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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19:52
黄奇帆:股权投资大部分流向地产、债券及股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金台资本组(ID:jtzbz1),作者: 黄奇帆,题图来自:东方IC


编者按:


为抢占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制高点和主动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无不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共同选择,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应该确定哪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解决哪些重点环节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难、效率低的问题怎么解? “卡脖子”的问题怎么办?如何建立成熟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来培育创新型企业?针对系列问题,重庆市原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专门撰写长文进行了详细剖析论述。


获黄奇帆先生独家授权,《中国经济周刊》现将长文刊发,以飨读者。


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为抢占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制高点和主动权,世界各国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共同选择,欧美发达国家分别实施了“德国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法国未来工业计划”等战略,我国也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


总体来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有几重意义:


第一,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核心要义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一脉相承,对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至2017年十年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均每年带动GDP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增长贡献度近20%,有力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随着全球进入第五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坚实助力。


第二,这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拥有先进适用、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是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表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契合最新科技创新方向,能够带动大量创新投入、集聚大量创新人才、产出大批创新成果,推动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加速构建。2012至2017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高出50%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年申请量由16.7万件增加到36.8万件,占全球比例从不到30%提高到接近50%,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基因测序等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这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会带来人均产出的提升,最终实现收入水平的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规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人均工资超过10万元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3类均为新兴产业,分别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1.6倍、1.5倍。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正推动实现更均衡的公共资源配置、更便利的日常生活体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第四,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我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防范化解这些风险挑战,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策略,也需要强大的国防和军队作为后盾,这就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有力支撑。从各国看,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国防军事部门往往是最大的“客户”,美国发展集成电路、云计算莫不如是。这既是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力举措,也是新兴产业支撑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充分体现。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不仅将加速武器装备、指挥系统的迭代,更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面貌,我国唯有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赢得先机,才能更好应对未来国防领域的挑战。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涵盖很多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世界各国都根据自身产业基础与发展实际明确了主攻方向。比如,美国加速布局先进制造、精密医疗、大脑计划、智慧城市、太空探索、信息技术、量子、新能源等产业,德国重点发展微电子、材料研究和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英国致力于发展先进材料、机器人与自动控制、再生医学、大数据和合成生物等产业,日本主要关注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型汽车等产业。2018年10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明确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相关服务业等9大领域。


这里,重点谈一谈世界各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普遍看好、重点布局的5大类产业:


一是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是让机器学习理解人的智能并最终超越人的智能的一项技术。3年多前,AlphaGo和围棋顶级高手对弈获胜,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全球主要国家高度重视,纷纷制定战略、出台政策、投入巨资,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比如,美国出台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欧盟发布了《欧盟人工智能》,日本推出了《人工智能技术战略》,我国也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达到555.7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50%以上;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238.2亿元,预计到2020年可以达到500亿元。根据麦肯锡的预测,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可为全球GDP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为全球经济活动增加13万亿美元产值,其贡献率可与“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等变革技术相媲美。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有两个方面需要突破: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包括基础层的可重构AI芯片、技术层的语音识别、应用层的全面推广等,这需要政府和市场持续投入、合力攻坚;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观念的规范,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给机器开出“负面清单”,确保人工智能真正造福人类、而非“征服”人类。


二是5G产业。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经济,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等特点的5G技术,将逐步实现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视和万物智能,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据预测,未来全球将有超过7万亿设备联网,这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社会关系的重构将是全方位、颠覆式的。


今年6月,工信部正式发放5G牌照,标志着我国5G商用时代的到来,上海、北京、湖南、广东等省市已陆续发布5G发展三年计划,一大批“5G+”项目纷纷落地。当前,我国在5G基站、终端等领域建立了一定领先优势,但芯片环节仍是关键性制约,5nm技术芯片的代工、芯片和操作系统的研发依然受制于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国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补齐短板,5G产业一定能在“十四五”期间蓬勃发展,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万亿元以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三是新材料产业。新材料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发展新材料产业,2010到2017年,全球新材料市场规模从400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2.2万亿美元左右,翻了近6倍。同时期,我国也先后制定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等政策,实施“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大工程,新材料产业总产值由6000多亿元增加到3.1万亿元,增速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


但相对发达国家,我国新材料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32%的关键材料仍属空白,国外对我国实施的“卡脖子”项目中一多半属于新材料领域。下一步,我们应当着眼提高关键材料的综合保障能力,聚焦化工、钢铁等先进基础材料,稀土、先进半导体等关键战略材料,3D打印、石墨烯等前沿新材料重点发力,力争到“十四五”末行业总产值达到10万亿元规模,努力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跨越。


四是生物产业。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论断,“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近年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正以全新模式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扩散渗透,生物经济已演变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全新经济形态,全球和我国生物产业年增速基本都在15%左右,充分印证了施教授的论断。当前,全球各国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人们对延长寿命、提升免疫能力的需求日益旺盛。随着基因组学技术不断突破、合成生物科技研究推进,生物产业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必将进一步提速。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已居全球前三,但年研发投入只有美国的1/5左右,市场上仿制药高达95%以上。考虑到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持续发展的特点,我国要在该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应当奉行“两手抓”,既要着眼长远,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超前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生态系统;又要立足当前,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小型研发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最大限度降低获取新药、新技术的成本,努力打破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行业垄断。


五是数字创意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而成的新业态,具有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均已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创意产业经济带,美国重点发展电影业、娱乐业,英国重点发展广告、设计、艺术品产业,日韩重点发展动漫、游戏等数字内容产业。


这些产业看起来只是年轻人自娱自乐,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与日俱增:一是产业带动性非常强。一个广受喜爱的IP一经诞生,会迅速延伸出相关IP的游戏、电视剧、玩具等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前几年非常火的电视剧《花千骨》,从网络小说改编上映后,手机游戏同步推出,每月收入高达2亿元。二是区位依赖性非常小。


数字创意的产品并非实物,在国际贸易中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在传统货物贸易发展中不具有区位优势的内陆地区,可以与沿海发达地区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三是文化影响力非常大。借助数字技术,优秀的文化产品不仅能在本国流通,也将加速“走出去”,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VR、AR、全息成像等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还将进一步提速,在三五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一个10亿元级的新支柱产业。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


当前,我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要着眼技术创新、产业培育的4个阶段分类施策,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第一,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投入,提升“0到1”的原始创新供给水平。基础研究是从无到有的创新,是专家学者在高校院所的实验室、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里搞出来的,是掌握颠覆性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源头活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科技创新大国往往是基础研究大国,长期居各大创新型国家排行榜前列的英美法德日5国,拿了80%的诺贝尔奖。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一块突出短板。这里面,固然有中华民族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等形而上层面的原因,但从现实角度讲,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不足是关键性制约。从研发投入的结构看,去年我国全社会R&D投入近2万亿元,总量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相当。但基础研究经费共1090亿元,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仅为5.5%。


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都在15%—25%这一区间,亚洲国家里,日韩也在15%上下。从投入主体的结构来看,我们基础研究95%的投入基本是高校院所等公共部门,企业占的比重很小;相比之下,英美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中,企业能占20%—30%左右。尽管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短期内看不到预期收益,政府当“主力军”“先遣队”理所应当,但这样畸重畸轻的结构,是难以持续的。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要实现“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必须加快补上基础研究这块短板。对政府投入而言,关键要充分调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积极性”,鼓励有条件有基础的省市加大配套投入力度,探索央地联合设立专项基金、联合引育科研团队、联合开展国际合作等新模式。对企业投入而言,关键要抓住政策激励和金融引导“两个环节”,加大基础研究所得税加计扣除、增值税进项抵扣力度,引导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投入力度,推动形成全社会关注基础研究、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的强大合力。


第二,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畅通“1到100”的创新成果应用渠道。科技成果转化,是新原理、新规律转化为新技术、新应用的关键环节,是连通“书斋”与“市场”的重要纽带。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效率低,转化率仅有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造成了极大的科技资源浪费。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有创新成果本身质量不高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缺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手段。


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激励和专利收益分配,激发科技人员和机构的巨大创造活力,是各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通行做法。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1/3归学校或者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成果发明人现金和股权奖励最低比例从20%提高到50%,充分调动了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2017年全国高校院所转让科技成果合同金额增长66%,合同平均金额增长24%,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股权奖励增长24%。但同美国《拜杜法案》相比,我国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的激励,缺少对转化专利企业的激励。我们应当充分借鉴《拜杜法案》,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各方积极性广泛调动起来,特别要充分发挥企业整合技术、资金、人才的优势,鼓励产学研联合设立技术转移机构,不断拓宽新技术的转移转化渠道,拓展新产品的市场应用空间。


第三,更加重视创新型企业培育,加快“100到100万”的大规模产业化。所谓100到100万,就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力的过程,往往也是一家创新型企业壮大成独角兽企业的过程。与传统行业的企业不同,创新型企业靠核心技术竞争,靠多轮融资成长。从全世界范围看,培育创新型企业,靠给补贴、给土地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关键要建立成熟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投资市场。美国几乎所有创新型企业,都有PE、VE的影子,一家facebook前后经历十轮股权融资,估值从500万美元一路飙升到500亿美元。


在培育创新型企业的过程中,股权投资基金至少发挥了3重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价值发现的“啄木鸟”。股权投资基金凭借自己的行业经验“慧眼识珠”,在各阶段提供合理的价格支持,最终促使企业上市时得到一个合理的股价。二是企业壮大的“催化剂”。新兴产业普遍都是长周期、高投入,政府几百上千万的财政补贴、评优奖励基本就是“杯水车薪”。相比之下,股权投资基金资本实力雄厚,不会逼企业马上盈利套现,可以一轮接一轮巨额注资。三是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很多初创企业的老板,有好点子、好技术,但是不太擅长市场营销、组织管理,这方面,股权投资基金就可以帮助企业迅速提升。


相比各类VC、PE资本总量10多万亿美元的美国,我国股权投资市场规模还比较小,今年上半年刚刚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且大部分用与投资房地产、债券及股票,热衷于赚快钱,能瞄准科技产业A轮、B轮长远投资的少之又少。今年6月,科创板正式开板,对加快股权投资市场发展,促进独角兽企业成长,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


当前,应重点做好3项工作: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一门心思当好LP,大胆放权给专业的GP团队,支持他们自主选择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的创新型企业,少干预,少分利,少夹“私货”。二要适当给予股权基金以税收优惠,既可以探索对投资高科技项目的基金执行15%的所得税率,也可以试着将投资损失在纳税所得中进行抵扣,以激发基金的投资积极性。三要严格“负面清单”管理,不允许基金搞非法集资、名股实债、固定收益回报、高息放贷和投机活动,防止出现金融乱象。


第四,更加重视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之后的链式反应。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的生态系统更加复杂,对专业化分工、网络化协作、集群化发展的要求更高,仅仅依靠单个企业无法实现技术革新和批量生产。从发达国家看,无论是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还是德国斯图加特的高端汽车产业,抑或日本筑波的电子产业,都呈现显著的集群化发展特征。


当前,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关键要抓好“三种集群”:一是推动上中下游产业链垂直整合。着眼补链强链抓招商引资,以处于产业链中心环节的龙头企业为牵引,聚集研发、生产、零部件、结算、销售等多个环节企业,以此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推动同类企业扎堆集聚。把彼此间有竞争关系的品牌商聚到一起,既可以形成对上游技术研发、零部件配套的稳定需求,还可以“东边不亮西边亮”,避免因单个企业生产经营“大起大落”,影响整个产业集群的稳定健康发展。三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广泛聚集现代金融、工业设计、监测评估、营销服务等领域企业,这不仅能够促进产业链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也能够更好适应当前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新趋势,进一步增强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金台资本组(ID:jtzbz1),作者: 黄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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