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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3 20:33
堕落的财富与失重的社会下,没有人能救长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史景迁,题图来自东方IC


《长安十二时辰》完结了。这个发生在长安城中一天的故事,以李必一句“熙攘繁盛,光耀万年,再没有比长安城最伟大的城市了”作为开端,以檀棋“长安的太阳,真美”作为结束。中间十二个时辰的市井烟火、阴谋阳谋、争权夺位、苦难与拯救尽归于此,繁华之下满是盛世将陨的惆怅滋味。


天宝三载,元月里的普通一天,却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展现出唐玄宗执政后期的危机潜伏。这种危机起于庙堂之上:圣人任用奸相,怠慢朝政,闭目塞听,对底层百姓的生活一无所知,生活在繁华长安的巨大泡沫里,品味着开元盛世的残存余温。但这种危机最先出现于江湖之中,长安之外的流民饿殍却是圣人看不到的景象。



“人心的失望正是从这些小事上开始的。”于盛世之中,能窥见其背后阴影的往往是处在两个对立阶层之间的小人物。剧中,便是张小敬、徐宾这些人。长安的人都活在一个美梦里,而对长安式微、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局面视而不见,坚信这就是一个真正光辉的时代。覆灭的因子就在这样的自信中悄然萌芽。


一个繁荣王朝的覆灭自有其逻辑,而这种逻辑又总有很大的相似性。无论是经典国剧《大明王朝1566》,还是最近这部《长安十二时辰》,我们能看到大唐与大明的覆灭背后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细节上又有很多不同。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的部分内容。他关于晚明的繁荣与堕落的书写,以真实的历史弥补了剧中的细节虚构。


史景迁的著作不能归入“后现代”的主观虚构历史书写之中,但仍以史实的通达和文笔的流畅,为我们展现出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黯淡的历史环境中,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曾经伟大过的城市不在少数,而守护其伟大比成就其伟大,需要更多的努力。



1.人口、政治、文化、艺术:一个真正的光辉时代


公元1600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制度最发达的统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背,当时俄国才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印度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已逾一亿二千万,远超过欧洲诸国人口的总和。


从京都到布拉格,从德里到巴黎,各国都城都不乏奢华的排场和庄严的仪式,却无一拥有可与北京媲美的宫殿建筑。


环以高垣厚墙的紫禁城中,金碧辉煌的琉璃屋瓦和铺着大理石的雄伟庭院,象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栉比鳞次的宫殿和宝殿皆有雄伟的阶梯与殿门,按几何规则井然排列,与向南延伸出北京的道道拱门分毫不差地排开对齐,向所有朝拜者昭示着万物之通联都体现在了这位被中国人誉为“天子”的人身上。


欧洲各国、印度、日本、俄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此刻无不致力于建构有系统的官僚组织,以便扩张税基,有效统治领土臣民,吸纳农业和贸易资源。然而当时中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官僚体系,既受千年文化传统所浸润,也受律令所约束,至少在理论上,这套官僚架构连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也能处理。


一部分官僚组织位于北京城内,隶属于皇帝之下,依国家事务性质被区分为“六部”:分掌财政、人事、礼仪祭祀、刑名律法、军机要务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内还有一批遍览群经的博学硕儒,襄赞皇帝奉行仪典,撰写官方历史,教育皇族子嗣。


在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还有为数庞大的内廷人员服侍皇帝个人的需要:宫女与太监、帝王子嗣与照顾他们的嬷嬷、禁卫军、御膳房,还有养马、扫地和挑水的宫人。


明朝将地方行政组织划分为十五个行省(即南、北直隶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这是中国官僚机器另一个组成部分。大小官职各有所司,其最上层为“省”的三司,下设有“府”的知府及“县”的知县,并在各地设有军站、急递铺、递运所,以及定期向农民征税的粮长。在京城之中与各省,各有一批名为“监察御史”的官吏,负责督察官员的品行。


中国大部分城镇建筑不似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欧洲以砖石所建。除了少数名刹宝塔之外,中国也没有宏伟的基督教教堂或是伊斯兰教清真寺高耸入云的尖塔。然而这种低伏的建筑形貌并不意味着财力或宗教信仰的阙如。


在中国各地都有香火旺盛的佛寺与道观,体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力,还有祭拜祖先的祠堂与奉拜孔子的孔庙。孔子出生于公元前 5 世纪,是中国伦理体系的奠基者。伊斯兰教清真寺零星分布在华东地区以及西北一带,这些地方是中国回民聚落的区域。中国各地还有若干犹太教会堂,犹太人的后裔在此聚会做礼拜。由基督教衍生的“景教”抵达中土已历千年,此时还有少数信徒。


中国的城市建筑与宗教中心不以气象巍峨为务,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民族尊荣感或对宗教抱持冷漠态度,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事实:中国中央集权的程度甚于各国,宗教也受到皇权的有效节制,朝廷无法容许国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现自主独立的城市。


明朝自公元1368年起一统天下,于今观之,明朝的太平盛世到了17世纪初就已结束,不过1600年前后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举世难有其匹。假若我们胪列16世纪末欧洲的非凡之士,也可以轻易在同时期的中国找到足堪比拟的俊彦翘楚。


论题材的丰富,中国没有一位作家能与莎士比亚相比,但是在 1590 年代,汤显祖正在写作隽永慧黠的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刻画家族亲情、社会冲突的戏曲,其内容之细腻、情节布局之复杂,足以与《仲夏夜之梦》或《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媲美。


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已是西方文化里的经典,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不过在1590年代却出现一部以宗教探寻、神怪冒险为题材的小说《西游记》,深受中国人喜爱。


孙悟空是一只通灵的泼猴,帮助唐三藏远赴天竺求取佛经,时至今日,《西游记》仍是民间文化的源泉。即使不做进一步的对比,同一时期中国的随笔作家、思想家、自然主义诗人、山水画家、宗教理论家、历史学家、医学家,也都创造了无数的传世名作,有许多至今仍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在这些丰盛的文化遗产之中,或许要属短篇故事作者、通俗小说家的作品最能彰显明代中国社会的活力,因为这类故事小说往往表明新的读者群在市镇地区兴起,民间的读写能力进一步提升,日常生活细节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


在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社会里,这些故事小说也说明识字的女性越来越多。中国女性读写能力不断提升的深远影响则在晚明学者的著述当中有所提及,这些学者认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伦常,提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进而净化社会风气。其他学者则反驳道,女性太过独立是有害的,社会和家庭纲常伦理随时会被腐蚀。


另一部经典小说《金瓶梅》便处理了这些议题。这部小说以化名的方式于17世纪初刊刻印行。这部小说叙事细腻,性描写露骨,作者通过描绘故事主角与五房妻妾之间的互动关系,提点出主人公的性格特质(主角的财产一部分得自经商,另外则得自与官府勾结),而他这五位妻妾迥异的个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


《金瓶梅》可以当成寓言体的小说来解读,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阐释人性的贪婪自私如何摧毁那些原握有幸福良机的人。《金瓶梅》也有写实的一面,勾勒出隐伏在富贵人家里的暗潮汹涌,这在其他作品中并不多见。


小说、绘画、戏剧,再加上记录宫廷生活与官僚运作的官方典籍,在在说明了晚明——对富庶人家来说——的光彩华丽。


有钱人家住在热闹的商业城镇,而非乡下,豪门以父系传承为基础,形成盘根错节的氏族或血缘组织。这些血缘组织坐拥庞大土地,所积累的财富足以兴办自己的学堂,在困顿的时候赈济乡民,以及修葺家庭成员祭祖的祠堂。豪宅大院外有高墙环绕,内则陈设艺术名匠的珍奇古玩,这些艺术名匠有时受雇于国家,不过通常是群聚在由行会控制的工坊。


彰显女性身姿的刺绣绸缎令富豪巨贾趋之若鹜,能给当时盛行的豪华宴席增辉添彩的幽雅青瓷和白瓷,亦甚受富人青睐。亮可鉴人的漆器、玉饰、细致的窗棂、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蓝以及熠熠生辉的紫檀木家具,令这些富豪巨贾的宅邸满室光华。


鬼斧神工的木制或石制笔架、价格高昂的纸张、可磨出质佳色黑的墨汁的墨块和墨砚,使得文人还未振笔挥毫,书桌就已被营造成了一个充满仪式感和美感的世界。


除了奢华的室内陈设之外,富贵人家的饮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虾仁豆腐、菱角脆皮鸭、蜜饯、清茶、温润的果酒、新鲜的蔬果良品。杯盘之间,谈文论艺,吟诗作对。饭饱之后,酒还未足,这时主人就会从藏品中拿出珍贵卷轴画,宾客之中的骚人墨客,在酒过三巡、酒酣耳热之际当众挥毫泼墨,试图再现古代名家的神韵。


社会与经济品第中的上层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社会群体,在思想上靠一组典籍文字维系在一起,这些典籍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可远溯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北方出现统一国家时的早期。


教育对女性的裨益尚在学者间争论不休,富家子弟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教育,六岁左右就要学习诵念古文。然后他们每天会被送到私塾或在自家先生的指导下读书,背诵、解读、钻研古文,到了二三十岁或许能参加科举考试,从地方上的乡试一直到在北京举行、据称由皇帝亲自监考的殿试,这些考试难度层级递增,一旦登科及第,则可仕途通达,获取丰厚的功名利禄。


女性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往往能随父母或兄长学习吟诗作乐,而青楼歌妓也大多通文墨,能解音律,对于读过书的狎客而言,这样的歌妓更具风情魅力。


来自精英家庭的女性还可以挑选自己的闺塾师,和其他女性通信、赋诗、互相拜访(通常是远距离的),参加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中国在10世纪的宋代即已发展出活字印刷术,私人藏书蔚为风尚,哲学、诗歌、历史、道德训诫作品俯拾即是,不足为奇。


纵使部分卫道之士不齿,娱乐大众的通俗作品在16世纪末的中国民间依旧十分盛行,达致一种丰富精妙的文化融合。城市居民玩赏着迥异于市井喧哗的静谧自然新风光,并在诠释人世的艺术作品之中找到一种秩序感。


这种怡然自得的情愫,在戏曲家汤显祖于 1598 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汤显祖借着剧中学者兼太守的杜宝之口说出他心中的话。杜宝因地方政务顺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讼庭稀,朝看飞鸟暮飞回,印床花落帘垂地。


一旦卸下缠身的政务,忘却案牍之劳形,自然世界纯粹就只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感知对象,而这种平和有序之感反过来又激起一种呼应天地万物的美感 :


红杏深花, 


菖蒲浅芽,


春时渐暖年华, 


竹篱茅舍酒旗儿叉,


雨过炊烟一缕斜。


如此良辰好景,对许多人而言,也的确是一个光辉时代。只要国家的边防平靖,只要政务能顺利推动,只要农民辛勤耕耘,百工各尽其分,明朝的太平盛世或许便可万代不绝。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明朝苏州城的繁荣景象


2.繁荣下的阴影:逐渐堕落的财富


明朝的集镇与城市,洋溢着喧嚣兴旺的气息,尤以人口稠密的东部为然。


有些城镇是繁忙的行政中心,地方官吏在衙署中推动政务,征集税收。有些则是纯粹的商业中心,门庭若市的贸易与地方市场活动,主宰着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样态。大部分的城镇外有城墙环抱,入夜即关上城门,并实行夜禁。


一如世界其他地区的城镇,中国的城镇也可依据其功能角色与专业分化加以鉴别。例如,地方上的“集镇”是棺材师傅、铁匠、裁缝、面条师傅聚集的地方。在小店铺里,贩卖一些较为特别的商品,像是工具、酒、首饰以及香烛、纸钱等宗教祭祀器品。


这类集镇都有酒馆供往来客官歇息。大型的集镇吸引了各地川流不息的贸易商和买主,成为染布坊、鞋店、打铁铺以及销售竹器、上等布匹、茶叶的商店的主要客源。客旅者可在集镇里找到歇脚的客栈,召妓狎玩。在集镇之上的行政层级是协调统合数个集镇贸易的城市。


在城市的店铺里,人们可以买到昂贵的文房四宝、皮革制品、装饰用的灯笼、神坛供桌上的雕刻、面粉,也找得到锡匠、刻印师傅、兜售漆器的商人。往来客商可以在城市里的当铺与“票号”(银行)处理汇兑业务,租顶轿子,到舒适且陈设华丽的青楼去狎妓。


随着城市逐渐扩展,顾客越来越富,城市里出现了更独特的奢华商品与服务项目,而与此同时,财富也开始或明或暗地陷入堕落、势利和盘剥风气之中。


在这个城市等级系统的底层,也就是在集镇之下,一些乡村草市由于人口贫穷、稀少,无力维系商店和工匠,大多数商品只能由流动商贩在定期赶集时售卖。这样的镇子既无财力亦无衙署,于是简单的茶舍、路边摊或者定期的庙会就成了人们唯一的消遣之地。


尽管如此,这样的小镇却发挥着一系列重要的功能,是消息传言、说媒拉纤、简单教育、地方宗教庆典、戏班子、官府税收与赈济灾荒的基本据点。


若以明代的集镇与城市来代表当时商品与服务、建筑风格、成熟发达程度以及官僚行政运作的全部情况,难免犯下化约过度的毛病,同样,形色风貌各不相同的农村也不具有代表性。


在中国,城镇乡之间的分界是十分模糊的,农耕密集的郊区可能就在城墙之外,有时甚至在城墙以内,而工匠有可能在农忙季节参与农耕,在粮食歉收时,农夫也会到集镇里打零工。


淮河将中国分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区块,淮河以南的乡村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可进行集约性的稻米耕作,是最富庶的地区。这里河流水道交错、灌溉沟渠纵横,滋养了稻穗累累的水田,也流入一望无际的湖泊和养鸭养鱼的池塘。


季节性的洪涝提供水田所需的养分。在江南,农民植桑养蚕,遍植茶树,经营农副业,使得当地的农业经济更形多样化。远在华南地区,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有蔗糖与柑橘;在西南山区,竹林与价值不菲的硬木木材,为农民带来了额外收入。华南的水路运输既廉价又便捷。当地绵密的宗族组织,更使农村社群团结一致。


尽管淮河以北也有为数不少的富庶村庄,但这一地区的生活较为艰苦。冬季异常寒冷,刺骨寒风由蒙古南吹,侵蚀了地貌,造成河流淤积,风沙很容易吹进那些住不起房子的人的眼鼻。


淮河以北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小米,要靠农民的辛苦劳作才能在过度耕种的土壤长出来,而在零星分布的农村,这些土壤又需要人们妥善回收人畜排泄物来补充肥力。淮河以北所种植的苹果、梨子果肉甜美多汁,大豆、棉花质地绝佳。


不过到了16世纪末,大部分森林已被砍伐殆尽,蜿蜒流经平原的黄河因夹带大量泥沙而成为一股难以预料的力量。没有南方的堤防、阡陌、沟渠可资屏障,盗匪于是轻易纵横北方的农村地带,所使骑兵既可以为先导,又能返回侧翼,通知行军较慢的步兵是否有危险,以避免遭到集镇民团武力的反击或偷袭。


淮河以北的宗族组织势力较南方薄弱,村庄通常位处孤悬,社会生活网络也较为零落。坚忍的自耕农,仅能勉强自活,与富裕的地主与佃农相比,这类农民的数量要更多。


在中国,形貌分殊的农村景象,意味着我们很难明确区分“地主”与“农民”的社会位阶。例如,富裕的地主可能离乡而栖居大市镇里,但那是少数,更多的是住在耕地所在农村里的小地主,他们或许仰赖田租过活,或许雇用临时工来耕种。


更有数百万的自耕农,他们拥有多一点的土地,不用为生计所困之余,有时也会在农忙时雇请临时工来助耕。耕地产量不足以糊口的农民,可能另外再去承租耕地,或在农忙时节把自己租给别人做劳力。大部分的农家或多或少都会从事手工业,将农村家庭与商业网络串联在一起。


社会结构复因民间社会种种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而益形复杂。国家对每一笔土地交易都会课税,缴税之后官府就在官式契约盖上红色官印。可想而知,许多农民为了逃避官府课税,大都采用非官方的契约。再者,土地买卖的定义也是模棱两可。


在大部分的土地交易中,双方大致同意卖方将来可以用初始的卖价向买家赎回土地,或者买方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一段时期内,卖方仍然享有所谓的“田底权”。倘若土地涨价,或无法耕种,或被洪水淹没,或是地上已有建筑物,所引起的法律与金钱纠纷,往往会导致亲族反目,甚至闹出人命。


几个世纪以来,无分天地南北,中国的农民都展现了刻苦耐劳的特质,即使遭逢天灾也能绝处逢生。在旱涝肆虐之时,也往往透过各类互助、借贷、粮食赈济等形式,帮助他们和家族渡过难关。


从事脚夫、灌溉工人、纤夫这类零工或许能有些许保障。幼童在签下短期或长期的卖身契之后,到有钱人家担任仆役。女孩子则可能被卖到城里,纵使最后沦落烟花柳巷,操持贱业,至少一息尚存,她们的家庭也可以省下一口饭。


不过,倘若在其他种种灾祸之外,法律机制、秩序结构也开始崩解,这时黎民百姓就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了。


假如市镇紧闭城门,而让绝望的百姓落草为寇,在农村地区四处流窜、打家劫舍,强占农民预备过冬的谷仓,或者抢夺农民准备来春播种的种子,这时候陷入困境的农民已别无选择,唯有放弃土地——无论这些土地是租来还是私有的——加入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流寇行列。


17 世纪初,虽然上流精英阶层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危兆却已浮现。城镇居民得不到官府赈济,就算深锁城门阻绝乡间饥民拥入,祸患仍会起于萧墙之内。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前途茫茫,1601 年,在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几千名丝织工群情激愤,火烧民宅,并对素招民怒的苛吏施以私刑。


同年,在苏州南边盛产瓷器的江西景德镇,因为薪资微薄,加上朝廷下诏提高御用瓷器的产量,数千名窑工集体暴动。为了凸显工友们的艰难处境,一名窑工竟跳入砖窑的熊熊火焰中自尽。其他不少城市、集镇亦在同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与经济动乱。


城镇纷扰不安,农村也处在多事之秋。就如早期一样,明末各地的农村动乱中,有些事件从某种角度看,是存在一些固有的阶级斗争因子。这些经常酿成流血暴力的抗争事件,大抵可以归类为两种形式:


契约工或“卖身为奴者”反抗主子,以期恢复农民的自由身;佃农拒绝向地主缴纳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地租。


纵使民间动乱并非常态,但也足以警惕富人。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在述及官宦生活的愉悦时,也揶揄了农村的庄稼汉,以鄙俗歌谣唱出乡下人草率工作的情景:


泥滑喇, 


脚支沙,


短耙长犁滑律的拿。


夜雨撒菰麻, 


天晴出粪渣,


香风腌鲊。


这首歌乍听之下人忍不住发噱。但是听曲的人可能还没想过,在这种条件下的劳动者若试图推翻他们的主子,会有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3.庙堂之上的祸端,一个王朝的覆灭


在晚明文化与经济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社会结构的衰败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苗头。


部分祸端起于庙堂之上。自1572至1620年长期在位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即位之初在一群贤能大臣辅佐下,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年轻统治者。


但自1580年代以后,神宗开始越来越多地深居紫禁城内。神宗为了立储一事而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又因朝廷过度保护,无法巡幸四方和亲校大军,深感受挫,对于老臣在庙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辩也渐渐不耐,于是连续多年不上朝,也不再研习儒家经史,不批奏章,甚至连朝中要员出缺也不增补。


神宗不闻朝政,结果大权旁落到本是负责监管皇宫日常事务的宦官们手中。中国内廷启用宦官的历史超过两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却是历朝仅见,至万历时,京城里的宦官已逾万名。


因为皇帝一直躲在除了皇族和随从外无人能进出的紫禁城里,所以宦官就成为官场与皇宫内院的重要联系渠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说服宦官代为传递讯息。宦官自然会向大臣索求回报,于是没过多久,一些权势大的宦官就成了野心勃勃的大臣百般奉承和贿赂的对象。


到了1590年代,许多宦官结为阉党,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起主角,其权势随着神宗派遣他们分赴各省收税而渐次高涨。宦官行事专横乖张,经常恐吓勒索地方的豪门巨富,并指挥精锐厂卫贯彻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杀害政敌。


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宦官魏忠贤,此人因负责照料神宗皇子之嫔妃的饮食而乘机崛起,后来到了1620年代神宗长孙即位时,魏忠贤已是独揽大权,权倾朝野。魏忠贤在权力顶峰时,还曾命人修史(《三朝要典》),诋毁政敌,还下令全国各地修建生祠为他歌功颂德。


尽管批评皇帝、针砭权臣的行为十分危险,但还是有不少忠臣硕儒对朝纲的隳堕感到忧心。


学者开始从理论方面来探索朝政败坏的根由:许多学者认为,朝纲不振源自道德沦丧、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恣意妄为的个人主义。在许多批评者看来,明初思想家王阳明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王阳明在其学说中揭示,伦理认知的关键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通过“良知”,任何人都有能力理解存在的意义。诚如王阳明在与友人信中所言 :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他还说 :“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王阳明也主张知行合一,但他某些较为极端的弟子在传授与践履其思想时,把他的学说发展成违逆世俗的行径,拒斥常规的教育形式,呼吁新的平等主义。


为了抗拒这股思潮,一些恪守儒家道德思想的学者在16世纪末结成党社。他们准备科举考试,听取道德讲学,随后他们的激辩不可避免地从伦理的范畴旁及政治,而这些政治讨论让他们兴起了政治改革之念。


其中最著名的东林党于1604年成立,活跃于江苏无锡,到了1611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东林党人动用了所有力量,除掉在京城居高位的腐败官员。1620年,神宗驾崩,东林党人地位骤升,应诏入朝,辅佐神宗的儿子和孙子。


他们被委以重任,实践儒家的道德教化,巩固国家边防,整饬国内经济。不过,东林党人无休止的道德训诫,却也令新皇帝不胜其烦:一位东林党人的领袖批驳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为了报复,魏当朝命人将一名重臣杖毙,但并未遭到皇帝的斥责。


魏忠贤因皇帝默许而更加有恃无恐,于1624至1627年间,与朝中阉党以恐怖手段翦除东林党人,许多人因此丧命或被逼自尽。魏忠贤最后虽被放逐,并于1627年自尽,但朝廷威信已被严重挫伤,埋下无法挽回的祸害。


一位东林党人的领袖(高攀龙),听闻将受缇骑缉拿,自知在劫难逃,便给友人写了一封诀别信:“臣虽削籍,旧属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


学术与政治上的沸沸扬扬,使外交与经济的沉疴更加恶化。中国在16世纪面临数次外在威胁,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胁,蒙古人把马群、羊群驱赶至北京北边与西北边的草原放牧;东南沿海则有倭寇侵扰。


明朝开国之初,朝廷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成功安抚蒙古部落,现在蒙古的武力频繁侵扰边境。有一次,他们曾俘虏了一位御驾亲征的皇帝;在另一次战役中,蒙古铁骑又几乎兵临北京城下。


16世纪末,朝廷勤修长城要塞,加强北境驻军的防卫力量,不过似乎唯有定期“封贡”才能节制蒙古人。东南沿海的城镇饱受倭寇骚扰,人数有时达百人之多,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的亡命之徒,甚至还夹杂一些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逃脱的黑奴。这群海寇肆意掠夺沿海,劫持百姓勒索赎金。


沿海倭寇的势力到1570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军力却日益壮盛,及至1590年代,日本举兵进犯朝鲜,战况惨烈。由于明朝视朝鲜为忠诚可靠的同盟,应不计后果予以保护,于是便派兵支援焦头烂额的朝鲜。


若非日本内部局势生变,复以朝鲜水师有效切断日军的供输线,逼使日本军队于1598年从朝鲜半岛退兵,三方均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澳门也是中国面对的新问题。澳门位于广州西南方一个半岛的末端,1550年代在中国的默许下,被葡萄牙人占领。


到了1600年代,朝廷下令严禁商人与敌对的日本进行贸易,葡萄牙乘虚而入,成为中日两国贸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绸,将之装船运往日本,交换日本开采的白银。


白银的价值在中国要比日本高,于是葡萄牙人又将白银运回中国,再购买更多的丝绸。葡萄牙人将白银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只是16世纪整个白银流通网络的一个部分,而这场大流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墨西哥与秘鲁银矿储量极丰,是全球白银流通网络的主要来源,而墨西哥、秘鲁的采矿权须得西班牙特许。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新据点之后,美洲的白银在1570年代始源源流入中国。


由于迫切想在这股白银供给中获利,几千名中国商人开始聚集到马尼拉,贩卖中国的布匹、丝绸,加速白银流入中国。随着白银的流通范围扩大,商业活动也随之迅速拓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加入到这场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中来,万历皇帝国库中的白银存量激增。


然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也带来新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以及若干城市畸形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传统的经济模式。晚明曾试图稳定货币,但并不成功。


1620 年,万历皇帝的统治随着他的驾崩结束了,但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荣景就已开始凋零。过去明朝昌盛的商业,曾经促成奢华商品在全国各地流通,催生了一种银行系统的雏形,它以银票汇兑为基础,颇有成效,如今由于朝廷军事挫败,这种银行系统备受牵累。


朝廷以农立国,但其商业活动却从未得到有效征税,极易被各省的腐败宦官及其党羽勒索敲诈、横征暴敛。朝廷治理洪水无方,赈济灾荒无能,进一步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机,反过来又使得朝廷无法征收到足够的税赋。


万历皇帝与几位后继者在位期间,农民的处境更是艰困。信奉新教的荷兰、英国劫掠者打击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贾,扩展了荷、英的贸易版图,国际贸易模式因之丕变,导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幅滑落,民间因而开始囤积白银,铜银的兑换比例陡然下降。


1630年代,一千枚铜钱约可兑换一盎司白银,到1640年,一千枚铜钱仅能兑换到半盎司白银,而到了1643年,一千枚铜钱仅能换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银。这对农民是一大噩耗,因为地方交易是以铜钱计价,但却须以白银向官府缴纳税赋。


饥荒遂成常态,尤以华北为最,罕见的干旱与低温天气,致使农作物生长季节缩短两周。(此段时间又被称为17世纪的“小冰河时期”,世界各国的农耕地带在此时都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


天灾频繁,赋税加重,再加上兵丁征补与逃兵的恶性循环,慈善救济机制的迟滞,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防洪计划付之阙如,朝廷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接踵而至的紧张局势可想而知。


情势很快便不言自明,无论是朝廷还是京城、外省的官员,似乎既无能力,也无资源和意愿去力挽狂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史景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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