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真正喜欢并理解艺术的刽子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夏榆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

如同任何一场浩劫必然会有幸存者，奥斯维辛有众多幸存者，那些最终走出纳粹集中营的人，有的后来成为作家或者艺术家，有的成为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20世纪的见证文学在奥斯维辛的噩魇之下得到集结。经历过浩劫的幸存者，挖掘个人记忆，审视他们所经历的灾难，同时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呈现。以奥斯维辛为题材，诞生了纷繁的艺术作品，电影、绘画、音乐、雕塑、摄影或者文学，其创作者群体令世界瞩目。

1929年11月9日生于布达佩斯的凯尔泰斯，1944年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又转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1951年后，凯尔泰斯在其祖国匈牙利先后当过工人、编外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翻译了尼采、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等哲学家的大量德语作品。1975年，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经过10年周折才得以出版。这份个人履历可以看出凯尔泰斯与奥斯维辛的关系，也呈示出他个人生命的踪迹和写作史的脉络。

“写作始终是一桩绝对严格的私人事件”，凯尔泰斯在他的祖国匈牙利解放后开始文学写作。《船夫日记》呈现凯尔泰斯的生活与思想之旅。1955年的一个春日，凯尔泰斯突然悟到：

“只存在一个唯独仅有的客观现实，那就是我自己，我的人生。这是一个脆弱易伤、载着困惑时代之记忆的礼物，它被一种外来的陌生的暴力所掠夺，被收为国有，被强行管制，被盖印封存。我必须从所谓的历史手中，从恐怖的魔鬼手中夺回，因为它只属于我自己，只能由我守护珍藏。总之，这使我与周遭的一切决绝对立，即使不是客观的，也是毋庸置疑的生存现实。”凯尔泰斯讲到他在匈牙利共产党执政的时期为自己写下的诫条：“要从精神麻痹的队列里走出，要从剥夺个性与命运的历史走出。”

“……我们的前面是雾，我们的后面是雾，我们的下面是一个沉陷之国”，这是凯尔泰斯的小说《英国旗》的题记。1956年匈牙利在纳吉领导的变革运动遭到镇压后，基于必须跟母语打交道的原因，凯尔泰斯决定留在匈牙利。“从那之后，我不再作为孩子，而是以成人的大脑，观察独裁的制度如何运转。”

2002年，凯尔泰斯因“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时他从邮局收到一个棕色大信封，由布痕瓦尔德纪念馆馆长寄出。信封里有一份集中营囚犯的日志原版复印件，时间为1945年2月18日，在“损耗”一栏有如下记录：64920号犯人，凯尔泰斯·伊姆莱，1927年出生的犹太人，工厂劳工，死亡。

日志中的生日和职业系伪造，是他在被转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登记。为了不被划归为孩子，凯尔泰斯多报了两岁，隐瞒他的学生身份而报工人，以显示自己对集中营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我已经死了一回，因此才得以存活下来。”凯尔泰斯在瑞典学院的文学演讲中讲述道。

02

对凯尔泰斯的阅读由来已久。

2006年是我迁徙北京的第10年。其时，任职广州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你看过凯尔泰斯·伊姆莱么？你一定要看。”在林先生的力荐下，我骑着自行车在海淀区的书店寻找凯尔泰斯的中文译著，得到《船夫日记》如获至宝。

然而，意识到凯尔泰斯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是在读过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后。

“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一个历史的和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人类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这是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说的话。1945年，在消灭600万犹太人的火焰残留的灰烬上，坐着17岁的威塞尔。1928年9月30日，威塞尔生于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的锡盖特镇，他和他的三个姐妹在一个安宁的家庭长大。

当匈牙利犹太人开始遭到驱逐时，威塞尔才14岁。当时已被纳粹占领的锡盖特的犹太居民，被以羞辱的方式装进货车，转运到奥斯维辛。在那里，威塞尔看到母亲和妹妹被送进毒气室，后来威塞尔的父亲被转运到布痕瓦尔徳时死去。

威塞尔坐在奥斯维辛残留的灰烬上，那里的风暴和烈焰曾恐吓过他幼小的心灵。所有的东西都被毁灭，他的家庭被消灭，他的姐妹中还有两个活着，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无家可归，没有祖国，甚至他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也成悬疑——他当时是A7713号囚犯，如同一艘沉船上的水手，站在燃烧过的海岸上，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有裸露的记忆保留着。

威塞尔在集中营的时光，于1945年春天结束，囚徒们被美国军队解放。他和幸存下来的其它犹太儿童被送到法国，那段时光半是疗愈，半是学习。

威塞尔保持了10年的沉默。1958年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夜》，这是他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必须记录下每个故事、每次遭遇。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必须作为目击者。这也是那些死者的愿望，死者的遗愿。”威塞尔谈及他的写作初衷时说。

1982年，威塞尔出版包括《黑夜的遗产：埃利·威塞尔作品集》《走出沉默王国》《反抗沉默：埃利·威塞尔的声音和看法》在内的26部篇幅巨大的书，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威塞尔在加入美国籍后担任纽约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还任波士顿大学人文学教授。他是美国总统倡议发起的美国大屠杀委员会的主席。

《黑夜》

[美]埃利·威塞尔|著

袁筱一|译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8年2月

威塞尔如同人类的一个信使，他向世界传达大屠杀的真相，吁求世界公理和正义。“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当人类遭受苦难和羞辱时，我永远也不会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总是参与。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永远也不会帮助受害者。沉默鼓励折磨者，永远不会鼓励受折磨者。”威塞尔说。

从大屠杀经历中幸存下来的威塞尔，成为一个“人类观念和宽广的人道主义的强有力的发言人。”1986年，威塞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该年12月的颁奖典礼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吉尔·奥尔维克在演讲中说：

“埃利·威塞尔不仅仅是一位幸存下来的人，他也体现着战胜者的精神，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从惨烈的羞辱中爬出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和向导中的一位。在一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恐惧、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时代，我们有这样的向导至关重要。”

03

看过反映纳粹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电影《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美丽人生》，残酷的杀戮与沉郁的画质风格和悲怆的音乐，构成了这些杰作的基调。

2006年6月，当我有机会去波兰访问，从格但斯克到克拉科夫再到华沙，旅途中参访德国纳粹集中营遗址成为必需。走进在经典电影中看到的场景，看到钢轨延伸，电网密布的集中营，恍然如看见从列车上被纳粹德军驱赶下来的犹太难民潮；踩着坑洼不平的石阶下到成排幽暗阴潮的囚牢，悬挂着陈旧破损的囚衣如见拥挤在囚室的囚徒；看到冰凉的铁制焚尸炉和如工厂车间的毒气室，看到堆满玻璃房的女性被剪掉的长发、不同国籍的旅行箱、被遗弃的眼镜，看到贴满墙壁的身穿囚衣的遇难者黑白遗照……看到这些情境，心灵震颤，哀伤如潮涌流，也因此更能理解奥斯维辛幸存者作家对人类的价值和意义。

必须有人铭记历史和保存记忆，必须有人书写历史和刻记经历的生活。否则从浩劫和灾难中幸存的人类必然重蹈覆辙，那将是更大的不幸。也因此人类应该感谢那些杰出作家，在如暗夜的20世纪，记忆欧洲文明沉暗者（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书写奥斯维辛灾难（凯尔泰斯·伊姆莱）、揭示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帕斯捷尔纳克）、解密古拉格群岛苦役生活（索尔仁尼琴），没有这些作家和诗人，发生在世界的残暴罪行就会被抹去遗痕。

很长时间，我是因为奥斯维辛而亲近凯尔泰斯的。曾经反复阅读他的长篇随笔《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小说《命运无常》《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在往日的时光，为他的独特性而倾心，钦敬这位意志坚毅的作家，以为是罕有的杰出。

我也中断过对凯尔泰斯的阅读。2021年晚冬，我阅读凯尔泰斯新出的中文译著《清算》和《侦探故事》，依然能看到这位匈牙利作家的个人印记——“奥斯维辛的幽魂”，阅读这两部书到中途时，我突然心生抗拒感：奥斯维辛如同幽暗纵深灾难密布的洞穴，我不再想进入。

《清算》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著

杨永前|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6月

《侦探故事》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著

杨永前|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6月

环顾当下社会现实与人类生存图景，人们被娱乐潮狂袭，沉陷于物欲之海和感官狂欢，奥斯维辛与我们的时代多么疏离，我还有必要再进入20世纪人类恐怖的噩魇么？为什么我就不能放弃对这苦难的温习，忘却这痛苦的噩魇？这么想时我就放下了凯尔泰斯的书。

我要与表面浮华、暗藏危机的现实握手言和，远离残酷梦魇。

改变这想法的是2021年3月19日。正是春分之时，我去看电影《波斯语课》。这是电影城的情侣厅，我穿过商城的美食街、品牌服饰店和珠宝专区进入电影院，观看1942年纳粹集中营的残酷生活。这是2020年拍摄的电影，导演是乌克兰裔的瓦迪姆·佩尔曼，影片获柏林电影节荣誉金熊奖。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反映纳粹大屠杀时期个人如何在残酷环境下求生的电影，首映时全球放映。

《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乌克兰]瓦迪姆·佩尔曼|导演

伊尔佳·佐芬沃尔夫冈·科尔哈泽|编剧:

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拉斯·艾丁格约纳斯·奈伊大卫·舒特亚历山大·拜尔|主演:

2020年

奥斯维辛是杰出电影艺术家持久关注的主题，从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名单》，到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再到导演蒂姆·布莱克·尼尔森《灰色地带》，克洛德·朗兹曼的《浩劫》，电影艺术家不断寻找新的切入角度，对奥斯维辛历史进行深入思考。人类必须要有这样的艺术家，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作家，真正独立思想，独立呈现他们对20世纪人类最深重灾难的思考。事实上我已知很多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成为见证文学的杰出代表，如意大利作家普里奥·莱维、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等。

《波斯语课》让我看到了杰出电影艺术家的严肃思考。我以为看懂了《波斯语课》，也找到了重读凯尔泰斯的理由。

“一千年会过去而我们的罪行仍会被记忆”。汉斯·弗兰克，纳粹占领期的波兰军事首领，在等候被处绞刑时如是说。然而，随着人类生活进入21世纪，纳粹的罪行就已经被遗忘。对大屠杀的否认是20世纪的某种逆流。

《真有六百万人死去了吗？——最终的真相》是一本讲述纳粹集中营的书，作者奥斯汀·阿普，费城拉撒勒学院的前英语教授，他在书中详细讲解道：“大屠杀就从来不曾发生过。杀人者没有杀人，牺牲者也没有死去。六百万人行骗，用捏造的尸体向德国人民要坚挺的马克。”

美籍波兰裔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是最早对大屠杀神话作出反应的诗人之一。1990年代，结束流亡回到波兰的米沃什一直定居在古城克拉克夫，而他的定居之城就紧邻奥斯维辛集中营。米沃什在获得诺奖发表授奖演说《我的诗始终都是清醒的》，他谈到在欧洲风起的“大屠杀神话”说：

“我们这个由于大众传播媒体不断急遽增加而变得一年小似一年的星球，正在经历着一项无法界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乃是不肯记忆……今天，我们的四周充斥着关于过去的种种杜撰——种种违背常识，违背基本善恶观的杜撰。在用各种文字写成的书中，有百余部否认曾经发生过纳粹大屠杀，并宣称它是犹太宣传机构捏造出来的。人既然可能丧心病狂到这样的地步，那么永久丧失记忆又怎么会是不可能的呢？”

04

杀戮并不只属于20世纪，它伴随着人类过去的历史和今日之现实。战争狂人与残酷战争机器对一个弱小国家的征服、对美好国度的摧毁、无数难民流离失所的镜头，正在现代传媒的视界上演，直接展示在现代人的眼前。如同索尔仁尼琴所言：“人类正被一种信条湮没，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对人类灾难和浩劫的记忆与省察，是思想者（作家或艺术家）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凯尔泰斯式的思想和写作在此时代更显珍贵。

凯尔泰斯对自我的审视，如同对他者的省察一样严厉，在札记中他写道：“我翻阅着自己的《船夫日记》，我每天的日子都在哪儿呢？我的生活又在哪儿呢？我是越来越不存在了，还是如此羞惭的一个人？”他向着内心的纵深和精神的幽微之处掘进：“我好像是最后一个能够活着、能够说话的人，而且我的话总是面对那些从洪水、酸雨或冰川纪等《圣经》时代——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和暗哑的时代——幸存下来的人。”

2016年3月31日，凯尔泰斯去世，享年86岁。对凯尔泰斯来说，奥斯维辛不仅是残酷的境遇和噩魇般的历史，它还是形成世纪灾难的极权制度运行的权力机制。也因此他对奥斯维辛的反省和批判穿越时间，从过去时的纳粹德国体制，延伸到战后的匈牙利，也延伸到自由后的东欧，他的思考是跨世纪的。监狱和酷刑并没有随着奥斯维辛的解放而消失，它会在新世纪重现。

“你们坐着并忍受着，正如在这个国家，人们什么都能忍受。你们忍受着所有的欺诈、所有的谎言和所有的枪杀。好像你们已经在忍受被枪杀后将要发生的枪杀一样。”

凯尔泰斯的小说《清算》就是这样开始叙事的。言说者是屈尔蒂，一部剧作里的人物，他是一家简陋出版社的简陋编辑室里的编辑。他和同事在办公室围坐在一张书桌旁开会，破旧不堪的墙壁，摇摇欲坠的书柜，到处是灰尘，他们无聊地坐在桌前，讨论或辩驳。话题无限展开，关于时局、自杀、政治迫害、对公民的监视和任意逮捕，对囚犯的刑讯逼供，以及对出版的管制。

按照剧情说明，屈尔蒂曾经是社会学家，在1970—1980年代，他靠一份无关紧要的工作勉强维持生存，他著有专论《关于匈牙利的落后意识及其心理根源》。在此之前他蹲过监狱，在政治警察局的秘密警察审讯时，屈尔蒂被打耳光，他的左耳因此变聋。

小说《清算》的背景，设置在东欧剧变前的匈牙利，故事线索是一位名叫B的作家在家中自杀，出版社编辑凯谢吕认为B在临终前写过一部小说，凯谢吕通过寻找这部小说手稿的曲折过程，展现B的奇特而诡异的命运，经由这个人物的命运和境遇，小说呈现东欧剧变前匈牙利的现实状态，权力的异化运行以及社会的禁锢实况。

思辨性的沉思录和小说创作，是凯尔泰斯善用的不同文体。在他的小说里有一些跟奥斯维辛有关的器物，显示他与奥斯维辛幽灵的关系。《清算》里有“集中营扑克”，玩法很简单，规则也很简单。玩的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每个人都说，他去过哪里。只要说出地名就行，别的什么也不用说。在此基础上确定筹码的价值。这是愤世嫉俗的游戏。当时没有钱，只能用那些草码玩。“奥斯维辛不需要解释”就像凯尔泰斯在小说里出现的诗句：

死亡是容易的/生活是一个大集中营

这是上帝在地球上为人类作出的安排

人类则把它发展成为毁灭人类的营房……

凯尔泰斯借用小说主角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要回想一下毁灭性的无知、愚蠢、野蛮和邪恶，所有这一切在这个国家传染病般地蔓延着，而且能得到官方的同意——但可以说，国家只是在轻描淡写和冷漠地对待这些问题，这就像很久以来我们已经没有意愿去对公共生活状况进行改善，或者做任何改变一样。”

无论在虚构的剧作里，还是在叙事者对寻找和发现剧作的讲述里，随处可见对逝去的历史与时代生活的沉思和论辩，话题充满机锋。出现在小说里的剧作，围绕着剧作的发现进行的话题讨论，是凯尔泰斯使用的小说叙事技术，它可以让这部小说具有推理或悬疑式的叙事张力，使小说更具可读性。与凯尔泰斯的很多小说文本一样，《清算》同样游荡着奥斯维辛的幽魂。在写作于1990年，发生于布达佩斯的剧作里，奥斯维辛再次出现在小说的叙事情境里，小说写到奥斯维辛幸存者的畸零生活。

极权体制的残酷带给人类的灾难，不仅制造太多的被害者，同时也使加害者良心苏醒。凯尔泰斯的另一部小说《侦探故事》在结束时有这样一个镜头：秘密警察马腾斯站在窗户的后面注视着对嫌疑犯的行刑。在庭院的一边，有一排木桩。囚犯萨利纳斯父子被绑在中间的两根木桩上。他们面对行刑队。排枪齐放时马腾斯颤抖了，他自语道：“我们的职业是冒险的，今天你还站在上面的窗户里，可到明天，谁知道呢？你也许就被绑到下面的木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