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世界，如何生存？读《反脆弱》

                   文/明道副总裁许维

今天要写的这个话题比较形而上，读起来可能有一些枯燥，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最近一直在读《反脆弱》，这是一本让我不仅感慨“怎么只有370页呢？怎么就没有了呢？要是有1370页多好呀！”

趁着清明小长假有时间，把我读这本书时领悟到的一些东西写下来，勾引大家都去读一读这本书。我想在这篇文章里和大家聊聊：“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行动？”

确定性是一种什么东西？

《反脆弱》作者塔勒布的好朋友丹尼尔·卡尼曼写过一本同样很棒的书《思考，快与慢》，他在书中提出了快思维和慢思维两种思维模式。通俗的说，快思维更偏动物性一些，它更像条件反射，比如说一个球向你飞过来你会很自然地躲避，看到一个美女你会很自然地多看两眼，有人骂你你会马上感到愤怒，这种“刺激-反应”是在你来不及思考的情况下就做出的。毫无疑问，快思维系统对我们的生存非常有效，如果一支箭射过来，然后你说我拿出计算器计算一下它的弹道轨迹吧，然后我再根据结果做出躲避的决策，那你早就没命了。

慢思维则是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它在你处理逻辑问题的时候会派上用场。比如说小朋友问你：“有一个水池，开进水管1个小时可以注满水，开出水管2个小时可以把水放光，同时打开进水管和出水管，几个小时可以把水池注满水？”你用快思维肯定解决不了，你必须要开启你的慢思维系统。

快思维和慢思维其实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没有高低之别，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启动不同的系统应对不同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语言当中，“理性”这个词天然的带有褒义色彩，说一个人理性，他总归不会觉得你是在骂他。而我们有时候会说“XX这个人做事太感性了”，这好像就不算是夸人吧？

据我估计，理性的褒义化可能要归功于柏拉图。柏拉图老人家把世界分成了“此岸”和“彼岸”。此岸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它不完美、短暂、不和谐、充满变化，而彼岸则是柏拉图想象出来的“理形的世界”，它完美、永恒、和谐、不变、唯一。彼岸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柏拉图认为它就是存在在那里的，他并没有去证明它的存在。要我说，其实彼岸世界是存在于柏拉图的慢思维当中——它是用人类的慢思维抽象出来的一个世界。

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这话其实很有道理，柏拉图以后的哲学家，要么沿着他的路往前走，要么反对他。基督教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变体，二者的内核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是用哲学的口吻表述，一个是用宗教的口吻表述。基督教通过“信仰”解决了哲学上无法用“证明”解决的问题：彼岸的世界就是存在的，你信它存在它就存在。

也许正因为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方占据了太久的统治时间，所以“理性”这个词自然而然地就带有了一种褒义的色彩，因为“理性”是到达彼岸世界的唯一道路。

在寻找确定性的途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当初是为什么而出发了。在很长的时间里，人类不断地思考“怎样发现真理”，却不去思考“为什么要发现真理？”直到尼采大声喊出“上帝死了”，人们才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是啊，我们为什么需要真理呢？有了真理以后，我们用它来干什么呢？没错，我们要用它来给我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试想，在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你在下一秒可能就被野兽吃掉了，或者被同伴打死了，你是不是很恐慌？所以，你需要一种确定性，用它来给当下的生活以希望。

你希望世界是按照一种线性的逻辑发展的（这其实是人类大脑独有的工作方式）——你希望今天花了2个小时复习功课，明天的考试就能够多得10分（其实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你希望给女朋友送个钻戒，她就愿意嫁给你；你希望通过增加货币的供给量，刺激经济的增长。

其实，我们之所以用理性去寻找确定性，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在感性层害怕不确定性。没有确定性，我们就难以给当下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因此，柏拉图并不是去“证明”确定性的存在，而是想当然的直接跳过这个问题，似乎那是“不证自明”的，然后就开始思考“如何追求真理”的问题了。直到尼采提醒我们，“嘿伙计们，上帝真的存在吗？上帝存在的唯一理由，其实就是你们希望有一个上帝。”

确定性的边界

确定性的捍卫者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你难道看不见建立在科学大厦上面的现代化世界吗？我们的建筑、汽车、电脑，无不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如果你否定了确定性的存在，那这一切的存在你又如何解释？”

我不否认确定性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这类纯科学领域的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这种思维方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比如用“科学方法”去预测经济、研究人的幸福感、发明药品。

即便是在纯科学领域，确定性也是有边界的。数学是一门非常形而上的学科，研究的问题是抽象的，几何当中的直线、圆这些概念在现实世界当中并不存在，它们只存在于人类大脑当中。物理学当中虽然引入了实验作为证明工具，但实验只能近似地证明某个定理的真实性，这个定理本身仍然要加上“在理想状态下”的前提假设。物理学定理和数学一样，其实也是人类逻辑思维推导出来的结果。

通俗一点来说，绝对的确定性只存在于人类的逻辑思维当中，它来自于人类的抽象能力。离开了人类的思维，确定性就无处栖身。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条道路到达同样的目的地。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语言是一种什么东西？

你能准确地告诉我，“人”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吗？估计你要去找百度百科了。但是，百度百科说的为什么就是对的呢？

好了，我们先不纠结于对错这个问题，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便我们不知道“人”的定义，这妨碍我们使用这个词说话吗？没错，不妨碍。

第三个问题：“人”这个词和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东西吗？肯定不是。

毫无疑问，语言是一套声音和文字组成的符号系统，它的单词数量是有限的，每个词会对应N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事物（比如说“人”这个词对应了60多亿的生物）或者动作或者属性。语言当中还有一些词是现实当中没有的，比如说“因为……所以”、“是”、“但是”、“不仅……还”、“既……又”，这是逻辑推理必不可少的工具。人类的语言对于同样一个事物，还会有褒义、贬义、中性的不同表达方式，这就把人类的主观价值判断和事物关联起来了。

人类的语言就好比是一套乐高积木，我们可以用乐高积木模拟出来任何现实世界中的东西，但是它只是模型，而且模仿的非常粗糙。没有人会把乐高模型和现实世界划等号，但是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脱口而出“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这句话时，我们忽略了非常大量的信息：哪个男人？啥叫“用下半身思考”？为什么“都”是？什么时候是？

这其实又回到了快思考、慢思考的问题上了，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用的是快思考，我们选择性忽视了语言的精确性，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无法说话。这样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如果因此而彻底忘记了“语言是世界的一个模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语言和世界直接划上一个等号，那就会掩盖世界的本来面貌。

再往前推进一步，既然“定义”、“定理”、“理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人类语言的表述，那我们又怎么能把它们视为独立于人类理念而客观存在的东西呢？把模型等同于实在，最大的害处是让人误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并将其应用在实在上，这就会造成悲剧了。

在《反脆弱》当中，作者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说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出手干预经济，结果加重了经济危机。比如说现代医学的发达，造成了“医源性损伤”的大幅度增加。比如说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最终造成的是全国经济的大幅度倒退。

怎样面对不确定的世界

如果说世界的本质上是像塔勒布所说的不确定性，那我们岂不是没法生存了？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做了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变换一下思维方式就好了。理性主义者往往认为世界的变化遵循线性逻辑，“只要……就会……”，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为了……只要……就好了。”

比如说，为了考第一名，只要增加学习的时间就好了（难道忘了第一名只有一个吗？难道忘了你的时间不能无限增加吗？）比如说，为了追到喜欢的女孩子，只要够真心就够了，实在不行求它个101次婚！（难道忘了追她的有好几个男人，最后只有一个能成功吗？）

理性主义者的行动方式其实反而是感性的，他们非常直接，希望通过积极的行为达到目的。但是他们放大了人的力量，他们对于线性逻辑有一种宗教式的迷信（可能因为线性逻辑看起来很科学吧，我敢打赌很少有人会质疑线性逻辑的正确性，基本上都是直接就信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根本不存在线性逻辑这回事儿！

也许他们可以找出很多证据来证明，“因为我这么做，所以我成功了”。但这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差”，那些同样这么做了但是没有成功的人，根本就没有留下记录，他们被忽视了。幸存者在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时，引用的其实是不完整的数据。

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向来做事情。我们可能无法定义“人”的准确概念，但是我们能够非常肯定地说出什么不是“人”。我们可能无法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但是我们总是能够非常肯定地知道怎么做是错的。少犯错误就是增加成功率，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与其关注一个牛人做了什么，不如去关注他没做什么。乔布斯说：“我对自己未曾做过的事情与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同样感到自豪，创新就是对1000个理念说不。”

理性主义者还有一个经常会犯的错误，那就是把“低概率”等同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飞机坠毁的概率是几万分之一，但那并不等于它不会发生。核电站爆炸的概率也极低，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防护措施。

单纯的考虑概率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在考虑概率的时候同时考虑它的收益和损失。因为我们的世界是非线性的，所以风险和收益也并非是线性关系，有些事情的收益很大损失却很小，有些事情正好相反。我们最好绕开那些收益很小损失却很大的事情，他们一旦发生我们就没办法承担损失，哪怕它发生的概率很低。

单纯的躲避陷阱不能让我们获益，它只是避免了我们毁灭，所以我们最好采用“杠铃策略”。简单地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绝大部分资本投资在那些损失可控的低风险资产上面，从而避免我们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我们把一小部分资本投资在收益可能无穷大的高风险资产上面，不让我们错过发财的机会。事实上，德州扑克高手的策略一般也是如此，他们会在很多局当中输一点点，但是会在某一局赢非常多，而普通选手可能会在很多局中赢一点点钱，然后在某一局全部输进去。

杠铃策略看似简单，但是能否运用得当的关键在于对风险的判断。这世界上存在低风险资产，也存在高风险资产，但是并不存在中等风险资产这种东西。把所有资产配置在中等风险上面，并不等于你面对的就是中等风险。

塔勒布还引入了一个“选择权”的概念，我怀疑这是译者找不到更好的词了，这真心不是一个很好的译法，在我看来“选择权”和“试错”应该是一回事。在很多时候，靠推理、分析我们是无法获得正确答案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拍脑袋”，只不过这个拍脑袋是有余地地拍，拍了以后我们要看它的效果反馈，然后根据反馈结果来决定是坚持还是换个方向再拍一次脑袋。塔勒布管这事儿叫“选择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快速迭代、小步快跑”，再时髦一点叫“精益创业”啊，本质上和“试错”其实都是一回事儿。

“选择权”或者说“试错”是面对不确定的终极武器。老子说“上善若水”、“顺势而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们要根据外在环境不停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始终和环境达到一个和谐统一的状态。二者殊途同归。

总结

世界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确定性只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当中，人类对确定性的追求来自于对不确定的恐惧；当我们希望用确定性思维去改变不确定的世界、希望世界按照我们的意思运转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获得和初衷相反的结果；所以，我们最好勇敢的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承认人类自身的有限性，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