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当制片人，到底有多难？

作者 | 苏行

编辑 | 师烨东

“2018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网大的剧本，投资人觉得不错，但是一直没有落定投资。直到我一个擅长应酬的朋友和资方吃饭喝酒，最终才搞定投资。项目收益不错，资方计划和我们谈了接下来的一个项目。但是要签合同的时候，投资人却和我说，去旁边的酒店里开个房间谈。然后我直接就走了。”

这是毒眸“请回答，女性制片人”沙龙上，青年女性制片人米路分享的故事。

英国电影产业学者Stephen Follows调查发现，2018年，全球制片人中只有26.4%为女性。女性制片人进入这个以男性居多的行业后，往往要面临着性别歧视、性骚扰、不被看好、体力较男性存在天然的劣势、家庭事业难两全……甚至连被质疑不适合操作商业片，都是仅仅因为性别带给这些制片人的困扰。

难道“女性”和“制片人”这两个身份间似乎天然就存在壁垒？就算坚持下来也只能被打上“拍不了商业片”、“不顾家”之类的标签？

为此，毒眸“请回答，女性制片人”沙龙邀请了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滚蛋吧！肿瘤君》《闪光少女》《找到你》制片陈洁，北京太合娱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阳光灿烂的日子》《大腕》《李米的猜想》制片人付佳，阿里影业制片人、《赤壁》《非诚勿扰》《铜雀台》制片鲁岩，《玉观音》《北京遇上西雅图》制片人谭芷珊、Sir电影创始人何君，探讨她们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性别问题及解决之道。

女性当制片人，到底有多难？

女性想成为一名制片人，或许从准备进入这个行业那一刻起就要面对重重难题。

将要毕业的北京电影学院制片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生林希（化名）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尽管学生阶段已经有在大小剧组的制片工作经验，但在一次面试中，面试者因为她是女生，对她能否独立执行一部作品产生了怀疑，并且对她丰富履历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针对很多项目中的细节进行了提问，如“项目是怎么来的”、“如何与主创结识”以及“与项目中某人的私人关系”等，这场面试最终持续了四个小时。

就连林希的老师也不看好她毕业后从事制片工作，还建议她“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女生没必要选制片这样辛苦的工作”。林希感到十分困惑，认为自己还年轻，在精力和家庭上没有太大问题，也有工作热情和能力，为什么不能做制片工作？而在面试求职的过程，有些公司明文要求只招男性，她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踏入这个行业之后，对于女性制片人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这个资源多被男性导演、制片人掌握的圈子，一个影视圈的女性可能无时无刻都要面临应酬和性骚扰的难题。

实际上，不仅是在沙龙上分享了经历的米路，女性在影视行业遭遇性骚扰的几率是惊人的。由哈维·韦恩斯坦丑闻发酵而来的#Me Too运动爆发后，影视行业性侵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今日美国》于去年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好莱坞843 位女性从业者，涵盖了制片人、演员、编剧、导演、剪辑、摄像等各工种，其中94%的从业者都遭遇或见过职场上的不正当性行为，其中21%的受访者透露自己至少一次被迫做出过性举动。

Me Too运动

中国影视行业里，也屡有女性从业者被性侵的消息传出。2011年，港媒报道，19岁的陈嘉桓在剧组聚餐时被同组男星陈浩民、马德钟强吻、摸胸；已故香港演员蓝洁瑛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被两位影视圈大佬侵犯；演员杨采钰去年也在微博发文称，自己一位女性好友险些被某位知名导演强暴……

即便过五关斩六将杀入制片行业，往往事业刚有起色之后，大多数女性制片人又不得不在当打之年面临家庭与孩子的问题。尽管一些从业者认为，“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性别偏见，但在中国，作为家庭运转的重要角色，妻子、女儿、母亲集一身的女性工作者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这个话题往往难以规避。

马伊琍多次被问“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

另一位毒眸沙龙上的分享嘉宾意如（化名）告诉现场观众，她二胎怀孕五个月的时候还在拍摄现场跟进，结束一天16个小时的拍摄后，还要召集各部门安排第二天的拍摄计划，对于一个三十多岁怀着二胎的女性来说，体力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男性和女性在从事这一工作时的差异，甚至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是不是会更加得心应手”。

尽管一个女性选择从事制片工作，可能会面临不被看好、职场性骚扰、难以兼顾家庭等多重问题，但《北京爱情故事》制片人李亚平此前在接受毒眸采访时谈到，“现在制片环境越来越好，对女性越来越有利，社会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很多物理上的差异正在被缩小。”她相信，女性也有能力打破那些“束缚”，“人生边界是自己定位的，和性别无关。”

“不接受女制片人的公司，没必要去”

尽管行业的新人需要面临重重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电影产业仍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女性制片人。而今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影视圈也出现了更多的女性影人——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用成绩证明，她们可以在这个圈子做得很棒。

针对林希遭遇的职场性别歧视，在何君看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自己的心态都要放平。她以Sir电影的招聘电商客服为例，讲到曾有男生前来应聘，HR同样会质疑男性是否足够细心胜任这份工作，但这未必就包含性别歧视。而在与合作方共事时，何君认为应该提前讲明自己的底线，如果真的遇到骚扰因此失去了一些机会，也并不值得担忧，只要有好的项目和能力，仍然能找到合适的合作方。

付佳对于职场性别歧视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更为霸气：“一个公司不愿意接受女性做制片人，这样的公司不去也罢。这个行业是认实战、认能力的，无论男女，只要肯干，就能被人看到。女性做制片人的优势就是韧劲强，很多事情可能把你压得特别弯，但一定折不了”。

对于女性来说，比起性别上可能遭遇到的不平等对待或是困扰，在工作之余如何平衡家庭生活这个问题可能更为棘手，孙莉、陶虹、鲍蕾等女演员都在当红之时选择为家庭归隐。

谭芷珊分享了她的方法论，在她看来，与其把工作生活看做对立的两个部分，不如让他们有机结合。她常带两个孩子去片场，孩子能到各地见识、结识各种艺术家，对母亲的工作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亲子间距离也不会因为家长忙于工作而疏远。

为平衡工作生活之间的关系，何君也将自己的日程细化到了半小时，并且每天一定会划出时间跟孩子相处，周末她就将自己交给家人。她还提到，女性如果创业或独立负责项目，就要把丈夫当合伙人、把父母当高管，这样才能有效管理家庭，工作生活两不误。

陈洁则谈到，所有选择背后体现的都是从业者如何认知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为了在承担孩子培养责任的同时能兼顾工作，她在自己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对不起，你有一个很热爱工作的妈妈，请接受这样的妈妈”，创业前她就给合伙人打“预防针”，“我要给孩子留出足够的时间，你们能接受的话我们再合伙”。她还打了个比方，比如以前一个小时能够跑一百公里，同时拥有两个身份之后，她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能跑八十公里就好了。

像意如这样有了身孕还要凡事亲力亲为的制片人，付佳也建议她，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亲自跟组，要像陈洁说的那样，学会把自己从一百调整到八十。对于制片工作来说，行动力、执行力是首要的，只要安排好各项工作，意如不必每天都在现场。

无论是性别歧视、性骚扰、无穷无尽的应酬，还是家庭工作难兼顾的问题，可能都是众多女性从业者在工作中共同情况，在付佳看来，如果选择了在这个行业打拼，那么这些事情都要“扛下来”：“几个年轻的小师妹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同身受，可以说我自己都经历过，甚至掉眼泪的事儿也有，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并且想在其中奋斗，那你就要把这些事情扛下来。”

 “外界怎么看，和我有什么关系？”

而对于女性制片人来说，解决了性骚扰、家务事等问题并不代表万事大吉，来自外界的刻板印象，同样可能是她们发展事业上的阻碍。

在毒眸对读者进行的调查问卷中，50%的读者认为女性制片人可能比男性更难生存，另外40%觉得不一定，只有10%的人认为女性不会比男性生存困难；而制片人的家属同样对男性、女性从事制片工作有相左的看法，相比所有受访制片人家属都看好男性从事制片工作，只有75%的被调查对象看好他们的女性家属从事制片工作。

认为女性可能干不好制片工作，不仅仅是来自于人们的偏见。实际上，Stephen Follows的调查显示，即便在全球，在所有制片岗位中，职位越高，女性比例越低；而女性制片人的职业生涯也经常容易被限定在了小成本制作中：预算在500万美元以下的电影中，女性制片占23%，但预算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电影中，女性制片只占16%。随着项目资金、规模扩大，女性担任现场制片的比例也大幅下降。

随着电影预算的增加，女性担任制片人的可能性也在下降（图源Stephen Follows.com)

对此，沙龙上的几位嘉宾则全部给出了统一的回答：业务能力过硬的人才能生存，无关乎性别。

谭芷珊直言自己非常幸运，赶上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当时香港电影行业的问题在于“钱多人少”，所以无论男女只要是人才就会被吸收进行业；而对于现在的环境来说，人才仍然是缺失的，只要有能力，就会有机会，不管是男还是女：“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如果是一个选择要长期做下去的人，陪不陪喝酒、抽不抽烟是没关系的，只有你自己有能力才能走的远，你没有能力喝多少酒你也待不下去。我妈经常说我穿得不好看，但是我告诉她别人找我是因为我的业务能力，而不是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谭芷珊曾为《红番区》《奇门遁甲》等港片的制片人

在谭芷珊看来，除了要有业务能力，自信也是女性在工作中的必需品：“我们做制片做拍戏的，体力活是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是你的脑子。我们有一句笑话是你跟下田的牛去比谁更壮，你肯定比不过。你要比的是业务能力和脑子里的东西。女性制片人更应该相信自己，如果你自己怀疑我是女生，我能不能做好，那别人如何相信你？”

曾参与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大腕》等影片制作的付佳也谈到，女性在挖掘好故事的时候可能更加敏感。在刚一接触《李米的猜想》剧本时，她就认为这是一个好本子，看完之后让人热血沸腾，但周围同事都觉得“没什么好拍的”，只有她坚持推进这个项目。实际上，曹保平完成这个剧本后，因为没钱、没人，剧本足足被搁置了两年，付佳加入后，才敲定了主演周迅和主要投资。

《李米的猜想》

2008年，影片终于得以上映，成片印证了付佳的想法，曹保平借此片拿下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周迅也凭借李米这一角色获得了亚洲电影节大奖最佳女主角等多个重要奖项。

为了在业务上精进，女性努力起来一点不会比男性差。2004年入行后给吴宇森导演做助理的时候，鲁岩每天晚上都要跟导演提前想第二天的创作思路，常常一天只睡3-5个小时。之后鲁岩发现制片人这个行业并不是吃青春饭的，而是一个需要从业者把自己培养成“长期主义者”的工种。于是她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做一个项目都要“晋级”，“这部戏是制片助理，下一部戏就要做制片副主任，做过统筹工作后，再下一个项目就做后期总监。我不能赌我明天爆红，这不是那种爆红的职业，它需要你把每件事情勤勤恳恳的做好，所以我把每个工种都做了一遍。当你做完这些事情，有一些更宏观的认知出现，它会让你更充实和精进，这是真正的财富。”。

去年制作《小猪佩奇过大年》时鲁岩也是身兼数职，不仅需要倒北京、英国、美国三个时差和当地团队开会，中间还要抽时间带孩子睡觉。尽管工作量非常大，鲁岩却不觉得辛苦，“头一天再累，第二天都能满血复活，我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想要的正是像海绵吸水一样不停学习。”

至于那些不看好女性制片人的杂音，陈洁则告诉现场观众，“外界怎么看，觉得女性是否能胜任，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做好工作开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