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卸任：财富是否该有姓氏？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ID：FISF-Fudan），作者：寇宗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昨天是2019年9月10日，我国第35个教师节，马云55岁生日，阿里巴巴20周年。同时，也是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日子。

在很多人心里，阿里巴巴和马云是不可分割的。关于马云退休的消息，一年前刚刚宣布的时候，就曾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马爸爸”一手经营创办了阿里巴巴，却在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退休，这对于阿里巴巴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也有更多人看到了阿里巴巴成功的合伙人制度和人才培养晋升计划，使得失去“爸爸”庇护的阿里巴巴能够平稳运行，再度起航。

事实上，马云退休不是一时兴起。早在十年前，阿里巴巴就开始建立合伙人制度。在马云看来，合伙人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制度，而是维系阿里巴巴生态健康的一整套决策、人才和治理安排。阿里巴巴在这种合伙人制度下，已经完成了多次交接班：2013年，马云就将阿里巴巴CEO的身份交接给了陆兆禧，2015年，张勇又从陆兆禧手中接棒。

放眼全球，对于企业创始人而言，在寻找接班人的问题上都颇为踌躇。是将企业冠以姓氏，在家族内部传承下去，还是建立合适的人才储备体系，选贤任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的《财富是否该有姓氏？》一文看来，中国家族企业慎用外人本质上是经营效率与控制权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因为缺乏专利的保护，为了保障商业机密的独占性，技术传承只能采取“世代单传” “传男不传女” “传长不传幼”等方式。应该守住“自私的基因”还是让“有德者居之”？

中国有句古话：“创业难，守业更难。”一个人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发明先进的技术，创办成功的企业，积累大量的财富，缔造强大的帝国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而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成为“人生赢家”，就更是难上加难。的确，如何破解“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是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迟早都要面对的难题。

子嗣削弱财富优势的三种可能

在人类社会中，财富代表了选择自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就可以动用越多的外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从最一般的角度，每个人的目标都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让自己过得更好，二是让“自私的基因”传递下去。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让自己过得更好并不必然是低级需求，因为这不但包括了基本物质欲望的满足，也包括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而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看，尽管个体生命非常短暂，但若能绵延不息地繁衍后代，短暂的生命就会随着“自私的基因”而传之久远，可谓“多子多福”。

在生存繁衍的竞争中，财富往往意味着竞争优势。拥有更多财富的人不但更容易找到配偶乃至于更多或更好的配偶，也可以为自己的后代提供更加安全和优渥的成长条件，而这些终究体现为更多的子嗣。但富有哲理的是，财富的优势可以转化为更多的子嗣，但更多的子嗣却会削弱财富的优势。

这种反削机制至少有三个。

首先是数量的稀释。不妨通过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予以说明。假设在一个没有计划生育的传统社会中，一对生活富足的夫妇可以养育5个男孩，则由几何级数可知，经过三代繁衍，这对夫妇就拥有了155个男性后代。倘若创业夫妇是身家过亿的富豪，而代际传承的财富总量保持不变，且每一代都将所有财富以遗产方式留给后代，则到了三代之后，每个男丁家庭大概就只能是百万中产了。

其次是无谓的内耗。财产的代际传承好比一个分蛋糕的过程，对于每个有继承权的后代来说，他们固然知道“做大蛋糕”的重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会陷入内耗陷阱，不惜以牺牲“蛋糕”总量为代价来扩大自己分得的“蛋糕”份额。

再次是“纨绔子弟”效应。创业夫妇往往起于畎亩之间，知道创业之艰辛、竞争之激烈，挣得多、花得少，因而能够囤积巨额财富；而他们的子孙含着银汤匙出生，往往会成为将财富视为唾手可得的纨绔子弟。这些纨绔子弟花钱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挣钱的能力，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入不敷出，坐吃山空。

不可否认创业的富豪可能有非常能赚钱的后代，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会“青出于蓝”，但经过多代传承，上述三种反削效应会共同起作用，会不可避免地让富豪的子孙在平均财富后“泯然众人矣”。

站不上的“巨人肩膀”

若将静态的财富比作“金蛋”，企业就是那个“下金蛋的鹅”。每个成功的企业家，本质上是不但找到了会下金蛋的鹅，而且还掌握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孵化和饲养的方法。为了确保企业竞争力，这套孵化和饲养的方法必须带有独占性，要么是藏着掖着不可宣之于外人的技术诀窍或“商业秘密”，要么是他人即便知道了也难以模仿和复制的经营办法。

顾名思义，技术知识的“私密性”是商业机密保护有效性的根本所在，而保护技术的诀窍，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原则就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商业机密的使用和传承方式大都与创新者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就像电视剧《大宅门》中所展示的，中国民间大量的秘方绝活，都采取了“世代单传” “传男不传女” “传长不传幼”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虽然能够尽量降低技术诀窍泄露的风险，但是阻碍了知识共享，而且大大增加了技术诀窍的灭失风险。一旦某一代传人在将秘方绝活传授给下一代之前突然死亡，该秘方绝活便会随之不幸失传，甚至从此消失。

华佗之死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失传例子。据陈寿《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华佗既死，其各种医术绝活如麻沸散等全部随之失传，令后人常唏嘘不已。但唏嘘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佗不早一点将著作或绝活传授于他人呢？

实际上，华佗的确有不少弟子，如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等人，他们都曾师从于华佗，但从《华佗传》可以发现，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华佗的倾囊相授。他们的医术只是精于某个方面，或针灸之术，或养生之道，比起华佗之“全能”，那就差得太远了。长久以来，中国社会不但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也有师傅教徒弟“留上一手”的做法。即便是神医华佗，或许也难于免俗。

德与才：控制权与经营效率的抉择

家族企业是传统社会中最为常见的企业组织形式，其核心竞争力通常就是来自某些独特的技术诀窍。由此可知，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上最终必然会面临控制权与经营效率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技术诀窍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收益与市场范围成正比，故要做大企业收益，家族企业就必须不断开设“分舵”；但如前所述，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子孙后代通常会趋于平庸，企业经营能力无法与创业先祖相比。这种人才匮乏意味着，家族企业若要继续开设“分舵”并维持“分舵”的经营效率，就不得不雇佣家族成员以外的能人，而这又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控制权丧失的巨大风险。

站在家族企业的角度，“外人”本质上有两个关键属性，一是能力，二是忠诚。家族企业当然希望能够雇佣到既忠诚又有能力的“外人”，但相对于能力而言，忠诚是更难观察的，心怀不轨者也会积极伪装成忠诚不二。白居易有诗为证：“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所以，不到图穷匕见，谁忠诚，谁有二心，往往很难判断和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家族企业而言，不忠诚的“外人”，能力越高越危险，越有可能从“管家”摇身一变而成为新的“主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忠诚的担心显然超过了对效率的追求，因为家族企业在日常经营和代际传承过程中展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内卷化”特性。为了避免技术泄漏或丧失控制权，家族企业通常“小富即安”，宁可使用家族内部的庸才，也不会使用家族以外的能人；但也正因为无法使用家族之外的精英人才，面对市场竞争或者不利冲击，家族企业不仅难以做大做强，甚至通常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厄运。

帝国祸起萧墙

在很大程度上，帝国可以视为人类社会中最为成功的家族企业。而以帝位传承为例，即便只在家族成员内部选择继承人，选谁接班也是让皇帝们极其头疼的，最终往往“选”出一个能力泛泛的平庸之辈。很显然，为了让帝业千秋万代，皇帝需要在众多子嗣中挑选那个最有能力的，以便应对帝国未来的各种内忧外患。

但由于帝位的诱惑实在太大，各候选人通常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如“玄武门之变”所展示的，夺嫡之争有可能演变为兄弟反目、骨肉相残。这就意味着，在选谁接班的关键问题上，皇帝必然面临选贤任能与防止租值耗散的两难。

或许有人说：皇帝直接将帝位指定传给那个最为贤能的子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实际情况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虽说知子莫如父，但即便那些英明神武的开国皇帝也会在太子的立废之事上犯迷糊，因为到底哪个儿子最厉害，本质上是残酷竞争的结果，在事前是并不清楚的。

对皇帝而言，不管哪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谁杀了谁都不好，因而他们希望帝位传承最好能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但要顺利实现这个目标，皇帝必须做出让步，即帝位的继承者不能是他自己“挑选”出来的，而是要根据某个公开的规则自然“挑选”出来的。

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所有可能的规则中，嫡长子继承制最具普遍性，也最受推崇，因为其所产生的结果最客观稳定、最能避免争议。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嫡长子继承制虽然最大可能地避免了皇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却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帝位传承中的选贤任能。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嫡长子一定是众皇子之中最为德才兼备的那一位。由此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一旦连续几任皇帝都昏庸无能，再伟大强盛的王朝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和分崩离析。

《道德经》有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所以，不管是堆积如山的财富，还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继承者德不配位、才不服众，这些都终究会变成过眼烟云。

对创业者而言，想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传之久远，或许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真正地重视教育，让自己的后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第二，摈弃“自私的基因”，让“有德者居之”，让自己的所有财富和权力来之于民、还之于民，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加洒脱的永续传承呢？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ID：FISF-Fudan），作者：寇宗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