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城亚比，和教师妈妈的战争与羁绊

谈起我和妈妈的关系，我总会想起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它精准地隐喻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与她之间的战争与羁绊。

2022年夏天在家，有天穿着领口宽松的t恤，胸前的纹身不小心被我妈发现，我们因此大吵一架。我赌气地想，要是再被发现胳膊上的纹身，干脆就说，你把那块皮肤割了吧，我还给你。

割肉还母，削骨还父，这大概是每一个中国小孩都有过的哪吒式复仇幻想。

那年年底我发烧到40度，退烧药不管用，她想用湿毛巾擦身体物理降温，我捂住胸口说不用了，烧得精神恍惚时，却听见她对我说的是，没事，妈妈不怪你。

一

县城独生女，父母双职工，母亲是教师，双一流大学毕业，这些标签叠加在我身上，无论如何我妈想不到的是，她培育出来的女儿，在读了四年大学工作后，竟然会成为一个染彩色头发、纹身、穿孔、抽烟、吃精神药物维持心理健康、“混迹”在livehouse的不良少女。

当然，每次回家我还是会小心谨慎地做好伪装——把烟藏进薄荷糖铁盒里，打火机换成砂轮的，出门抽烟随身带香水小样，对着镜子费劲半个小时换上透明唇钉舌钉鼻钉，夏天穿着能遮住小半个花臂的t恤。但今年春节顶着红发回家时，还是挨了一顿骂：“你朋友都是敷衍你说好看，只有我才会对你说实话”。

避免手上沾烟味的烟托

最后我是哭着离开家的，都23岁了，她还是不相信，我真的过上了一种脱离家庭保护也可以很幸福的生活。回到出租屋，在房间点上烟深吸一大口，才感到这具身躯终于回归了本位。

仅仅是头发颜色就能让我和她之间不断产生争吵，我不敢想象如果其他那些更叛逆的行为被发现会怎样，毕竟在骑着电动车二十来分钟就能到头的小县城，在一桌饭局就能交叉各种关系的地方，父母同事、朋友的子女，找不出一个比我更怪的；他们要么在读书读研，要么在家二战三战考公，要么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当的工作。

而只有我顶着一头彩色头发，每年春节回家甚至都找不到能社交的老同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着吵闹的摇滚乐，还没到被催婚的年纪，就整天吵吵嚷嚷着不要结婚生孩子。

我的一部分“破塑料片纸片”收藏

一旦我和妈妈中有一个主动撕开矛盾的裂缝，被日常琐碎与关心所掩盖的表象就会轰然坍塌，而结局也注定是以沉默和假意遗忘收尾，直到我们其中某人开口“投降”，再次用小心翼翼的关心回避真正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

但事实是，我很喜欢红色头发的自己，朋友们也都是出于真心赞美我。妈妈口中我那些远不如家人重要的朋友们，那些我在livehouse、在网络上交到的“乱七八糟”朋友们，让我第一次明白，我不必孤注一掷地把所有期待都押在家庭的评判。

朋友镜头下红发的我

二

我的成长路径似乎本应和家庭背景相似的同龄人一样安稳，在前20年左右的人生中，完全是好学生和乖乖女的形象：听话，懂礼貌，学习成绩还算不错，高中进入县城的重点班，大学顺利考入省会城市的大学读新闻传播专业，几乎从未让父母费过心。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不通，为什么短短几年，我和妈妈的关系突然就进入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之中。后来看到一项调查，北大心理学教授徐凯文研究了关于自杀危机学生父母职业分布图，教师家庭子女在各类职业中占比高达29%，远超第二名三倍多。

我妈妈并不是那种典型的、“打鸡血”把孩子逼到抑郁的教师，但在熟悉的环境里如此工作二十多年，周遭目所能及，就是她的全部参照：有时，她会很开明地说“妈妈对你没什么期待，你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但我们的很多对话都绕不开她周围教师同事的子女，也就是她所期待我选择的路径：谁受不了上海的工作强度回老家了，谁毕业后在家三战考研终于上岸了……

考研二战极度劳累时向她哭诉，妈妈说：“这是你自己要选的路”，但其实她比谁都希望我能考上研究生，回到风光的象牙塔；甚至在工作后同步准备雅思和申请时，她还暗示我再考一次研。

大概是因为前20年的人生太过于良训地顺着轨道前进，在接受大学教育和自我觉醒的双重作用下，后青春期叛逆的种子开始萌发。在大学，我疯狂阅读福柯、茨威格、米沃什、阿列克谢耶维奇、上野千鹤子，也会“打破禁令”翻墙出校门去外地看演出。

挤在狭小的livehouse里挥拳呐喊着“拒绝来自未知的邀请吗/你看世界都已经烂了”时，我第一次觉得，做个坏孩子的滋味真不错。

三

而当我展露出叛逆的苗头，妈妈能做的就是企图将我规训到期望的道路上，她迅速地展露出她的控制欲，无论是个人审美、生活细节还是未来的人生规划。妈妈会毫不留情地指责我“烫头发像大妈”“染头发颜色太另类”“买的衣服老气”；我在墙上贴满了乐队海报，总要和她拉锯要不要撕下来。

迟来的叛逆期同时让我尝试用一种“急切地跑向另一端”的方式掌控身体：染夸张的发色，纹身，穿孔。

胸口的纹身（一行字“rose-colored”，其实是在心脏位置）被发现后，有天在我洗澡时她突然打开门，盯着纹身说，只有在“那种”场所工作的女人才会纹身。

好玩的是，正因为她的概念里没有耳洞之外的“穿孔”，有次戴着透明唇钉被她发现嘴角有个奇怪的东西时，她想伸手帮我擦掉，我火速把钉子藏进嘴里，所以从来没有暴露过我的钉子们。

六月初我去看了场演出，乐手中途在台上说，“我看下面不少打钉子的，高考得加油啊，只有考到大城市才能当亚比，在小县城只能当非主流。”

台下一片欢乐，我默默低下头苦笑：在小县城，我连非主流都当不了，只能在妈妈面前永远扮演成乖小孩的模样。

每年不得不被“春节”这个绕不过去的坎扔回县城，才越发痛彻地领会到“我把故乡给卖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灰霾的天空、陈旧的建筑诅咒我被迫和过去的记忆再度产生联结，无数张相似的脸孔，无数条相似的成长轨迹，被迫囚禁在一间房子的人与人，血缘强加于个体逃不掉的宿命，它们共享着同一种绝望。

县城一角

四

今年过年回家发生了一件“天塌”的大事：我行李箱里的文拉法辛不小心被他们发现，爹如临大敌，问我是什么药之后沉默出门抽烟，妈妈默默躲向一边啜泣。

我像自己抽烟被抓现行一样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爸妈你们听我解释，俺们抑郁症不是周一三五不开心周二四六以泪洗面周日想死，我只是一个还挺能活的有点精神病的小女孩，需要看医生吃药稳定情绪和睡眠！

但妈妈的眼泪还是刺中心脏的一根钢针。回家时妈妈讲起了县城一个跳楼的女孩，自杀的原因显然是糟糕的家庭，偏执的母亲，喋喋不休的争吵。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某天突然断裂的书包带，轰然散落一地的书籍让她在遗书里写下，我的人生也承受不了这么多的重量了，于是她从六楼一跃而下。

那天似乎是个好天气，她还在遗书里说，今天的天气真好，是个适合离开的日子。

讲起这些时她一直在哽咽，我知道，她在内疚和我爸同样糟糕的关系对我的影响，但话到了嘴边依然变成预想之中的“你要积极面对生活”。

我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只是安静地听她讲话，抚摸她的脊背，并在心里默默对她道歉：其实过去我手腕上好了又添的伤疤，穿孔和纹身刺进皮肤的痛感，已经替我挡了很多次那样的念头。

五

金爱烂在小说集《滔滔生活》中的一个短篇《刀痕》，用寥寥几句就刻画出了东亚家庭的共同困境：“爸爸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制造出状况，然后让妈妈做决定。”“我说要考私立大学，爸爸也爽快地同意了。妈妈反对，却会帮我交学费。爸爸只是赞成，却什么都不管。”这也是我家庭的写照。

像千千万万个相似的中国母亲，为了我，她努力维系着这段婚姻以及担负起背后种种责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考研辅导班的学费、工作初期的房租，几乎都是她支持我的；而在因为发色争吵的两天后，即将返回工作城市之际，我的行李箱里依旧塞满了她执意要带上的卤牛肉和饺子。

妈妈单纯的善意，让我永远愿意为她保留心底最柔软脆弱的一隅，在矛盾与痛苦的时刻，我只想像二十年前那个未成型的胎儿般，褪却一切，赤条条地蜷缩在她的子宫里，安心地睡上一觉。

而我呢？像《滔滔生活》的序言里译者所概括的，生而为小地方出生的女性，“抓紧稀少的可能性坚持学习、打工、为未来的生活累积资源”，“她们的身体和精神日复一日经历着希望的损耗，她们看得到父亲的衰弱，看到操劳又忍耐的母亲，等她们再看回自己，只觉得惘然、荒谬、愠怒。”

工作之后有次和妈妈打电话，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一个人在那边，别想家想得哭呀！”我局促地笑了笑，并在心里默默向她道歉：对不起，妈妈，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想家。

我也很想告诉妈妈，这个比她小二十多岁的孩子，已经在几年的历练和自我教育中摸索出了当代社会的生存法则，这显然是在县城的熟人社会所并不适用的。其实她已经可以一个人在大城市构建自己的小世界，缓慢地工作，缓慢地活。

今年春节前和朋友一起写对联、做饭，过我们的“春节”

六

我尝试过几次对妈妈交付内心的想法，但没有勇气向她展露我的内心世界，担心她会轻飘飘地把它消解掉。

再后来考研二战也失败后，实在无法忍受家里弥漫的控制欲，我立刻动身去杭州面试了工作并安定下来，但父母一直对此颇有微词，直到六月突然打电话说要来杭州找我谈谈，我才明白，原来他们不相信我在这边工作生活一切都能照料好，想让我尽快回家找个“合适”的工作。

特别是妈妈，她偏执地试图让我相信，没有她我就无法照顾好生活。但具体是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她自己也不清楚，只想着尽快让我回到掌控范围内“安排”我的生活。

我以一种一生只一次的决心写下了一封六页的信，颤抖地交给他们。

信的节选

在那封信中，我对妈妈坦诚道：

“妈妈，有些事情永远也不会失去，这么说可以获得你的原谅吗？你不满于我怪异的发色，孤僻的性格，不结婚的决定，但这些让我变成了一个很坏的孩子吗？”

妈妈流着泪看完了那封信，什么也没说，后来她在我的出租屋住了几天，去灵隐寺为我求了一串祈祷学运的手链，每天晚上做好饭菜等我回家，我们只是照常吃饭，聊些家常琐事。

妈妈在出租屋那几天，每晚下班回家都能吃到她做的饭菜

临走那天我问她要不要把那封信带上，她遮掩着说不用了，后来我在她的手机相册里，看到她拍下了信的每一页并点了收藏。

七

说起来很不可思议，在极度思念家的时候，我会去网上搜一些标记着“中式旧核”、“梦核”tag的视频。

那些如琉璃珠般色彩缤纷、裹着旧丝绒沙发质感般温情而遥远的画面，总能让我像重新回到羊水包裹的安全之中，短暂回到记忆里的童年，回到温馨的房间。

记忆中嘎吱作响的深色地板，梳妆台抽屉中的饰品藏着妈妈年轻的纪念，墙上挂着千禧年影楼风结婚照，柔光镜头下的两人笑靥如花。每天晚上我会钻进被子贴近妈妈的温热身体，听她给我讲故事，然后沉沉地睡去。

但我知道，一旦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萌发，我能回到的家只有这里了。

胳膊上最大的纹身，是在去年夏天交出那封信后最终下定决心去纹的，那个图案的构想是，哪吒乐队《他在时间门外》的白塔，结合花伦为《大象席地而坐》配乐的专辑封面，地图线化作血管和脐带的模样。我想，也许等我更勇敢一些的时候，就会向妈妈坦诚更多。

纹身也好，穿孔也好，“亚逼”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赞扬或戏谑的自嘲，我拥有自己全部的自由意志，仅此而已。

这些年在母女关系中，我其实心里一直明白，我和妈妈不可能达成全然的理解，但我始终要笔直地站着，诚实地面对她和自己，让她看清楚，自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坦坦荡荡的、大写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 （ID：biede_），作者：牯，设计：冬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