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变革并非“一厢情愿”，还需“天时地利人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 赵建，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邓宇，头图来自：东方IC，原标题：《银行业变革并非“一厢情愿”，还需“天时地利人和” ——从另类视角透视银行业变革的现状和方向》

理解中国银行业的转型路径并不困难。早期的转型正是从剥离不良资产开始的，随后开启了密集上市和扩张的时代，银行业突飞猛进，累计达到了上千家法人银行机构，涵盖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等等，银行业的创新并不滞后，相反，可能更加超前和激进。

转型的驱动到底是源于竞争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倒逼，抑或是内部管理引发的组织危机，或者兼而有之，区分银行业变革的真实动因比转型更为重要。

图表1:2018年银行业不良处置情况梳理，数据来源：后稷投资-《2018年全国不良资产白皮书》

在内外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的监管更加严厉，激进扩张带来的风险积累也更加严峻，转型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银行业的分化也日益突出。2018年银行业加快了不良处置的步伐，不良承压风险仍未完全排除，不断出现的企业债务违约、信用风险和“踩雷”事件，银行业风险管理面临不小的挑战。在判断银行业的转型与变革时，我们还应厘清几个关键问题，如变革的最佳时机、转型的可行性以及银行业的发展动力。如果，我们被互联网公司和媒体舆论左右了判断，那么就无法真正看清银行业转型的方向，或许还会误判形势，误入歧途，最终错失良机。

银行业变革与转型是否到了最佳时机？

变革的呼吁十分重要，但变革的环境更加复杂。银行业转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金融科技甚嚣尘上，互联网公司、互联网金融纷纷踏足传统的银行业，一时间掀起了激烈的争议，一方是对传统的银行业大家挞伐，警示银行业因循守旧的做派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甚至将会被逐步抛弃；一方则是银行人自身的忧虑，前有“零售之王”的呐喊和自我批评，后有锦州银行、包商银行等“纸也包不住火”的风险问题。

从舆论和媒体的话语来分析，似乎银行业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繁荣的业绩增长背后的隐忧，还是同业竞争的残酷，都在告诫我们传统的银行业已“大敌当前”。

图表2：六大国有银行资产、净利润及增速分布，数据来源：WIND，上市公司年报

如今，银行业变革的环境十分复杂，相较于业务的拓展和模式的创新，存量的风险化解以及不良处置更加紧迫。显然，我们从近两年的重要会议、讲话和监管都指向了存量的风险问题，包括股权确认、流动性监管等等，强监管已从监管风格转向技术性监管，风险管理相较于业务转型似乎更为关键，确保银行的风险可控是当务之急，否则将面临监管处罚、声誉风险的双重打击。

转型的迫切性更多的来自于风险端，而并非业务端。资管新规带来的正是重塑资产管理业务、打破刚性兑付的“利好”，是促进银行业变革的积极因素，而经济下行持续、外部风险预期较高、企业高负债承压的大环境才是决定银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

图表3：2019年1-6月银行罚单统计（单位：万元），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革需要好的时机，盲目的变革并不明智。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拥有276万亿元庞大资产的银行业就这样不堪一击？拥有财富100强企业前四大的银行业就这样“羸弱”？

显然不是这样的，银行业的发展绝非外界想象的这样简单。传统的行业变革绝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目前最好的出路，但阵痛期和周期底部的徘徊却让许多的行业“如履薄冰”，轻易的变革和转型都会遭来沉重打击。2018年至今，银行业的资本金补充成为第一要务，没有充足的“弹药”，变革将变得步履维艰。

图表4：2013-2018年各银行充足率情况（%），数据来源：Wind、各上市银行年报

内外部环境并非一帆风顺，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货币宽松预期渐长，“去杠杆”和“贸易战”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在目前的复杂环境下，推动银行业变革的时机的确十分微妙，因此从实际转型来看，几乎所有银行都选择了较为稳健的转型路径，如借助金融科技实现业务模式的线上化，构建场景金融、C端市场和消费金融网络，成本相对更低，风险更好控制。而对于投行业务、信贷等仍以传统的稳健运营为主，避免激进的转变。

当下的环境，银行业应采取“收缩型”战略，将过去极速扩张累积的风险化解，处置不良资产，规范股权治理，才能为变革和转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银行业的变革与转型是否“轻描淡写”？

银行业的转型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早期的银行股改上市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动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如成立四大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贷款，后期借助宽松的金融政策和“入世”的红利，银行业实现了腾飞。

当然，银行业自身也一直在谋求转型，从1.0到2.0，到目前的4.0，金融科技、消费金融等等都是金融业最前沿的领域，并不缺银行人的身影。从2018年度各大银行的上市银行年报来看，不约而同提到了金融科技和理财子公司，并且更加注重贴近用户，在实践中也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零售金融的增长也会遇到瓶颈，尤其是场景金融、理财产品、客户服务同质化比较严重的领域，同业竞争激烈，很容易造成增长的极限。银行业的变革加快，得益于金融科技力量的强大，技术革命和应用激活了传统银行业转型的动力，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将为转型成果落地提供技术保障。

在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业内部已形成逐渐分化的趋势，以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巨头抓住了C端、B端的市场机遇，以建设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则成功抓住了G端市场的优势，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迅速打开转型的局面。

图表5：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一览表，数据来源：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零售银行的主力军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虽然在业内成为了翘楚，引领零售银行的发展，成为客户体验极佳的银行。然而，在综合金融的包裹下，这些银行的高成本运营、公私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十分突出，特别是在资管新规出台后，净值类产品收益不断推出，对于以往刚性兑付的客户而言面临新的选择，对于银行机构更需要去适应监管，调整营销策略。过去的全员营销、交叉销售体系面临新的制约因素，包括风险适当性、收益净值化等等，将改变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模式，而转型并非“轻描淡写”。

转型的难点还在于银行业本身的体制化，尤其是发展成熟的商业银行在体制设计上相对完善，机构、层级以及程序错综复杂，不仅包括从总部到省市、区县等一系列层级设置，还有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和制约。这种复杂的设计与银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密切关系，通过层级制的设计和部门划分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同时也为了适应不断扩张的业务发展需要。

因此，银行的转型是十分困难的，改变过去的体制和文化需要“大刀阔斧”，而这必然会引发新的风险，尤其是人为干预较严重的环境下，轻言变革都是一种“冒险主义”。新的变革久而久之也会带来新的体制问题，银行体制内人的因素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银行业转型与变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大企业病”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部门林立、体制复杂的银行更是如此。在早期的银行机构设定时业务相对单一，以存款储蓄为主，叫储蓄所或分理处，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大和市场扩张，银行的部门增加了信贷、风险、信息等各个部门，后来更加入了投资银行、同业、国际等，导致银行成为最庞大、最复杂的企业制度。

目前很多人都在讨论银行的转型，呼吁银行业与时俱进，改变思维，紧跟上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不可避免存在对银行的一些“误解”，强加了大量的主观色彩。而现实中银行的一次转型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成本、风险成本和制度成本，而每一次转型的背后则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图表6：部分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情况，数据来源：综合各大上市银行官网

银行虽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却是特殊的金融机构。囿于其庞大的体制束缚和监管的约束，银行业的变革和转型似乎总是“慢半拍”，这种谨慎的风格是银行业的常态。

当前外界出现的大量金融风险问题都是盲目发展、扩张带来的，一些银行采取激进的发展策略，追逐利益而忽视风险，逃避监管，最终造成流动性风险。

国外数百年银行纷纷面临破产和倒闭的危机，如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危机四伏，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裁员、削减部门，都是为了应对危机。国内银行业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风险，如锦州银行、盛京银行等迟迟不发布2018年度银行年报，还有一些中小银行、农商行等潜伏各种风险和危机，不得不引起重视和警惕，这也成了变革与转型的最大变数。

图表7：银行业敏捷转型四条路径，数据来源：麦肯锡咨询，《麦肯锡中国银行业CEO季刊》，2019年

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等都有各自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存贷只是最基础的业务，而他们的服务对象却并不一致。例如遍布各大地级市、县级市的城商行，他们的使命就是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发展事业，服务于当地居民群众生活生产，而一些投资银行更多是服务于特定客户群，主打投资银行业务。这其中有资源分配，也有牌照属性。

过去一段时间。很多银行采取了冒进的方式，大举进攻、异地经营、增资扩股，最终却由于管理跟不上，异地经营风险大，不得不选择收缩。从目前暴露问题的几家中小银行来看，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正在遭遇挤压，由于初期中小银行普遍存在模糊的发展战略和激进的扩张政策，加之宽松的监管环境和货币政策，在推进市场和业务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隐患，风险失控、管理不善。

刺破银行业“因循守旧”的误读和误判

外界对银行的认知多半是古板、单一和保守，似乎是一群不思进取、躺着赚钱的行业。毕竟每年的财富500强、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最高以及最佳雇主等等，荣誉加身。事实上，银行的分化和分歧是很严重的，行业内具有不同的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既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招商银行，也有广布城乡的农商银行，银行内部的体制和监管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变革的重心也是具有差异性的。

组织内部，银行业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既有活泼开放的银行体制，亦有古板的传统风格。银行业的服务的差异性正在形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加速革新、处于行业前沿的银行优势明显，无论是市值、盈利水平还是风险管控均保持较好的发展前景，而一些治理机制薄弱、风险处置不当、盈利下滑的银行则显得非常被动。

图表8：部分商业银行“开放银行”建设现状，数据来源：世经未来《互联网金融月度专刊》

银行的变革并不是单纯的组织变革，而是每一代银行人所处生命周期、发展环境不同所造就的，正如经济周期一样，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繁荣给了银行最大的红利，营收和利润可以“不愁”。一旦到了经济周期迈入底部，发展放缓的时候，银行的生存危机就会一再出现。

因此，我们在理解银行业的变革时，应关注到银行的内外部环境，这就是“天时地利”。并非每家银行都是金融科技傍身，手握理财子公司牌照，并非每家银行都会开发自己的API，抓住一轮转型的“高潮”。作为体制庞大的机器，银行的转型必然伴随着经营思想、发展理念、风险文化的变革，否则革新的成果将无法实施落地。

我们知道，银行的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是最齐全的，涵盖了现代企业管理的所有内容，兼具上市公司的所有特征。而银行又存在一些特殊性，如承担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石、信用基础的功能，并且是货币政策执行的角色，对于居民的储蓄存款、企业信贷等负有法律责任，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是同等重要的地位。

与一般性的企业相比，银行的金融属性更强，风险和安全更为凸出，而不是单纯的以业务和市场发展为导向。同时，银行与金融监管体制、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转型和变革中需要权衡多方的利益，平衡各类关系，否则就会触碰监管的红线。频繁出现的“踩雷”和“萝卜章”问题就是最好的案例。

结语与展望

大的环境告诉我们，转型和变革需要选择好的时机，抛开银行的体制问题、监管和环境空谈转型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将互联网思维扣在银行业的转型上更加暴露了外界对银行的一种“误读”。虽然，从业务上和模式上可以寻求创新，但是却无法轻易动摇银行的传统体制问题，即使的以改革文化著称的招商银行同样面临内部的体制障碍，以及银行文化的沉珂。“大而不倒”不是神话，而是血淋淋的现实，2008年金融危机最先倒闭的就是银行，传统上的世界性银行均不得不采取并购重组的方式化解危机。

图表9：2019年金融稳定主要目标汇总，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于我们而言，银行业的变革需要重视的不仅仅是业务、模式和渠道的转型，更应该重视的是存量风险的化解，紧随监管政策要求，确立符合自身发展的转型方向，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者选择冒进扩张的激进策略。最终银行的核心是经营风险，并且善于化解风险，解决存量的风险问题，完善内控机制，才能为转型和变革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银行业的转型和变革还需要培育开放、民主和创新的文化，传统、守旧的文化以及部门主义也是阻碍银行业转型的重要因素，毕竟银行的机构也会存在官僚体制，久而久之就会成为银行业变革的“拖累”。

行稳致远，银行业的变革和转型有其自身规律，而每家银行都有独特的发展历史，无论是早期的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或是年轻的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变革的动力和压力却是相似的。

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超过百年的银行屈指可数，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甚至大部分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还是近二十年的事。在银行业谋求转型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历史，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转型时机，立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生命周期，自内而外进行变革，稳健创新，才能真正屹立不倒。首要的是有一颗勇于变革的心，而这种动力源于每一位银行人的初心，也源于每一位银行人的使命感，任何变革最核心的要素都是人。

我们期待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该是渐进式的、温和的，以及适应监管要求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变革，而不是激烈的、扩张的和“拿来主义”的变革。银行是整个金融体制的基石，在每一步的变革与转型中都应坚守住底线，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尊重自身的货币、政治和国情文化，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寻求变革。

传统的银行业变革经历了相当惨烈的教训，无序扩张、过度金融化以及脱实向虚的“乱象”不仅损害了银行业的发展基础，而且为改革和转型埋下了大量的风险隐患。银行业变革并非“一厢情愿”，还需“天时地利人和”，需要在金融供给侧改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正确道路上进行变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 赵建，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