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视角，看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JLU-BRRC），作者： 李晓，原文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李晓教授于9月22日在“2019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发言，头图来自：东方IC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借这个机会，我想谈谈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这就是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来看国家崛起。大家知道，经济学基本上有三个维度，历史、逻辑和数据。今天我主要侧重从历史视角来阐述这个问题。

今年8月5日，人民币汇率破7，同一天美国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从时间的接续来看，美国应该早有应对预案和周密准备。正如我一年前指出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只不过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序幕，之后很可能就是货币金融领域的摩擦，这恰恰是美国最具有优势的领域。

去年年底，我在《国际经济评论》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权力 ——中美贸易争端的货币金融背景及其思考》，算是对即将到来的中美货币金融摩擦提出了一个警告。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不仅存在规则脱钩、产业链脱钩这些所谓“去中国化”的危险，同时还存在着美国对华实施金融制裁、打击，以及两国在货币金融领域发生剧烈摩擦的危险。一旦美国认为有必要或者有机可乘，就一定会下手。毕竟，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了美国各界的阳谋。面对这样的外部压力，党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起到了稳定市场、稳定人心的作用。

最近，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崛起和发展？

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金融是国家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放眼古今中外，国家政权的巩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外乎有两个：第一，钱从哪里来；第二，钱怎么来？

今年我去了意大利三次，两次公出，一次是暑期的私人旅行，主要去了以托斯卡纳为中心的文艺复兴之地，但是我更大的兴趣在于，这个地方不仅是文艺复兴之地，更是区域债券市场的重要发源地，这是人类伟大的金融创新。因而虽然也去了威尼斯、热那亚，但我更重视佛罗伦萨和皮亚琴察。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过：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连年的战争使得该地区各个城邦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危机，其中佛罗伦萨的债务在十五世纪初的二十几年里增加了百倍，城邦政府借款的规模已经达到收入的70%。由于城邦国家的居民从事商业或手工业，农民要季节性地耕种，他们是不会去打仗的，于是城邦间的战争主要是靠雇佣军。

我在今年的意大利旅行随笔中曾写了一篇《打仗就是打群架》，描写了当时以弗洛伦萨为中心的城邦之间雇佣军打仗的事情。所谓雇佣军，就是被人花钱雇来去作战的职业军人，所以战争持续的结果自然是雇佣军的要价越来越高，而他们的伤亡率极低，一场战争打下来仅仅死一两个人很正常，所以我说是“打群架”。

雇佣军有这样一个规则：既然我是出来赚钱的，便绝对不能死，造的所谓的一些“规则”，如故意拖延战争、不杀俘虏、战鼓猛擂冲锋极少等等，有些非常好玩的故事。

如此一来，城邦政府要花的钱越来越多。钱从哪里来，钱怎么来？这两个问题考验着佛罗伦萨政府的智慧。

结果是城邦政府不得不向市民借钱，政府支付利息，如果市民急需现金，可以把这部分贷款出售给其他的市民，这笔贷款就成为一个流动性资产。这其中，以美第奇家族为核心的寡头政府为佛罗伦萨债券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正常运作奠定了重要的信用和法治基础。与专制的、随时可以赖账不还的世袭君主不同，佛罗伦萨城邦的债券发行人通常就是债券购买人，这是佛罗伦萨城邦政府发债的一个重要特点。当债务的发行越来越多、拖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一个公共债券市场就慢慢地形成了。

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东西方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影响格外巨大，缘由在于战争的频率和形式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与欧洲相比，中国是一个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国家，所以我们有了比较早的国家统一过程以及长期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土地财政，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更多地依靠汲取型的财政模式来维持运行。而且，由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经常是周期性面临着西北部或北部少数民族的袭击，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修建长城就可以发挥御敌作用。因此，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华帝国的冲击更多地是强化中央政权，至多是改朝换代，体制上从头再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家的统一使得市场类型由国际贸易变成了国内贸易。由于国家拥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的能力，使得各种贱金属而非贵金属开始充当货币，再加上中国本身贵金属就很稀少，所以天生具有世界货币属性的金银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没有了关系。附带说一句，中国历代政府实施海禁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为了抵御海盗，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贵重金属外流。所以，这种发展路径与分裂的欧洲是不一样的，因为欧洲一开始就是国际贸易，同一地区内部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所以货币天然成了金银。

货币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对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非常关键性。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和货币体制影响非常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从未存在过真正统一的货币体制，更无法形成本位制也就是全国价值尺度的同质化过程。即便是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放开了“海禁”和“银禁”，以及1581年“一条鞭法”实施以后，也只是在地区之间的贸易中使用银，地区内部的贸易依旧主要使用铜钱等货币。

第二，货币与实物、劳役等多种财政收入长期并存，使得税费不分，税轻费重的现象层出不穷，“黄宗羲定律”成为常态，乃至财政困局几乎成为左右中国王朝更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大航海时代来临后，特别是美洲金银的发现使中国成为白银帝国，持续了四百年之久，其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将主权货币委托于国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金本位制度后，中国依旧是一个白银帝国，不仅出现了巨大的汇兑损失，更无法建立起货币信用，现代货币金融体系无法展开。

第四，中华民国虽然于1933年废两改元，蔡元培等人在1934年到1935年间主张实行金本位计划，但最后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法案”等诸多原因而流产，并最终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而中断，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金银券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货币的国家信用一直无法得以确立。

历史地看，中国的发展依靠“以文字统一为基础的文化+内向型财政支撑的军事政治力量”而实现，而分裂的欧洲的发展则主要是依靠“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外向型债务体系支撑的军事力量”而实现。这两个路径的差异使东西方出现了发展道路的重大分野。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维系精神上的欧洲的重要支柱。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统一的欧洲在地理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帝国推行基督教以后，基督教使得欧洲有了一个统一的信仰，这是欧洲即便在分裂、长期混战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产生信用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从非马克斯·韦伯意义上讲，基督教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与此相比，以文字统一或文化统一为核心的中国难以形成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信用基础，中国的信用基础基本上是沿着血缘、亲缘和地缘这样一个依次递减的关系展开的，这使得信用特别是金融信用无法充分扩展。

也许是过早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战争的发动及事后的处理等一般只涉及到财政问题，也就是财政的汲取和分配问题。历史上中国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应付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入侵，除了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以外，国家内部可以较长时期实现安定。因此，为了频繁的战争而融资的需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但是欧洲不一样。欧洲开放的地理环境使它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长期紧张的外部压力，战争是一个常态。1490年的时候欧洲有200多个政治实体，到了1890年的时候，经过了400年只剩了30几个国家，一战以后成了20来个国家，按照查尔斯·蒂利的看法，这样激烈的战争导致的国家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力量的结果。

打仗，打的是钱。那么，钱从哪里来，钱怎么来？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每一个国家的国王。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主要有四种力量，一个是国王，第二个教会，第三个地主，第四个商人。其中国王是最大的地主，他需要动员各种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政治抱负来服务，所以他的选择非常重要。

实际上，中世纪中期以前国王的主要选择是教会和地主。因为教会控制人们思想和信仰，同时国王为了获得执政合法性一定要和教会联系起来，同时作为最大的地主，他本身与一大群中小地主形成了特有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是封建社会体系。

中世纪后期以后，在热兵器取代冷兵器后，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成本急剧上升，以往为封建主临时拼凑而成的雇佣军或者是封建体系下的其他军队几乎丧失了作战力量，必须建立现代化常备军，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打仗，军队都要一定要长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为准备战争、支付战争费用与弥补战争损失等诸多成本之高昂，已经远远超过了缺乏弹性的税入所能够承担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的选择开始发生变化，商人取代大地主成为国王的主要支撑者，原因只有一个，商人有钱。所以，商人在国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开始迅速提升，金钱与政治的结合日益紧密，互为一体。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就是来自商人。

那么，怎么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说法，雇佣劳动和高利贷利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早已存在，但是它只有同国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能成为资本。因为资本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家成为最大的借贷者，如此信用、利润才得到保障。

实际上，正是由于国王向商人大笔借贷，并且以自己的税入逐年作为抵押或逐年偿还，为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相应的，为国王借贷资金的商人日益专业化，银行家和金融家这个职业开始出现。

利润巨大的成本是风险高昂，虽然国王可以以某个城市、某个国家一年或者几年的税入作为抵押，但是所有人借钱给国王赚钱的前提只有一个，国王要打赢。如果一旦国王打败，甚至是屡战屡败，商人们一定血本无归，历史上无数商人、家族，包括银行家，就因为借钱给国王而破产。

历史经验表明，面对风险的巨大压力银行家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们必须不断地为借贷资本的盈利和风险分散而殚精竭虑。

在国王的信誉无法确保的情况下，经常是债务本金无法偿还，只是债务利息不断增长，这种导致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的出现：由于债务利息随着无法偿还的本金的增长而日益增值，经营债券业务成为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它不仅可以使债务流动起来，持有债券的人可以在急需资金的时候打个折扣出售出去，也可以分散债务风险，通过击鼓传花的方式免得风险全部砸到自己手里。这样，债券市场产生了。

讲到这里，我说的已经不是佛罗伦萨，它只是一个城邦，我讲的主要是欧洲的区域性债券市场。

这种债券市场对于政府的财政信誉有着极大的考验和约束。据我所知，热那亚的银行家们是欧洲区域性债券市场的主要推动者。热那亚的银行家当时有两个主营业务，一个是为西班牙国王投资理财，再一个在东西方与南北欧之间利用金银利差来盈利。由于利用利差盈利受到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威尼斯的商业竞争，所以后来的热那亚银行家的主要业务就是替西班牙国王理财。

作为热那亚人规避西班牙国王信用风险的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结果，1561年热那亚与西班牙之间的货币借贷凭证开始可以转手倒卖，这在历史上被欧洲人称为调剂债券。随后在1579年，他们在临近的皮亚琴察组织了调剂债券交易会。

我在今年8月特地去了趟皮亚琴察，这座风景优美的罗马古城位于米兰以南大约60多公里处，是一个非常安静、典雅的小城，现在依旧留存着许多古迹。但有关债券市场的遗迹没有了。皮亚琴察的债券调剂交易会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皮亚琴察债券交易市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的、区域性债券市场。

布罗代尔曾提出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他说，资本积累的最初源头并非是利润，而是利息，是国家债务而非雇佣劳动。

皮亚琴察债券市场对欧洲影响非常大：第一，它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化进程加快；第二，促进了官僚系统的发展，使得每个国家围绕着应对战争的资金融通、战争债务偿还、战后赔款、调剂债券交易等方面的专业化官僚系统得以形成；第三，以资本家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得到较快发展，拥有资本的人开始进入法律制定与执行部门，法律开始保护积存资本的人，资本积累得以展开；第四，进而，权力制衡的理念逐步在市民社会中得以确立。

进入17世纪以后，国王的借贷有了一个新的来源，这就是商业银行。随着荷兰商业银行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成为构筑更加健全的信用体系的核心，这使得皮亚琴察债券市场在1621年中止了。但是“钱怎么来”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为国王的信用实在是太差了，经常赖账、毁约。所以，国王如何确保信用，以及哪一类国王能够确保信用、更加持久地筹措到更多的资金，成为问题的关键。

17世纪有三项非常伟大的金融创新：

一个是1609年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也就是汇兑银行，其实它也是中央银行的雏形；

第二个是1656年的瑞典中央银行，因为它采用了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使得存贷款业务可以展开；

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1694年英格兰中央银行，它建立的原因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来自荷兰的奥兰治公爵、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成了英国的王，在面临着詹姆士二世复辟的危险、英国与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国王需要发120万英镑的债。当面临发债困难的情况下，国王授权给能够购买债券的银行或机构成立一个股份公司，并给予其包括可以发钞在内的三项特权，由是组建了英格兰银行。它就是为国王筹120万镑的战争经费而成立的。

汇兑银行、中央银行制度、股份公司制度等都是荷兰人发明的，荷兰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的银行家可以接受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作为贷款的抵押或担保，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明，它使得商业银行贷款与股票购买之间的联系起来，股份公司、交易所与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

那么，荷兰为什么要如此发展金融业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战争。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荷兰作为西班牙帝国的边缘之地，以其当时松散的政治联合，硬是凭着自己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及其强大的筹资能力，把强大的西班牙帝国给拖垮了。从广义的角度讲，尼德兰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是把意大利城邦国家的体制转变为民族国家，同时又继承了城邦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它是国家体制建构的一次成功转型。

可以说，1694年英格兰银行所继承的正是荷兰的货币金融制度。历史表明，它对英国的崛起与国家发展意义重大。它不仅支撑着英国打赢了包括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内的许多战争，更是率先解决了国家或者说国王的信用问题。

白芝浩曾经在《伦巴第街》一书中详细讲述了英格兰银行的产生、运作及其作为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他揭示出英国崛起的秘密正在于，依靠权力制衡制度下中央银行的信用，通过发债来获取战争资金，以“军事——债务”的一体化来支撑国家的扩张。当时，英国的银行同业存款是欧洲的几倍，法国等所有欧洲国家由于没有银行或银行体系不发达，无法将民间资金汇集为起来进而形成货币市场，也就无法为国家动员更丰富的社会资源。

更有意思的是，与法国国王动辄废除自己所欠的债务、赖帐不还并导致信誉低下、借贷利息极高的情况相比，君主立宪的英格兰政体由于国王的权力受限制，财政信誉极好，即便国王背负了巨额财政赤字，依然可以在战争的关键时期筹措到大笔资金，并最终能在财政上将对方拖垮。可以说从那时开始，英国所有的对外战争都是靠着能够获得持续性的资金而打赢的，这是促使大英帝国崛起的核心所在。

到了18世纪中叶，伦敦债券市场欣欣向荣，当时英国政府发行的统一公债成为伦敦债券市场的主导，而且流动性极强，并因此吸引了大批国外投资者。1756年至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是关系到英国崛起的关键一役，在战争初期局势不利的情况下，英国人凭着自己的信誉和借贷能力硬是打赢了这场战争。在1793年~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国债增加了3倍，总额高达7.45亿英镑，是当时英国GNP的2倍多。这是当时所有欧洲国家无法做到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国会本质上转变为偿还借款的征税机构，相应的，所谓的英国民主也成为国王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而给予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即借款人的一种补偿性的制度安排，而民族国家则成为它的国家动员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王权受到约束，政府的权力受到了议会的制约，英格兰政府在关键时期不得不把军事后勤等重要的国家资源及其筹措外包给商人，这从另一方面促起了商人阶层的崛起，更促进了英国现代商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再来看看后发展国家的金融发展与崛起。

首先，我们看看亚洲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于1882年建立了中央银行，1889年编制了第一部《大日本帝国宪法》，随后于1894年~1895年同中国打了一场甲午战争。为了准备与中国打仗，日本的资金筹措完全依靠内债，而且不是靠发达的金融体系来进行的，主要是通过提高税收与国民捐款，甚至明治天皇的母亲都将首饰捐出来，硬是举全国之力跟中国打了一仗。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而且包括“三国干涉还辽”赔偿在内我们共赔给日本2亿3000万两白银。日本用这些白银干嘛了呢？日本银行用其作为抵押，请英格兰银行帮助日本在1897年~1898年实现了金本位制度。因此，日本为五六年后的日俄战争所做的最大准备，不只是军队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凭借金本位制度的信誉可以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国外金融市场发债。大家注意，日本和中国打的甲午战争完全是靠内债，但是打赢俄国靠的却主要是外债，换句话说，靠的是用中国赔款所建立的金本位制度。

我们再来看看德国的例子。这是个反例。我们知道，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和1929年~1933年大危机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迄今为止德国央行甚至欧洲央行都对通货膨胀忌惮无比。但问题是，从一战期间所有交战国的公共支出来看，英国、美国、法国远远超过德国。

那为什么一战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是德国而不是这些国家呢？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那时候德国恰如甲午战争前的日本，只能在国内筹资，它被排除在国际债券市场之外，或者说国际债券市场不允许它发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政府为了筹资不得不向中央银行借了大量的短期贷款，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货币超发的过程，由于政府实施战时物价管制政策，通货膨胀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就是必然的。所以，一个国家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的对外融资的能力和环境非常重要。

当然，英国只是树立了一个榜样，并不是所有国家可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信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三种国家类型：一个是封闭性的财政汲取型国家，以中国为典型；二是开放性的财政汲取型国家，以法国、德国为典型；三是开放性的财政信用型国家，以英国为典型。

大家需要注意，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而言的最大恶果其实不只是割地赔款，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金融控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知晓国家与民间金融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所以绝对禁止大清与自己的任何民间金融机构包括票号发生业务关联，所以包括战争赔款都是由它们来控制，用我借给你、你再偿还的方式堵住大清政府同民间金融业的联系，这一点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西方主要银行机构控制了中国对外清算和结算系统，是最为致命的。

历史地看，我们在15世纪以来的金融发展与国家崛起的经验或教训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启示：

首先，对于国家崛起而言，“钱怎么来”的问题比“从哪里来”更重要，15、16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国，凡是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大多成功崛起，那些政府权力受到很少限制的几乎未能免于衰落的命运。其核心要素在于，它们汲取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与效率不同，凡是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其竞争力一定很强，发展或者崛起的可持续性也同样强，这背后是政府信誉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持久确立的问题，恰恰也是每一个时代的现代金融市场建立的核心之一。

我们知道，金融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契约来组成，涉及到很多跨期交易的不确定性，其中信用的问题至关重要。以纸币为代表的债务和以信用手段为代表的债务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交易存量，后者意味着预期的产出，由于预期产出的不确定性强，所以它对债权人、债务人之间履行合约的条件、承诺及其制度保证的要求非常高。

经验证明，健全法治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所在，法治健全的国家与不健全的国家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效益上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以债券市场为例，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比法治健全的国家受到的限制更多，由于其未来抵押品的价值不确定性非常高，它的利率就会非常高，抵押品的杠杆率就更低；在期限结构上，法治不健全国家发债的期限会很短，甚至人们宁愿以发短期债加展期的方式来为长期项目融资，而且由于担心违约，相关合约中的限制性条件要更多。

其次，15世纪，尤其是17世纪以来那些成功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在其增长过程中无一不是债务国，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都是在利用他人的资金或者资源实现自己的崛起，历史上尚没有仅仅依靠自己的储蓄或储备成功崛起的案例。所以，即便不能成为金融国家，我们也要成为一个金融发达的国家，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我们要从“内向型财政支撑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发展路径逐步转变为“外向型债务体系支撑”的发展道路。

要实现这一点，我觉得自地中海时代以来人类金融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金融业发展有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一，财产权利要得到保护；第二，权力要制衡；第三，信息要公开透明。所以，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应有的核心所在。一句话，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业的开放，形成稳固坚实的国家信用体系，通过有效的信贷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支撑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第三，金融业发达与否取决于国家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弗格森曾经说过，货币是基于国家能力的信用竞争选择，一种货币在某个时代尤其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它可以被普遍接受，必定意味着这个货币背后的国家实力在全球信用竞争中是胜出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很认真严肃地思考人民币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研究表明，从百年来的股票收益率来看，大陆法系的国家要比普通法系的国家低得多，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很难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更低，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它们的成文法系统无法应对纷繁且快速变化的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的英国普通法系传统对于今后的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金融业创新以及金融业对外开放而言是个不可或缺的优势。我们不仅要理性、严肃、认真地认识这个优势，体会到香港的这种地位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是无法被替代的，更要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善于利用好这个优势。因此，实现香港的持续繁荣和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是两个非常极端的特例，在历史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可融通之处的确很少，高耸的壁垒的破除过程是格外艰辛甚至是苦难的。

在1.0版的全球化时代，也就是贸易为中心的时代，近代中国是以屈辱和悲剧为代价的；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进入到2.0版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加入到全球多边化的贸易与投资体系中去，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今天，我们面临着以价值链和信息化为核心的3.0版的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中既有机遇也充满挑战。但有一点格外重要，这就是货币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关键所在。

以上是我最近的一些粗浅思考，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JLU-BRRC），作者： 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