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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1 07:30

传统的日本,如何走向现代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马里乌斯·詹森,原文标题:《日本是如何走向今天的?几个真相颠覆你常识》,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文章讲述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了现代与传统共存的日本特点。

• 💡 日本传统等级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 🎓 参勤交代制度对日本现代交通系统的影响

• 🌍 日本向荷兰学习西方知识的历史误区

提起日本,最先跳入脑中的关键词是什么?新干线、东京塔、还是曾经啤酒花一样高速腾飞的繁荣经济?日本可以说是亚洲最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些代表着现代与生产力的事物,构成了当下的日本。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无论在职场、家庭还是学校都等级森严、看重忠诚,职场流动率低、以“物哀”为核心的审美体系,在物质层面之下包裹着的日本的精神内核却又显得尤其传统。


今天大家所熟悉的日本兼有着看似并不协调的现代与传统两个面向,其实这些特性都能在几百年前找到痕迹。现代日本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哈佛大学博士,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马里乌斯·詹森在著作《现代日本的缔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如果现代化是一盘国际棋局,日本是如何入局的?《现代日本的缔造》一书跨越四个世纪,以关原之战为起点,以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为线索,带领我们走过江户、明治、大正、昭和与平成时代,精确捕捉其中的关键人物与重要事件,详细地为我们重现了日本跌宕起伏的现代化之路。


除了宏大的叙事之外,书中还散落着不少鲜为人知但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原来这些历史真相和我们的想象并不一样。今天的文章就挑选了几个日本现代化道路中的有趣细节,打破你的固有常识,重新认识真实的日本。


天皇想出门转转都需要被批准?


早期的大多数社会,为了整齐有序、尊卑有别,都会把人分为不同群体。时至今日,无论在家庭中、学校中还是职场里,等级森严一直是日本社会给人们留下的鲜明印象。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德川时代,为了稳固统治,当权者为社会制定下的一套相当精细严格的身份地位标准,这种传统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日本。


在当时,甚至连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都无法随心所欲自由地生活,前往自己住处附近的皇家园林都要获得批准。


谁才是真正封建社会真正的权威或统治者?并非天皇、贵族、武士、农民或者商人。权威是在别的地方。统治社会、蓄积权威的,是习俗、惯例和传统。


1586~1866年间一共有13位天皇,其中有两位是女性。直到19世纪末,男性才成为传承皇位的唯一人选。德川年间海内升平,比起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朝廷不仅收入大增,日子也过得舒服多了。但这种种改善之处仍维持在较小的范围;下文会再次提及,分给朝廷和贵族的领地不到15万石。


早年,很多天皇退位得比较早,因此朝廷所取得的收入常常还要供养隐退的天皇及其专属机构。此外,旁系的家族也需要给养。在男性过多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生计,一个常规的做法是将他们安置到16家与朝廷有关系的寺院(门迹)里当住持或僧人。皇室的女儿一般会嫁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封建领主,留下来的则可以出家为尼。天皇事务都交由幕府在京都的代表——京都所司代——来负责;天皇的所有出行计划,哪怕是前往位于京都住处附近的皇家园林,都要取得所司代的准许。


皇室成员在受过相应的训练后,都养成了温顺、保守的性格,在这样一套法则之下,一旦有人不安分,就会被要求以退位的方式,提前卸下自己所肩负的职责。但即使真出现这样的人,也要经过仔细的准备、协商工作,还要得到江户方面的批准。


宫廷生活是围绕着180多种典礼仪式来展开的,从诗歌节到向神、佛两道神祇祈福的仪式,这些典礼的日程都有精确的计算。在对先例有了彻底的研究后,家康精心准备了数道法令,向朝廷、贵族发布,命令他们要专心于文化事业。在先例和严谨程度上,朝廷成了包括诗歌、花道、香道在内的整个日本文化的最大权威,并一直保持如此。


古代贵族也得当社畜,半年都在通勤路上?


‍和中国古代类似,17世纪末的日本,也拥有不同地区远离权利中心的封建领主。德川政权为了控制各个封建领主,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这些措施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日本的面貌。其中最为特别的要数“参勤交代”制度。


德川政权要求各位封建领主每隔一年就前往江户城觐见将军一次,这个制度现在听起来好像并无不妥,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每位封建领主需要花费一年中的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不过,这样的制度也侧面推动了日本现代交通系统的发展。


德川政权建立的种种制度当中,最核心的当数这个——每隔一年,大名都要在将军的首都江户待上一年。这种被称为参勤交代的制度,对后来的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德川家光出任第三代将军将这种制度正式确定为大名的义务。1635年他修订了《武家诸法度》明确规定:“如今决定,大名、小名要交替[交代]前往江户效劳。他们应当在每年夏天四月到江户参勤。”战争时期要求承担的军役,现在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参勤。260名封建领主每隔一年就要前往江户城觐见将军。其中一些——不重要的谱代大名——可能每六个月参勤一次,实际上就是全职。


参勤交代制度的实施需要一个庞大的幕府机构来推进。大名往返江户原属于军事部队的行动,但到了后来,他们带动的人数可多达几千。武士守卫环绕在大名的身边保护着他,大名坐在轿子(称为“驾笼”,是一种封闭的肩舆)里,处于整个行列的核心位置。以大名的轿子为中心,越靠近的家臣,等级就越高、装扮就越华丽。


春季的几个月里,很多大名都在路上,沿路的设施和资源都得小心准备好,以免引发争夺;武士视主君的威望为自己名誉的延伸,一旦不同部队间发生争执,部队不得破坏公共安定。


于是,保证行程的准确和周密,就变得十分重要。使者在藩主的居城和将军的首都之间来来回回,以便确定启程出发的时间,报告平安返回的消息。最偏远的外样大名,其领地往往最为广阔,势力最为雄厚,他们出行的时候阵仗也是最大的。萨摩藩的藩主岛津氏从藩厅鹿儿岛城出发,要花50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江户,返程时同样需要50天。有些藩主可能会在途中走一段水路,今天我们在某些图片里看到的船队,可能就是熊本等藩的藩主率领的。


《会津藩主的参勤交代队列图》(局部)。整张图描绘了241人,实际的队伍大约600人左右。从若松到江户的距离约260公里,这段路程需要步行六天五夜或七天六夜才能到达。会津若松市立会津图书馆收藏。


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轻易换工作?


择一事,善终身的匠人精神一直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缩影。即使是在现代日本职场,公司雇员的流动率和跳槽率也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相比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年轻人较少轻易换工作。这种现象也能在历史中找到原因。


17世纪末,商人阶层开始缓慢发展,我们熟悉的三井百货的前身,三井家成立。作为当地的大商家,三井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组织结构,用以保证雇员的业务水平,一位最低级的雇员,起码需要接受几年的训练才能成为正式员工。


三井家成立于1673年,一开始是京都和江户的纺织品商店。十年后,它增加了货币兑换和借贷业务;1691年,大坂分店成立。那一年,三井“通过将军委任”(御用商人),有权将幕府的资金收据从大坂发往江户。政府财政代理人的这个角色,可以为自家带来优势,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资金可以转换为货物的形式,然后在江户这个消费中心出售,从中获利。随着家族利益日渐增长、活动越来越多,一个由分支家族的家主组成的理事会在京都成立。家主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将家族利益放在个人私心的前面。和武家的家主一样,三井家的每一代家主都被灌输了家族至上的观念,被教导要将自己视为财产的管家而非所有者。


像三井这样的大商家都会有一套结构化的官僚组织,尽可能确保雇员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平,然后才把职务交付给他。三井家的档案文件详细记载了职员的历史记录。和那些记录武士任职经历的名册一样,这些记录记载了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从中体现了商家在职员培训上所耗费的心力。


举个例子,1810年14岁的市川中三郎来到三井家充当一名丁稚。他能来,是因为有他父母及几位担保人的担保,这些担保人提供了手写的说明,确保中三郎品性不赖并愿意承担他初期的花销。假如他在五六个月的试用期内没有犯错的话,他就能正式获得奉公人的身份,在随从中处于最低的等级(第114阶)


到18岁时,中三郎接受成人仪式元服礼,晋升到第91阶,在这个位置待了三年后,他成为一名“正式员工(日语称为“平”)。中三郎有了这个身份后,等级开始慢慢地往上升,职责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三郎在31岁时当上了役头,34岁当上了组头,37岁当上了支配(第8阶)。1839年,年届43的他成了亲,随后走上事业的巅峰;47岁的他当上了勘定名代(第4阶),最后,61岁的中三郎坐上了头把交椅,这时的他拥有决策权,手掌商店印章(日语称为“加判”)。此后他一直身居此要职,直到1865年69岁的他去世为止。终其一生,中三郎为这家商店工作了56年。


向西方学习,竟然学错了国家?


十七世纪,荷兰发展的黄金时代,荷兰人来到日本,为日本带来新鲜的思想与武器。当时的日本人被荷兰的发达所震撼,并努力从荷兰人身上学习更多关系西方的知识,甚至还发展出了专门的“兰学”。“兰学”甚至一度成为了日本文化人小圈子内的潮流。


之后二百年,一直对外保持锁国的日本对之后世界的变化并不知晓,仍然认为荷兰代表着先进文化。直到十九世纪末,日本送出留学生去荷兰留学,他们才发现自己学错了语言,学错了国家,当时的荷兰早已被英法抛下,成为一个弱小的国家。


日本人努力从荷兰人身上学习更多的西方知识,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参与其中的有两类日本人。第一类是长崎的荷兰语译者,当地的翻译组织由四个家族把持,这几个家族之下有数十个甚至更多的家族世代从事翻译职业。每一家族都有初级译员,17世纪90年代坎普费对这类人员的人数做过估算,登记在册的可能有140人之多。


剧变是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承平已久的日本与西方战火连连的局势形成对比。其间,军事技术急剧地更新换代,日本人持有的武器已经过时,正如持有那些武器的阶级那样处于淘汰之列。欧美在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经历变革,形成了参与式的政府,由公民士兵(citizen soldier)参政,而在日本,普通人对武士的活动没多少兴趣。


西方势力的排位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德川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荷兰即将成为欧洲巨头之一,其据点遍布全球各地,但到了19世纪的时候,荷兰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贸易国,只安安静静地操心自己的事务,跟德川时期的日本一样。19世纪60年代被派去荷兰留学的日本学生沮丧地总结道,他们学错了西方语言,学错了西方国家。


松木弘安,即后来的寺岛宗则,在1862年的信中说出了那些留学生的心声。“英、法两国的学者听到我们正在看荷兰的书籍时,都挑起了眉毛表示震惊,”他写道,“即便是荷兰人自己,读的书也是法语书或德语书……出了国界,就没有人知道荷兰。我必须如实说,这个国家弱小得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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