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研究：当代记者的受众想象，渴望拥抱又从未到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头图来自：东方IC，原标题：《哥大万字研究：当代记者的受众想象，渴望拥抱又从未到达》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受众应该是谁。主流媒体大多倾向于一种抽象的理念，即无论你制作什么样的新闻，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消费它。”

—— Matt Pearce 《洛杉矶时报》记者

长久以来，新闻编辑室始终存有一个“讽刺”现象：尽管新闻工作者的许多决策都将受众纳入了考量，但最终产出的新闻作品之于受众依然是失焦且抽象的。

乍看上去，数字时代的记者理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了解受众：以前，记者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社交圈来了解受众；现在，记者可以借助各种数字工具寻求读者反馈，分析读者行为，并拓展新的对话渠道。这些新功能的出现有望将“抽象”的读者变得“具象”起来。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哥伦比亚大学托尔数字新闻研究中心（Tow Center forDigital Journalism）近期进行了一项深入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时代的新工具是否真的影响了新闻从业者对受众的想象，并提出一些可行方法去提高新闻编辑室的受众意识。本期全媒派精编此项研究，希望以此帮助媒体从业者去缩小“想象中的受众”和“真实受众”之间的差距。

头脑中的受众想象：关乎作品成败

“‘受众’这个词，在修辞传统中是古老而有力的，它几乎可以说意义重大，虽然它让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并不知道。”

——Douglas B. Park 

“如果我的一些假设与你作为读者的身份不符，我希望你能找到一种方法，暂时扮演我邀请你尝试的角色和态度，这样你就能成为这一章的读者。” 

—Donald L.Rubin 

正如记者喜欢谈论新闻故事的五个“W”（谁、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一样，新闻实践也依赖于三个重要的问题：我在为谁写作？为什么阅读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会觉得什么是有趣的呢？

然而，记者显然不可能将这些问题直接抛给读者，所以答案的获取便基于记者自身的猜想，并进而影响着他们所做出的许多选择，包括选题、报道方式、内容等。

但了解受众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不仅作者和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而且作品的潜在读者是庞大而多样的。那么，富有经验的作者是如何利用已有的长期记忆、第一手知识和现有惯例来建构读者形象的呢？通常来说，这个过程是在潜意识中发生，进而形成一个人的“直觉”。

受众是什么？

当富兰克林在他的小说里将“Audience”用作“Readership”的近义词的时候，便开启了“Audience （受众）”这一词语的新用法，并在今天的传媒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从历史上来看，Audience仅指代能听到演讲者说话的群体，与书面文字毫无关系。；即便是在今天，关于Audience的定义在多数场景下也是以听觉行为基础。

实际上，Readership和Audience之间的区别就如同Hearing和Listening之间的区别一样：前者是被动的；后者带有行为主体兴趣或情感上的反应，强调在故事讲述人和接收者之间建立连接，更倾向于一种“互动”行为。

受众现已成为数字媒体的热门话题，但它的含义因主体而异。对媒体来说，它代表着潜在的价值；对广告主来说，它指代能够为广告买单的顾客；对于记者来说，虽然其与Readership近义，但在很多方面它仍然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

难以进行的受众认知

“现实环境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我们没有能力处理如此微妙而富于变化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动，我们需要用更简单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就像要环游世界前，我们首先得有世界地图一样。”

—Walter Lippman

受众——不仅包括已有读者，还包括那些因为新闻故事的强吸引力而在新闻上花费更多时间的群体——是时下所有媒体的终极目标。哲学家Walter Ong曾在他的文章《作家的读者永远是虚构的》(Writer's Audience is Always a Fiction) 中指出，说和写是本质上不同的活动。作者的优势要比演讲者的小得多。

演讲者在行为过程中可以与受众直接接触，实时评估他们的反应，并相应地对演讲内容或风格做出调整。相比之下，写作和阅读一样，都是行为主体所进行的一个孤独的过程，甚至是一项“需要某种程度的回避”的活动。独自坐在键盘前，作家们必须找到引人入胜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读者到底是谁。

所以，作家所做的很多决策是基于一些经验因素，例如长期记忆、体裁运用的习惯、对读者反应的想象感知等。因而，写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可以准确地预测出作品将如何与想象中的观众产生共鸣。而其中关键难点就在于，作者在撰写本文时，这些受众还并不存在。

因此，耳熟能详的“了解你的受众”的建议实则是一种悖论，更何况新闻受众数量是如此庞大，揣测并理解受众隐藏的需求和动机更是难上加难。

成为一名熟练的作家需要培养这种与生俱来的读者意识。研究发现，新手作家只关注手头的主题，而经验丰富的作家更有可能拥有“读者的心理形象”，并从自己对现实的感知中“判断”读者的需求。

受众与成功的新闻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想象出来的读者并不是作者基于肤浅的刻板印象而衍生出的读者形象。相反，作者所做的选择是由他们的理想读者所定义的，反映出作者的个人抱负。而正是因为读者猜想的准确性最终决定了完成作品的价值，所以如果他们精心构思的故事能够迎合目标受众的兴趣，并正确预测受众反应，他们就能认为这个故事是成功的。否则，这部作品可能根本找不到任何受众。

通常有两类受众比较特殊，这里举两个新闻领域较为典型的例子：

首先，一个作家可能会为取悦某一特别重要的人去撰写文章而倍感压力，这个人可能是TA的上级编辑——一个更资深的从业者，或者是某一奖项委员会的领导者；第二，一个人作品发表的环境可能会使作者对某一类读者产生偏见。例如，出版物所委托撰写的文章很可能会针对某特定类型的读者。

因此，并非所有的受众都是被平等对待的。对许多记者来说，他们的传播目标并非总是去接触尽可能多的人，而是尽可能“正确”的人。

“直觉”中的受众

“只有当写作的物理任务变得自动化，作者不再专注于写作时，文本才能更适应读者。”

—José Brandão Carvalho

由于“理解读者”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作家所描述出的“想象中的”读者形象往往模糊而抽象。但对于一些富有经验的作家来说，与其说读者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倒不如说已经成为一种“肌肉记忆”，也就是说，一些作家的撰写习惯已经通过多年的写作经验养成，就好比四肢协调能力之于运动员。

事实上，创造型行为依赖于外部影响。我们与另一个“自我”进行的对话实际上是由社会因素和他人观点等内化而来的。

但无论如何，要意识到潜在读者群对写作依旧至关重要，这些存在于脑海中的受众是新闻决策的关键因素。

记者与受众的关系：若即若离刚刚好

“故事对他人的重要性应该大于对记者的重要性，并具有一定影响力，这是新闻业的一项原则。”

——Duy Linh Tu

读者之于记者的意义有两点：一方面，由于新闻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公众，所以了解自己作品与读者所能产生的共鸣点很重要；但另一方面，记者对自己过于密切地倾听读者声音而感到担心，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自身对新闻价值的专业判断。所以，尽管大多数新闻编辑室的决策都考虑了读者的需求，但有意识地征求、整合读者的偏好往往会遭到记者的抗拒。

记者为何重视受众？

为受众服务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这种“利他主义”是很多人成为记者的重要原因。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许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寻找一份有趣、有创意、无私并能体现他们对写作热爱的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许多记者的理想主义。

当进入新闻业之后，许多从业者发现，讲一个重要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必须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

Dwight DeWerth-Pallmeyer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份关于芝加哥新闻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将“受众和记者之间的共鸣“称为“影响力”，即“引导受众对记者认为重要的东西产生兴趣”。而衡量影响力的真正标准是受众的反应，即报道会客观上促使受众采取行动。

总体来说，记者之所以重视受众，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 获取个人的满足

“成就感“是激励记者工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成就感可能是因为作品可以给读者带来快乐，也可能是来自于手中的语言武器对坏人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总而言之，作品被阅读并产生一定影响，那么这就是成功的；反之，“被忽视”就会让记者感到泄气。

2. 谋求自身利益

与读者产生积极的互动也能够体现读者的自我价值实现，在印刷时代，除了所在媒体的总发行量之外，人们没有办法知道确切读者数量，而读者与记者之间的信件往来则成为他们衡量自己作品价值的重要方法之一。

记者又为何抗拒受众？

1.  有损新闻价值判断的准确性

印刷时代的记者们普遍担心，过于关注读者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新闻的专业判断——专业价值观和市场导向之间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名记者曾将重要但无趣的报道称为“燕麦类报道“，因为即便它们的味道欠佳，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在许多有高尚思想的记者看来，发表一些“有趣的”而不是“重要的”东西，一味的去迎合受众对娱乐的渴望，实际有违新闻原则。

2.  新闻标准有被迫降低的危险

在讨论如何将受众需求融入新闻生产过程时，有人指出了读者认知与记者认知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20世纪60、70年代，地方电视新闻节目试图将焦点转向以观众为导向的模式，此举最初是为了避免社会学家认为的精英主义视角。在当时，一些广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只吸引到了25%的受众，而这些人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因而，有学者将广播新闻业的只重视 “一小群中上层人士”，而忽视了更广大的“普通受众”。

所以，对于这些广播公司来说，解决办法是“深入到群众所在的地方”，借助受众研究来推动新闻广播。公共服务和更广泛的受众覆盖面的结合推动了以观众为导向的新闻节目的诞生。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方法。上世纪90年代初，当新闻广播业将大量的受众研究纳入决策时，结果的确是收视率提高了，但同时，新节目被评价为“哗众取宠”。可见，虽然标准的降低会触达更多的受众，但当收视率成为新闻机构的最终目标时，新闻报道的类型及方式会受到影响：“有趣”胜过“重要”， 受众越多，则意味着故事越“精彩”。

对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新闻判断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而是他们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内在价值的一部分。正如《芝加哥论坛报》执行主编所说：“受众之所以买报纸，是因为他们想让我告诉他们什么才是重要的。”显然，这位编辑明确拒绝将受众反馈作为其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他认为新闻无法令每一位受众感到满意。

3.  对受众研究的质疑

上世纪70年代， Herbert Gans在他对四大新闻编辑室的开创性研究中发现，记者们对“受众研究能否有所帮助”抱有极大的怀疑。

首先，研究结果被认为过于聚焦个案，与常规性的工作流程无关。正如一位编辑所言：“研究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封面是一个背景为红色的漂亮女孩，但我多久会刊登一次这样的封面?”

其次，受众调查可能会遭受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拒绝，因为他们会质疑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机，不愿意接受任何让自己的新闻判断和职业自主权受到质疑的调查。

印刷时代的受众想象

“想象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特定时刻的行为。”

—Walter Lippmann

印刷时代的研究表明，新闻记者的受众认知主要基于四个群体:机构受众（即媒体的目标受众）、编辑室内受众、线人、亲友

机构受众

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机构受众”，该群体奠定了每个媒体机构的基础，体现了媒体本身的目的。

目标受众是由编辑室和业务部门共同选定的，因为其不仅受制于编辑任务，同时也牵涉到通过订阅、广告或二者兼而有之所转化的经济效益。因此，“机构受众”同时代表了业务部门和新闻编辑室之间的契约，在整个机构组织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新闻编辑室中的受众

1. 编辑

虽然“机构受众”定义了记者的读者群，但通常来说，记者仍然会为他们的高级编辑服务，因为这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发展。

对于编辑而言，他们会将报纸读者的需求纳入决策，并以他们认为的具有吸引力的方式去编辑新闻故事，而记者则要在此之前学会去揣测上级编辑的偏好。

当然有的时候，下级也会对上级进行反击，这种编辑和记者之间争论往往发生在二者对受众需求的了解出现偏差之时。研究发现，关于受众偏好的假设常常被记者用来说服他们的编辑“相信一个故事的价值”，当记者们争论哪些新闻应该被报道时，他们实际是在传达一种默契，即便言语中可能不会明确谈论受众，但“受众理解”显然是争论论点的基石。

2. 同事和同行

记者会本能地相信他们同事和同行的判断，他们不仅为公众写作，也为彼此写作。

“新闻选题会”常常充当试探受众想法的工具。2000年的一次大型日报读者态度调查中发现，在每日新闻选题会上，编辑们的任务并非去选择具有新闻价值的选题，而是为头条版面选择一则最具读者吸引力的信息。如此，选题会上的讨论基本围绕着未知读者的反应而进行。通常来说，人们认为一个好的编辑能很好地判断读者想要什么，“如果你能把故事卖给编辑，你就能把故事卖给读者”。

而有时候，同事或同行的经验可能会压倒自己的“直觉”。研究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编辑本能地拒绝了一篇关于猫缺乏睡眠的报道，但当他的同事指出自己的宠物猫很难保持清醒的时候，编辑瞬即改变了决策。而且，很多编辑也会定期发起针对特定性别或年龄组的编辑调查，以期从中得到启发。

新闻编辑室外的受众

1. 线人

尽管为记者提供信息的线人不属于新闻的主要读者，但他们或许是记者最重视的读者——作为最了解事件内情的人，有权从事实角度确认或推翻记者的核心论述。

但另一方面，与线人关系过密也会妨碍采编的独立性。美国历史学家 Robert Darnton 写道：“（与线人）经过一年以上的合作，记者会不自觉地受他们的立场影响。一些报纸对此非常警惕，为了防止驻外通讯员受当地线人影响，驻扎地基本都是三年一换。”

2. 朋友和家人

新闻业之外的熟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记者都认为他们的受众就是“家人、朋友、邻居、在聚会上认识的人”。对记者来说，从可信赖的熟人那里征求信息远比接近未知的陌生人更容易。但需要说明的是，来自朋友和家人的信息分量却不及来自专业人士的反馈。

3. 陌生人

当然，记者们也会不时地通过陌生人获得一定的受众认知。正如Philip Schlesinger在一项针对BBC新闻的研究中所写的那样：“受众群体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我们可以通过偶尔的信件、电话、公共场所的偶遇等行为，使概念变得愈加清晰。”

但在记者眼中，陌生人的观点通常不如他们已经认识或信任的人那么受重视。陌生人的意见常常被忽视，这种对“已知”读者的本能倾向可能会对其他读者群体造成偏见，影响记者在选题、报道和撰写时的决策。

3. 读者反馈

读者的反馈也可能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积极的读者反馈会深受记者欢迎，因为这代表着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力；而与之同时，负面反馈似乎并不是特别有价值，因为不管新闻内容如何，批评总是存在，他们的意见总被认为是少数，不能代表所有受众。

一位高级编辑曾表示，来自读者的十几个投诉就足以推翻一个决定；另一位资深编辑承认，她喜欢在早上上班的时候接听来电，甚至是那些她称之为“疯子”的来电，因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反馈会让自己感觉到不是在真空中说话。

记者如何想象受众

上面所提及到的“已知”读者共同构成了记者对其已知读者的记忆，但这些读者在媒体的实际受众中所占比例仍然较小，那么记者又该对余下的那些“不知名”受众做出解读呢？

1. 想象中的大众

面对“受众”这样一个神秘、庞大而模糊的群体，记者们有时会表现出故意的无知。

一位资深电视新闻制作人曾表示:“我知道我们有两千万观众，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不知道观众想要什么，我也不在乎。”另一位编辑承认:“如果要考虑到2000万读者的感受，我们将会停滞不前。”

对此问题，有两种观点对“未知受众”的存在做出了妥协性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媒体很难想象自己的报道对大众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大众可能根本不是“大众”，而是由不同群体和个人组成的集合；另一种解释则是假定某一选题涉及到每个人，并假定所有的故事类型都有内在的支持者，如此一来，记者便可以忽略受众，并认为每个新闻故事都会吸引到一部分群体。

2. 想象中的个体

面对未知的大众，记者还经常使用“已知”的真实观众作为读者形象的基础。在记者被问及读者画像时，他们甚至可以用惊人的细节对读者做出描述。

杂志编辑Gerald Mazorati曾这样描述他的读者:“我想我的读者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她是一名律师、教育家或商人。她忙于工作，也忙于家庭事务，但周日上午她会允许自己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去读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东西，或者与孩子的家庭作业无关的东西。她想沉浸在一个八九千字的大故事里。我的预感是，她想读的是一些真实的故事，能够映照自己的现实生活，让她看到一个复杂的世界。”

无论合理与否，这些假想的受众都以微妙而明显的方式影响着记者的决策。

当想象和现实发生分歧时

正是因为丰富多样的假想受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记者个人的认知，所以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的作品与实际观众的匹配程度究竟有多高？

媒体的目标受众往往偏向于精英阶层的读者，对此，一位新闻编辑室高级主管曾公开表达了对作品多样性的担忧，他认为，编辑代表的是一个同质的经济阶层，他们可能对下层读者所看重的故事不敏感。

在1984年的一项电视新闻的研究中， K. Tim Wulfemeyer发现，电视记者实际上也并不了解他们的观众：接受调查的记者认为观众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性、犯罪和暴力的报道；而观众调查却显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经济、消费主义和教育的报道。

如今，在多大程度上，印刷时代的“未知”读者已经变成了“被遗忘”的读者？近年来的数字转型似乎给读者想象带来了转折点，传统观点认为，数字时代的工具可以帮助新闻编辑室增进与读者的交流，并衡量分析读者行为，但这是否又真的实现了呢？

数字时代的受众想象变化：原地踏步？

“受众是难以捉摸的，他们分散在广阔的地理区域，那些试图了解和管理他们的人，实际上无法看到他们。”

——James G. Webste

数字时代，颠覆性的变革将受众研究推到了聚光灯下。一方面，沉重的商业压力使得新闻机构将受众作为生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数字平台提供了大量关于读者行为的数据，媒体希望借此变现。

同时，原有内容和读者关系开始瓦解：新闻不再需要捆绑购买和消费，所有的新闻产品都可以按意愿进行出售，新闻机构必须为内容或产品明确受众群体。

数字工具下的思虑

数字媒体的崛起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与受众沟通的新途径：从读者那里获得（直接与读者交流）和从数据中获得（使用分析和统计工具）。

1. 从人们那里获取信息

虽说记者一直有机会听取读者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互动，但如今数字技术下的新方法使读者认知变得更高效，读者现在更难被我们忽视，读者关注越来越被视为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新闻领域来说，社交平台可能会构成一种“回音室”效应，各种声音舆论在这里被放大，Twitter曾因为反映出记者真实世界的社交圈而受到批评，一项研究曾将政治记者在这个平台上的参与描述为“极度孤立和自我参与”。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多数Twitter上的贴子实际上都是由相对较少的用户发布的，而这些用户的人口结构明显偏离了其他人群。

研究发现，当受众对话在特定的细分群体中开展时，“互动”就变得相对容易起来；通过电子邮件或直接对话时，媒体与受众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或许“直接对话”的方式会让受众触达变得更加有效。许多媒体机构已经开始组织一些正式的读者见面活动，让读者与记者有更多面对面的接触。

赫芬顿邮报在2018年开展的Listen to America项目，目的就是让记者编辑直面那些不熟悉的读者,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反馈信息，而并非由坐在办公室中的人去决定什么才是重要内容。

2. 从数据中获取信息

数字时代下，在线受众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为媒体提供了全新的信息来源，从业者得以精确量化受众行为，并最终服务于新闻产品的个性化升级。

一份学术期刊上曾对记者使用新型数字工具进行受众分析做出这样的描述：“受众信息系统正在引导所有的媒体工作者以可量化的数据驱动方式去想象受众，科学的精确性被置于模糊印象之上。”所以，通过大数据，新闻编辑室能够直接了解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

与此同时，“阅读量”或“流量”常被当作评判新闻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信息。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因为有些文章只会对特定的读者群体产生吸引力。因此，看似低流量的文章实际上可能代表了高比例的受众群体。

BBC多年来的观众总监Robert Silvey一直禁止发布Top20榜单，原因就是:“（这些名单）助长了一种对观众规模真正意义的完全错误的印象。事实上，每种类型的广播都有自己的特定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差别很大。”

此外，有些人认为“一个网站完全靠数据分析来运行是危险的”，他们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急于见底”。正如CNN的一名记者所说:“如果我只是想追逐互联网上人们想点击的东西，我就会做一些关于软色情和足球的报道，别的什么也不做。”

富有经验的新闻编辑室工作人员会对他们所看到的度量标准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在一个案例中，统计数据的飙升被认定为技术变革的不良后果。而且也有很多例子显示流量激增或是由于链接到其他网站等偶然因素造成的。即便是在数字技术猛进的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因而，为了确保数字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一些编辑部决定开始将分析人员直接嵌入编辑部，专门负责解释原始数字的含义。

受众想象的未来启示

在一个如此关注受众成长和发展的时代，为什么这些记者对受众的认知变化如此缓慢？也许想象陌生人从根本上来说是困难的；也许我们的分析工具还不够精确；又或者，记者对受众的的认知根深蒂固、演进缓慢…

总体来看，现有的分析工具几乎只关注用户行为，而不是情感意图。记者对这些新技术的反应似乎与印刷术时代的情绪相呼应：陌生人的意见仍然常常被忽视，社交媒体往往是同质化群组的聚集地回音室，而数据指标很可能会像收视率一样不被公众信任。

新闻编辑室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将受众“具象化”?

首先，记者必须能够阐明他们试图为哪些读者服务。但是，由于想象中的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人的价值观，仅凭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可能不足以改变记者对观众的看法。

其次，在新闻作品发布后出版后，媒体对记者工作的评价不应仅仅依靠点击率来评判，新闻编辑室应该能够量化记者的目标受众，并衡量记者的工作是否真正触及了这些读者。

再者，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行业格局的变化：随着商业模式从广告转向订阅，新闻编辑室越来越关注用户细分。受众细分可以帮助记者了解真实受众的规模，进而为衡量受众增长提供基础。

最后， 如果说可信任的受众想象主要是基于同龄人、同事和社交圈，那么鼓励新闻编辑室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可信任的声音圈。不同背景的人不仅能带来不同的经验，他们的出现会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打开同事们的思维，让他们接受新的观点和新的受众。

总而言之，即便在技术发达的今天，“读者想象”似乎并没有日趋清晰。尽管针对受众研究的数字工具的可用性越来越高，但研究表明，个人接近度是影响受众感知的一个关键因素。分析工具描述的是数字，而不是人，考虑到影响记者读者感知的种种因素，所以增加编辑室多样性可能是确保记者准确预判读者对其作品看法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我们的目标不是花时间去迎合读者，而是慢慢地把读者真实的反应融入到读者想象中去，从而提高记者的“受众直觉”，以适应新的受众和新的叙事形式。

若想缩短记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人们就必须去研究作者思维中的“受众感知”问题。仅仅让记者意识到与读者互动很重要，或提供衡量文章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等举措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关注记者想象中的读者群体与现实的契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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