不能满足产业需求。据统计，全国每年集成电路专业领域毕业进入本行业的人才占比偏低，仅有十分之一（12%）左右的毕业生进入本行业就业。而与集成电路强相关的四个专业毕业生进入本行业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36%）左右。这里集成电路强相关的的专业是指：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集成电路工程专业毕业生。

当谈到第二点，王志华教授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然而，在这个不乐观的背景下，我们还有一部分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流失到金融和软件行业。这不仅仅是薪酬的问题。因为薪酬不是唯一决定人才去留的因素。”

如今，很多华为海思等企业都能开出年收入30万元的市场价。王志华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行业间薪酬存在差异的现象也是一直存在的。企业和高校都要继续观察和研究人才流失的核心原因，为行业留住人才。

薪酬是比较敏感的调查，为此，我专门找到一位2019年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集成电路应届硕士，打听了同学们的毕业去向。

根据该名同学介绍，同学们的去向，以华为海思居多，约占了40%。有去巴龙部门做5G芯片，有去泰山部门的。有去复旦微电子公司等国企的，也有去德州仪器，英特尔等外资企业的。有的同学选择比特大陆、寒武纪等创业公司。还有部分同学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也有同学流失到进入金融（银行）和软件行业，没有选择集成电路行业。

他具体透露，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能给北京大学应届硕士开出28万到33万的年薪，具体情况要看同学们的谈判能力和个人能力素质的差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7-2018）》调查也指出，行业平均月薪为9120元人民币，在52个行业中排名第6位。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集成电路人才成本优势明显，存在可供挖掘的价值洼地。但是，集成电路行业长周期，人才成长也周期相对较长。另外，薪资待遇与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由于较高的时间成本和收入差距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该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王志华教授讲到这里，办公室的光线似乎也暗了下来。要把人才的问题和市场发展的问题讲透，需要王教授再费些心力。

王志华教授总结道，在市场问题方面，认清存量和增量这两个市场，并且分别重视，非常关键。因为需要同步满足两类市场的人才需求。既需要存量市场里有一批技术扎实的集成电路工匠，把海外原创已经攻克的产品攻克出来，也需要创新人才把工业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好，以创新为利刃杀入增量市场。两个市场都要打。集成电路产业对人才要求高，技术难度大，在流失的客观情况下，还要淘汰人。最终，还要保证留有足够数量的，能够健康发展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

 看着我神情凝重，王志华教授又承担起调节对话气氛的作用，嘴唇上翘，眼睛笑得弯弯的，说道：“一个行业的人才也不应该仅仅来自于高校培养。我们应该乐观对待，只要肯投入，如果人才不够，我们就到相关行业去挖，还可以到美国硅谷去抢。” 

芯片想要在商业的成功，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商业问题。市场、人才、资本三大要素缺一不可。纵观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史，美国硅谷的故事特别多。王教授特意提醒我阅读吴军《浪潮之巅》中的几章。

掩卷沉思，在资本的参与下，这段历史颇有“惯看秋月春风，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意味。在吴军视角下，华尔街既能让半导体企业在行业里遮天蔽日，也能让其日落西山。从某种程度来说，半导体是贵族的游戏。

过往已逝，再看今朝。 近两年以来，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与资金、政策的大力支持，一方面资本热情不减。半导体势头似乎一片阳光灿烂。但是，有向光地儿，自然有背光地儿。互联网烧钱烧的最热的时候，商业模式还没有跑出来，人力成本先涨起来，从业者直接获益“只要跳槽，就涨薪”。

这种现象在芯片产业是否存在，又应该如何看待，我找到了北极光创投合伙人，杨磊先生。 

没想到的是，杨磊先生和王志华教授的“倒推理论”的思路一模一样，都是先看目标。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拿几千亿的市场去做目标，能创造多少家上市公司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热情洋溢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北极光创投合伙人杨磊告诉我，半导体投资在美国几乎都能用手数出来，可能一只手都不到，来回就那么几个投资人。从团队的年龄来看，其实美国的半导体从业人员年龄普遍老龄化，而中国的年轻力量值得期待，有大量新的技术人才力量正在加速成长。

在我提出的问题上，杨磊表达出自己的忧虑：“高端人才的流动未必是完全理性驱动的，而且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俗称烧钱挖人。这样的情况势必造成人才成本的急速上升，对于从业者来说眼下工资收入是提升了，但是，因为行业资源没有向重要领域集中，这种增长不能长久。上一个互联网增长周期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中国的人才成本在快速上升，中国大多数投资人也不够成熟，所以子弹会打的很散，这种时候我们有限资源会被打散，会造成市场竞争人才的上升，会拉低我们的竞争力，确实这是一个担心的问题。”他坦率表示，这是一个问题。

杨磊强调，现在不去创新只是去Follow（跟随）国际集成电路产品没有什么机会，技术行业不像互联网行业有相对明显的地域性，同样的产品国外有更好的，为什么一定要买你本地的？所以创新是必然的。他也想向集成电路投资机构的同行表达，“不要投低端，中国真正缺的是特别优秀的团队，其实如果碰不到特别优秀的团队也没必要投。” 

人才有缺口是现实，但是长远看来人才要从哪里来。从美国挖回来，从高校集成电路专业培养都是路径。那么工科背景，非集成电路相关专业的人员是否有机会到集成电路行业一展身手？带着这个问题，我结识了一位半导体工程师。 

作为80后的半导体人，他全身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命力，能看得出他对待岗位和工作很有爱。在介绍完公司芯片设计即平台服务供应商的业务之余，他很乐意地分享了自己的职业经历。 “答案当是可行的”他毫不犹豫的给出观点。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工科专业转行集成电路的例子。

湖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兴通信干了十年，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研发工程师做起，一直做到芯片方案工程师。 看到我如此关心半导体行业的人才问题，他也坦诚的讲出了心里话。

“这个行业工资一般，又小众，芯片企业不如互联网行业的大厂企业知名度高，岗位不如其光鲜。但是，半导体人自有乐趣。”他还介绍起了入行的方向：“如果其他工科专业要转入半导体行业，可以从数字芯片设计入手，各家芯片大厂都一套完整的设计流程，且各个环节很细分，具备一定数字逻辑基础和硬件编程语言基础即可。” 

关于人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细细地探讨，在文章的最后。我再补充两个。

“需要多久才能培养出一批芯片人才？”北极光创投合伙人杨磊说，好的半导体人才需要经历产品周期，这个可能需要五年、十年。 我追问：“五年怎么计算得来的？” 他答道，因为基本开发周期两年，到市场还得卖两年吧，再花时间观察和反馈。所以，基本上有五年能够小成，十年有可能大成。

他强调，一个半导体人才没在这个行业十五年也是挺难做出东西的。集成电路是长周期，冷板凳，人才要慢慢积累。这个漫长过程对任何一家公司都是公平的。一旦你建立起来，别人就没有，这，就是护城河。

“中国集成电路的人才结构是什么样的？”王教授说，集成电路的人才结构很特殊，模拟电路的人才结构基本上是扁平的。原因是产品种类特别多，有好几百种。

亚德诺半导体（ADI）、美信公司（Maxim）产品链上的产品个数是大于工程师的人数的。而数字电路则不同，人才则按照工种来分，有的写逻辑代码、有的结构代码、有的做布局布线、有的做仿真、有的做验证。每个层次的工作也不能相互替代。集成电路的工作种类是从产品链上划分，工种本身不从技术水平上分高低。只有不同，没有高低贵贱。我暗自思忖，一般说“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集成电路的特色就是“每个工种出状元”。

我问：“集成电路技术含量高，是不是意味着人才培养难度大？” 王教授连连摇头，徐徐摆手。“把激励和薪酬给够，把科研投入加大，让优秀的人才到集成电路行业来。”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最后两句有很大的回声留在清华东主楼的走廊里，也留在我脑海里。

他的观点很鲜明，他的态度也很乐观。虽然今天的话题并不轻松，没有谈到类似“厉害了”的突破与进展，似乎都在找问题。但是，在谈话的终了，我却能感受到王教授在“山东的质朴”和“清华的实干”的气息里，在向我传达，既要对现实豁达，又要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