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者，有能力给父母养老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 （ID：Ms-Muses），作者：王佳（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责编：钱岳，原文标题：《学人说丨“灵活就业”的子女，有能力给父母养老吗？》，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正在面临一场人口老龄化危机。至2019年底，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已经高达2亿5千4百万。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超越4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8%。[1]在当前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和家庭养老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政府对养老的投入支持仍然不足，照护和支持老年父母依然是千千万万家庭和成年子女的重要责任。

成年子女能够给予老年父母多少支持首先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水平和能力。工作状况不可否认是影响子女经济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股非正式、非稳定的就业浪潮席卷了大部分西方国家，并逐渐蔓延至亚洲。[2]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劳动人口中从事非正式就业的比例在逐渐攀升。[3]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灵活就业”的概念，其本质对于很多劳动者而言即是缺乏保障的不稳定就业。

如果成年子女从事非正式工作，那么这份工作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他们对父母的经济和时间支持呢？这些影响会随着子女的性别、是否与父母同住、以及教育程度而变化吗？这些是我们发表于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的论文，Nonstandard employment and support for older parents in urban China（城市子女非正式就业和对老年父母的支持），试图回答的问题。

1、研究背景

西方国家已有研究指出成年子女的就业状况是代际支持的重要因素，但是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并且忽略了就业非稳定性的影响。研究非正式就业的文献探讨了非正式就业如何影响从业者本身的经济状况、健康后果、婚姻家庭行为等，但是尚未涉及此类就业如何对代际关系产生影响。我们同时考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时间支持，提出非正式就业的如下可能影响：

第一，根据“不稳定性”视角，非正式就业涉及的低收入、低保障、收入和保障的不稳定性会削弱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赡养能力。这种负面影响在低教育程度的子女中表现尤甚，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中没有那么明显。

第二，关于对父母的时间支持，根据“灵活性“叙事，非正式工作仍能给予成年子女更多的时间和灵活度去满足父母的精神和实际需要。相反地，如果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子女需要工作更久或者打多份工来改善经济状况，那么他们对父母的时间支持也会降低。这种”少钱少时间“的情形可能在低教育水平的子女中更为明显。

当代中国的情境要求我们还要考虑成年子女的性别和与父母同住状态。以往研究指出城市女儿对父母的金钱支持不亚于儿子，[4]因此非正式就业对经济支持的负面影响可能没有性别差异。根据不同住子女对父母实行“金钱式孝道”的发现，[5]非正式就业对经济支持的削弱可能在不同住子女中更明显。由于性别化的社会期待，女儿通常被认为要经常对老年父母提供精神和实际支持，不论她们的就业状况和居住状况如何。成年儿子对父母的时间投入则可能与他们的就业状况更加密切相关，不管他们是否与父母同住。

2、数据

我们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6，2018和2020年的数据，并将分析样本限定在拥有城市户口、60岁以下、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的受访者。因变量代际支持包括：

（1）经济支持：过去半年是否给过父母钱（是vs.否）和每个月平均给了多少钱（连续变量）；

（2）实际支持：过去半年是否为父母提供家务或其他帮助（是vs.否），以及提供此类帮助的频率（连续变量）；

（3）情感支持：过去半年和父母联系的频率（连续变量）。

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视为对父母的时间支持。

核心自变量是受访者的就业状态。如果受访者在当前主要工作没有正式劳动合同（临时性就业）或者其劳动合同是与第三方签订（劳务派遣），则被视为从事非正式工作。在当前主要工作拥有正式或者永久合同的受访者被视为从事正式工作。从事自雇佣和失业的受访者被单独划分为两个群体。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是否与父母同住，受教育程度（有vs.无大学学历），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父母是否健在，父母是否为其提供过经济和实际支持（是vs.否），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3、主要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发现成年子女当前的非正式工作会降低他们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这一关系在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中尤为明显。由于我们模型存在一些遗漏变量比如父母的健康和需求，所以我们控制住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往年支持来做稳健性检验。当考虑往年支持后，前述关系在非同住的儿子中消失了，但在非同住的女儿中依然存在。这说明当前的非正式工作并没有太大影响非同住成年儿子同时间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而是显著降低了非同住女儿对父母的同期金钱支持。至于对父母的实际和情感支持，成年女儿的非正式工作对于她们给予父母的时间投入没有影响，也不随她们的同住状态而产生变化。

当进一步比较上述关系是否随着成年子女的教育程度而变化时，结果显示：子女的非正式就业会削弱他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主要存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大学学历）且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女儿群体。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一群体对父母的时间照料支持也受到了非正式工作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与非正式就业相关的“少钱少时间“的代际支持模式只存在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弱势（这里指没有大学学历）的非同住女儿群体。

另一方面，不论是否与父母同住，成年儿子的非正式工作均显著地降低了他们对父母的情感支持。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控制住往年支持的情况下变弱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结合之前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发现，我们认为成年儿子对父母的经济和时间支持至少在短期内是比较稳定的，并不随着他们的就业状况而产生变化。这一模式大概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以及强调儿子对父母的主要赡养责任。

4、结语

在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我们关于子女的非正式就业如何影响对老年父母支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同时我们也将目前有关非正式就业及其后果的文献扩展到代际关系和互动领域。我们发现就业不稳定和代际支持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存在重要的性别差异和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一般而言，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父母对金钱和时间支持的需要可能更加迫切。

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非正式就业显著削弱了低教育程度的子女（主要是女儿）对父母的各种代际支持。这说明目前飞速扩张的非正式就业有可能加剧中国家庭和老年人福祉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我们期待这些发现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就业不稳定性以及后果的关注。

参考文献

[1]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Ageing and health in China.”https://www.who.int/china/health-topics/ageing#:~:text=China%20has%20one%20of%20the，expectancy%20and%20declining%20fertility%20rates.

[2]Kalleberg，Arne L.，Kevin Hewison，and Kwang-Yeong Shin.2021.Precarious Asia:Global Capitalism and Work in Japan，South Korea，and Indones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Wang，Jia，and Theodore P.Gerber.2023.“The Variable Disadvantage of Nonstandard Employment for Entering Homeownership in Russia and Urban China:The Potential Role of Mortgage Prevalence.”Social Forces101(4):1712-1743.

[4]Lei，Lei.2013.“Sons，daughters，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China.”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45(3):26-52.

Xie，Yu，and Haiyan Zhu.2009.“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71(1):174-186.

[5]Chen，Taichang，George W.Leeson，and Changping Liu.2017.“Living arrangem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netary transfers of older Chinese.”Ageing&Society37(9):1798-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