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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燕妮·埃彭贝克,译者:李佳川,原文标题:《不被看见的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关于难民,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今年的国际布克奖得主,燕妮·埃彭贝克,以一位小说家富有洞察而人道的目光,真诚地、深刻地踏入了这个问题。《时世逝》中,享受着优越生活的退休教授理查德,在长久的漠视后,突然于某一刻感到羞愧,他决定不再忽视,而去真切地看见、投入、参与难民的生活。他们从战火纷飞的遥远大陆来到欧洲,两手空空,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床,没有工作,没有汽车,没有立体音响,没有郊游,没有旅行,没有期望。“理查德知道,自己属于世上为数不多的想从正在参与的现实中寻找真相的人。”
延续《客乡》《白日尽头》节制、敏锐、优美的文风,《时世逝》以朴素干净的字词,暗伏情绪的巨流,清晰地铺展出难民们的生存困境——无数赤裸的生死、离别、流亡——我们无法回避的苦难。燕妮以自己的方式,对当下的危机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当你变成一个陌生人,你别无选择。”
以下内容选自《时世逝》,选文有删节。
一、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接下来的两周,理查德读了几本相关书籍,草拟了要问难民的问题清单。他准备和他们聊聊。早餐后他就开始工作,一点钟吃午饭,午睡一小时,下午又坐回书桌前,有时候一直看书到晚上八九点。提出对的问题很重要。对的问题并不总是那些你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问题。
一个人是如何从之前充实而简单的生活状态,转变到一切都未知的难民状态的,若想弄清楚这个,他必须知道开始有什么,中间有什么,现在有什么。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的边界本该清晰可见,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种过渡根本就不存在。
您在哪里长大?您的母语是什么?您的宗教信仰?家里有几口人?小时候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长大?父母是怎么相识的?家里有电视吗?您睡在哪里?吃什么?小时候最喜欢去哪儿?您上过学吗?穿什么样的衣服?养过宠物吗?学过什么手艺吗?您成家了吗?您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为什么?您和家人还有联系吗?您是出于什么目的离开的?当时是怎么告别的?走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您之前如何想象欧洲?现在有什么不同吗?平日里都做什么?您最怀念什么?您希望做什么?如果您的孩子在这里长大,您会如何向他讲述您的家乡?您能想象在这里变老吗?死后人们应该把您葬在哪里?
二、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阿瓦德生于加纳,母亲死于分娩。七岁时,父亲带他去了利比亚。后来内战爆发,阿瓦德被士兵缴送上了一艘船,目的地未知。到岸后,阿瓦德在西西里营地待了近一年,最终随机选择了柏林作为落脚点。
战争毁掉了一切,阿瓦德说:亲人,朋友,你住过和工作过的地方,每天的生活。当你变成一个陌生人,他说,你别无选择。你不知道该去哪儿。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再也看不到自己,看不到过去的我。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了。
我父亲也死了,他说。我自己呢——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谁。变成陌生人。对你自己,对其他人。人生的过渡,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问完,终于重新看向理查德。
现在该理查德回答了,但他没有答案。是不是就这样,阿瓦德说,每个成年人——无论男女,有钱没钱,无论有没有工作,无论住在房子里还是流浪街头——所有人都一样,我们都会有那么几年可活,然后就死了?
是的,是这样的,理查德回答。
之后阿瓦德又讲了几件事,似乎是想帮理查德减轻沉默带来的压力。后来他在西西里的营地待过大半年,和十个人住一间房。然后被赶了出来。从他被赶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只能自己找过夜的地方了。你自由了!没有工作,没有车票,没有吃的,还付不起房租。
Mi dispiace,poco lavoro.(抱歉,工作太少了。)没有工作。一天结束,你还在大街上。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好好教育过你,你就会变成一个小偷。如果你的父母是好人,你会努力活下去。Poco lavoro.Poco lavoro.(工作太少了,工作太少了。)可是理查德,我们能吃什么?理查德读过福柯、鲍德里亚、黑格尔和尼采,可他不知道一个没钱买食物的人怎么吃饭。你也没法洗澡,会开始发臭。Sempre poco lavoro.(工作越来越少了。)我们在街上就是这样。我睡在火车站。白天流浪,晚上我可以睡在火车站。我想不起来白天都是怎么过的。理查德,你以为我在看你,but I don’t know where my mind is.I don’t know where my mind is.
这是个好句子,理查德想,可惜哪怕在词汇丰富的德语里也找不到严格对应的翻译。我的思想在别处?我不知道我的魂魄在哪儿?我的头脑?或者简单地说:我根本不是自己了?
有一次,阿瓦德在一家餐厅待了三天,打扫卫生和刷盘子,挣了八十欧。他去旅行社,想订一张去德国的机票。旅行社的女人问他,是想去科隆、汉堡、慕尼黑还是柏林。他该如何回答?他没听说过科隆,也没听说过汉堡、慕尼黑和柏林。就是去德国。旅行社的女人很不耐烦,但对他来说无所谓,因为他的mind was not there,那个无法翻译的好句子又出现了:他在沉思,心不在焉,神志不清,在一切的彼岸?
自1613年起,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德国小孩把手背上的金龟子放飞到彼岸:
金龟子啊飞!父亲从军再不归,母亲去了波莫瑞,波莫瑞被烧成灰,金龟子啊飞!
歌德笔下的伊菲革涅亚也是如此,她在陶里斯流亡,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她用灵魂找寻的是她童年的故乡。这么看的话,用身体的在场去衡量生命的过渡也太荒谬了。这么看的话,欧洲于难民的不可居住性,躯体于灵魂的不可居住性,两者突然间关联了起来——而每个人的灵魂都被赋予这具躯体作为终身的居所。
柏林也是如此。他脏兮兮地坐在飞机上。到达后,他被全新的、陌生的语言包围,什么都听不懂,只会点头。他看见别人坐上一辆公交车:是去市中心的吗?接下来的三晚在亚历山大广场。有个男人告诉他,那里有个广场。跟像我一样的非洲人一起?至少我能在那儿洗个澡。那男人从售票机替他买了一张车票。一个能出车票的机器?德国is beautiful(太美好啦)!
接着他看到了帐篷。我一个人站在那儿。那个男人走了。我这辈子还从没睡过帐篷。
他得住在这儿?在一个帐篷里?
他站在那些帐篷中间,哭了。之后他听到有人用阿拉伯语讲话,带利比亚口音。在奥拉尼亚广场,他有吃的东西。有睡的地方。奥拉尼亚广场照看着他,就像父亲在利比亚照看他那样。
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并永远敬重他。
同样,他永远不会忘记奥拉尼亚广场,会永远敬重它。
阿瓦德用这句话作为对话的结尾,之后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三、人们还在经历着什么战争?
卡里尔也被赶上了难民船,穿过地中海来到了欧洲。上船时他和父母走散了,再也不知父母的生死与去向。
什么是祭奠星期日?
卡里尔在祭奠星期日那天问理查德。
怎么问起来这个了?理查德问。他上午还去了柏林潘科的墓园,他的父母下葬的地方。
我们常去的那家夜店,昨天晚上没开门。
什么样的夜店?
我们去跳舞,能免费进。但昨天门口立着祭奠星期日的牌子。
在祭奠星期日不能跳舞,电影院也不开门,理查德说。
为什么?
因为人们要思念逝者,死去的人。
这样啊。
一张昨晚想去跳舞的年轻人的脸,变成了一张越洋逃难、不知父母死活的年轻人的脸。被赶上船的那天,卡里尔和他们走散了,拉希德最近跟理查德讲过。卡里尔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那里,是被枪杀还是坐上船走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理查德最近总读到难民船在地中海翻覆的新闻。意大利的海滩上几乎每天都有冲上来的尸体。他们会被葬在哪里?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吗?有谁会告诉他们的家人,他们没有顺利到达欧洲,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网上一个叫我无所谓的人写道:真正让我同情的是救援队!为什么是他们把这些尸体拉上岸?另一个叫战神的人写道:反正这个星球的人已经够多了,之前都是大自然(流感、瘟疫等)自己调节的。就在柏林的这个区域,二十五年前四处还张贴有写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横幅,如今贴的是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政党的竞选海报:宁可把钱给祖母,别给辛提罗姆人。
每次理查德看到这样的意见表达,都会想到布莱希特那首诗,诗中一群战后的柏林人从一匹倒下的马的骨头上撕下肉来,这匹马还活着,还没有完全死去。这匹马被活活肢解时,还在为杀害它的人担心:怎样的冰冷/降临在这些人身上/是谁给了他们如此的打击/让他们从里到外冷漠至此/救救他们吧!要尽快!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经历着什么战争?
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淹死的,奥萨罗伯不久前说。坐在钢琴前,手还放在膝盖上,摇着头,似乎他不愿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让他痛苦的是和他一起偷渡时死去的朋友吗?不,他只是在电视报道上看到了一艘船最近失事。只是。看到了淹死的人,在淹死的人中认出了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当时坐在他身边的人。
大约一百年前,年轻的革命家尤金·莱文直面审判席的最后一次讲话中——其实他直面的是枪决的行刑队——称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为放假的死人。在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这片海域被淹死的难民,和那些没有被淹死的人之间的区别,完全靠偶然性。这么说的话,这里的非洲难民既是活人也是死者,理查德想。
基督降临周前最后一个周日的冷杉,墓碑前的一根蜡烛,之后风会将它熄灭,然后是冬眠期,再过几周,只有覆雪的黄杨树是绿色的—过去六十年来一直如此。能如愿拥有一块三代人安息在一处的墓地是件奢侈的事情,理查德最近几周才有这种想法。在灵魂最深的角落,他希望非洲人能够少哀悼他们的死者,因为那里总是有那么多的死亡。而现在,他灵魂最深的角落被一种羞愧占据,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过得太容易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燕妮·埃彭贝克,译者:李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