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和高教扩张，谁最受益？

很高兴能够介绍我们的论文！我和合作者分别对代际关系和教育/人力资本感兴趣，因此在头脑风暴合写论文的选题时，“代际教育流动”的想法一拍即合。

代际教育流动测量的是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举个通俗的例子，如果父母都不是大学生，而孩子读到了硕博，那么这个家庭的教育流动性就算是比较高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比较合理的教育流动水平有助于社会的开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回顾文献后我们发现，尽管近几年有一些关于代际教育流动的重要研究发表，但是聚焦中国的引入了父母和子女性别视角的研究里，最年轻的样本只覆盖到了1976-85年出生队列。

我们认为，中国198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和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张肯定改变了1986-95年出生队列的教育机会，而1995年及以前出生的人在2020年已经至少25岁了，绝大多数应该已经完成了或者正处于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硕博）。既然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公布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的2020年或以后的最新数据也发布了，我们四眼放光，火速一探1986-95年出生队列的教育流动。

数据与方法

在研究设计上，我们的论文是描述性分析，没有“烧脑”地追究教育政策变化对教育流动的因果效应。我们首先使用了1982年至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分性别和出生队列计算了总体水平上的教育百分位排名（educational percentile rank）分布（每一个类别的受教育水平对应一个排名，硕博的教育百分位排名最高）。相对于受教育年限或者分成若干类别的教育程度，教育百分位排名受教育扩张的影响更小。

然后，我们根据出生队列和性别，将教育百分位排名赋值给了抽样调查中的2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和他们的父母，计算了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的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高相关系数意味着子女“复制”了父母的教育百分位排名，即教育流动性比较低。

我们选取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3至2021年11期数据，样本量为83569，其中5079人属于1986-95出生队列。我们也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至2020年6期数据，样本量为40634，其中4334人属于1986-95出生队列）的数据做了稳健性检验。我们还探究了子代的户口出身（城市或农村）和民族（汉族或少数民族）在其中的作用。

教育百分位排名变化趋势

如表1所示，除了社会动荡导致的极个别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特定受教育水平的百分位排名在我国男性或女性中不断下降，符合年轻队列比年长队列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一般规律。举个简单的例子，年轻队列中读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本科学历越来越不稀罕，它的百分位排名就会不断下降。

在1986-95年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百分位排名首次低于男性，这表明在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男性。如果以所占比例为标准，那么我们的发现可以被解读为女性在高等教育处于劣势的历史趋势发生了扭转。这一结果与西方国家女性教育成就超越男性的研究结果一致。

教育流动变化趋势

如图1所示，从1976-85年到1986-95年出生队列，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在所有亲子对里面都比较平缓，即教育流动保持稳定，一些轻微的上升或者下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不断上升（即教育流动在中国不断下降）的历史趋势出现了停滞。

▲图1.按子代出生队列划分的中国亲子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结果）

注：高相关系数意味着子女“复制”了父母的教育百分位排名，即教育流动性比较低。

从户口出身来看，如图2所示，在1986-95年出生队列中，城市户口出身的子代的教育流动性明显低于农村户口出身的子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七十年代末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地区的严格实施使得城市的独生子女垄断家庭资源（或者说成为唯一被“鸡”的娃），与农村同辈人相比更有可能“克隆”他们父母在教育获得上的优势地位。

▲图2.按子代出生队列和户口出身划分的中国亲子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结果）

我们也发现，有一些证据表明农村户口出身的女性的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有所下降。《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扩张可能助力了1986-95年出生队列中的农村户籍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突破了家庭背景的限制（她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可能很低），增加了她们的向上教育流动，减少了她们在教育获得上的性别和户口双重劣势。

从民族身份来看，如图3所示，我们没有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教育流动趋势上的差异。因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0%，我们的少数民族样本比较少，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图3.按子代出生队列和民族划分的中国亲子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结果）

小结

近些年来关注社会流动的新闻报道和学术论文经常会引发“寒门难再出贵子”之类的评论，表明了很多人仍然抱有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理想。“贵”主要指向教育回报（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等方面），而我们这篇论文分析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呈现了1986-95年出生队列的教育流动。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与更多有关教育的研究形成对话。

参考文献

Hu，Y.，&Qian，Y.(2023).Gender，education expans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around the world.Nature Human Behaviour，7(4)，583-595.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3-01545-5

Song，X.，Massey，C.G.，Rolf，K.A.，Ferrie，J.P.，Rothbaum，J.L.，&Xie，Y.(2020).Long-term decline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50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7(1)，251-258.https://doi.org/10.1073/pnas.1905094116

Torche，F.(2021).Educational Mobi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 V.Iversen，A.Krishna，&K.Sen(Eds.)，Social Mo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oncepts，Methods，and Determina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2896858.003.0007

van der Weide，R.，Lakner，C.，Mahler，D.G.，Narayan，A.，&Gupta，R.(2024).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round the world:A new databas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66，103167.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23.103167

Xie，Y.，Dong，H.，Zhou，X.，&Song，X.(2022).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volutio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9(7)，e2117471119.https://doi.org/10.1073/pnas.2117471119

方长春，&风笑天.(2018).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基于CGSS 70个年龄组数据的历史考察.社会学研究，33(02)，140-163+245.

https://doi.org/10.19934/j.cnki.shxyj.2018.02.00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 （ID：Ms-Muses），作者：吴佳玮（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Guillaume Marois（同前，副教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研究员），责编：钱岳，制版编辑：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