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8种现代人焦虑，如何面对？

“今天，你焦虑了吗？内耗了吗？”

“每一天。”

跟朋友、亲人、恋人相比，焦虑和内耗表现得更像现代人的忠诚伴侣——总能做到不离不弃。与网络上看起来赏心悦目、条分缕析的“一招解决你的焦虑”不同，哲学往往并不提供答案。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也很少有什么能像哲学一样，在带来那样多安慰的同时，还能引向更广阔的自由。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大学时代思想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思想家》，“（作者）布莱恩·麦基采访了以赛亚·伯林、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马尔库塞、查尔斯·泰勒......这些人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这么多的视角，为我整个知识世界、理念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

这本书基于1978年BBC首档哲学对谈节目，作者麦基不仅是资深节目主持人，还著有多部哲学专著，开创了以大众媒体讲哲学的先例。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到哲学与文学、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社会，它审视哲学的分支，探究20世纪的哲学问题与时代问题，以全新的视野去看待过去的一个世纪与今天的世纪。全新译本于20年后重版出来，以其简练、清晰带来了解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的第一手素材。

一颗石子总会泛起涟漪。继《思想家》之后，串起2500年西方哲学史的《大哲学家》也正式问世，它基于继1978年BBC首档对谈后，1987年举办的第二场哲学对谈。

在这场思想的交锋中，一方是站在读者与观众立场穿针引线的主持人麦基，另一方是浸润各领域多年的哲学家，包括玛莎·努斯鲍姆、伯纳德·威廉斯、彼得·辛格、艾耶尔等。他们基于多年的研究经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每位大哲学家的关键问题、基本进路以及他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关系。

而现代人的焦虑种种，也能在这些交谈中发现迹象。我们整理总结了八种“焦虑型”以及他们可能的回应：思考之外，于行动中去获得微末之事的拯救力量吧。

本文节选自《思想家》《大哲学家》，略有删节。

“原生家庭”型焦虑：“在我可以决定什么之前，好像就已经被决定了光了。”

麦基：我们可以谈谈（海德格尔思想中）最重要的主题吗？比如，他非常关心生命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只是发现自己到了这里，没有人邀请我们，也没有人请我们离开。我们所有人都被扔到了这个世界上——事实上，他用来表达这个概念的那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被抛”（thrown-ness）：Geworfenheit。

巴雷特：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我们被这样的父母生在了这个特定的时代、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社会之中，我们生来就有父母赋予我们的基因结构——有了这些，我们才能过生活。因此，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像掷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无法逃避的事实之中。它们对我们来说是“给定的”——我们可以赋予这个认识论术语以生存论的意义。

麦基：与这种“被抛”一道，以及随之而来的遍及我们生活思想方方面面的偶然性，还有一种同样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不是吗？生命的整个经历持续的时间很短。我们不仅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醒来，发现自己在这里，而且我们刚刚习惯了这一切，一切就又停止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停止的事实是可怕的。海德格尔建议我们如何面对这一切呢？

巴雷特：没有建议。关键在于，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为了赋予生命意义，还是为了迎接死亡，你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面对人的境况。

——《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对话威廉·巴雷特》

“我自由，我焦虑”型焦虑：“说好的走向旷野，怎么没人跟我说都是泥坑？”

麦基：但是，萨特将如下事实戏剧化肯定是对的吧，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实际拥有的选择和自由的现实，多数时候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愿意面对的？

巴雷特：戏剧化没问题。问题在于，他是否把整件事的某一方面过分戏剧化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洞察力远超萨特。如果你想在某个地方找到你的自由，那它最终必须是在日常平凡的现实生活中。在经历了绚丽、孤独和壮观的自由飞跃之后（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把自由问题窄化至单个行为的问题是错的），你将不得不再次回到日常世界。

你跳上飞往塔希提岛（Tahiti）的飞机，开始新的生活——而你还是那个你。猛然投身于他贸然抉择的个人，可能是往错误的方向——对他个人来说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表面上行使了自由，但他仍会像刚开始时一样盲目，因此也是不自由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根本的自由是我们向真理敞开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从属于真理或随真理而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开悟，我们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向真理敞开不是件容易的事。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无法看到自己处境的真相，因为他本人在自己的视野中设置了障碍。我们都有能力以相当具有破坏性的反常意志来扭曲我们每天遇到的人之处境。我们很难后退一步，让事情顺其自然，让人们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至少暂时放弃我们疯狂的自我主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扭曲。

——《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对话威廉·巴雷特》

“文艺青年比较难克服”型焦虑：“长大了还爱看小说，有点容易成为鄙视链的底端。”

麦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是美学。这使它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哲学，更有别于大多数其他政治哲学。近年来，你自己也写了很多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为什么你和你的同事总是把美学看得如此重要呢？

马尔库塞：嗯，我相信在艺术、文学和音乐中表达出来的见解和真理是其他任何形式都无法传达的。

在美学形式中，一个在现实中不是被压抑就是被忌讳的全新维度被打开，展现出这样一些意象：人之生存和本性不再受限于压抑性现实原则的规范，而是真正为其实现和解放而奋争，甚至不惜一死。

我来试着说明这一点……好吧，我用个可怕的说法……艺术和文学的要旨是，世界就是历代恋人所经历的那个样子，就像李尔王所经历的那样，就像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所经历的那样。换句话说，艺术是与既定现实原则的决裂；与此同时，艺术唤起了解放的意象。

——《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对话赫伯特·马尔库塞》

“‘脏活’做太多型”焦虑：“被剥夺了无辜的我，还是想问问，我还能做个成功的好人吗？”

麦基：你说的“能否从‘是’中得出‘应当’？”这个问题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又是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请允许我稍做澄清。

正统的说法是，任何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政策或决定都无法从任何一组事实中必然地得出，不是吗？根据这种观点，事实和价值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独立性是双向的：正如价值独立于事实，事实也独立于价值，比如，独立于我们的偏好。

我来举个例子。如果科学家们成功地证明了某些族群在基因上的智力天赋不如其他族群，这将与你我都希望能够相信的事情背道而驰。如果我们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们会很难过。然而，如果这是事实，那它就是事实，我们必须接受它是事实，而不是否认它是事实。我们更不应该试图通过比如阻止科学家发表论文或做演讲等方式来压制它。

简言之，事实与我们的愿望无关。但与此同时，从这一事实无法必然地得出任何特定的社会政策。换句话说，人们根据同样的事实会做出什么样的政策决定是完全开放的。

这种事实与价值相互独立的观念是我们以科学为基础——甚至以科学为主导——的文化的根本。社会科学领域也在大力提倡这一观念：尤其是社会学家，他们正在努力发展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a value-free sociology）。这种观念甚至影响了文学批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它。你站在哪一边？

黑尔：我觉得我和你站在同一边——我认为事实和价值是分开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事实与价值问题无关。当我们试图决定一个价值问题时，或者当我们试图决定怎么做时，我们是在两个或更多的具体选项中做出决定，而这些选项相当于什么，这取决于事实。我的意思是说，在你提到的例子里，如果你在决定是否应该给那些据说智力低下的人提供更多或更少的教育，这取决于，你这样做或那样做时你是在做什么，而这又取决于你采取这两种做法的后果，所以你实际上是在后果之间做选择。

——《道德哲学：对话R.M.黑尔》

“世界观崩溃型”焦虑：“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原来不是甜的。”

麦基：如果一个人对哲学既没有自发的兴趣，也没有受教育体制引导而产生兴趣，你能给出什么理由让他对哲学感兴趣呢？

伯林：首先，哲学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们往往涉及许多一般看法（normal beliefs）所依赖的假定。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假定受到过多审视——当被要求探究自己的看法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时，他们就会开始感到不自在——但事实上，许多日常的常识性看法的预设（presuppositions）都是哲学分析的主题。

当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它们时，有时会发现它们远不如乍看上去那么可靠，其含义和蕴意也没那么清楚。通过一番探究，哲学家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认知。

麦基：如你所言，当我们的预设被探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而超过这个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抵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伯林：我想，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喜欢被过度分析，不喜欢自己观念的根基被暴露出来、仔细查看；另一部分原因是，行动的需要本身就排除了这种做法。如果你积极投身于某种形式的生活，那么如果你总是被问到如下问题，行动就会受到抑制，甚至可能最终陷于瘫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确定你所追求的目标是真实的目标吗？你确定你所做的事情不会有违你所信奉的道德准则、原则或理想吗？你确定你的某些价值观是真的相容，而不是你在内心不敢承认它们不相容吗？

当你陷入某种困境，你是否有时会因为紧张而不敢面对它，以至转移视线，试图把责任从你自己身上转移到某个更大的靠山——国家、教会、阶级或你所属的其他团体，又或许转移到普通正派人的一般道德准则——你难道不应该自己把问题考虑透彻吗？”太多这样的质问会让人感到畏惧或恼火，会打击他们的信心，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会抵触。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不断审视他们看法的预设，那根本就没人能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不审视预设，任其休眠，社会就可能僵化；看法固化成教条，想象力遭到扭曲，智性变得贫瘠。在不容置疑的教条的安乐窝入睡，社会就会衰败。若要激发想象力，若要让智性起作用，若要让精神生活不陷入低谷，若要让对真理（或正义，或自我实现）的追求不止步，就必须对假定提出质疑，必须对预设提出挑战—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做到让社会继续前进的地步。

人和思想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弑父”（parricide）来实现的，孩子们即使不杀死他们的父亲，至少也要杀死他们父亲的看法，并形成新的看法。发展和进步端赖于此。

——《哲学导引：对话以赛亚·伯林》

“不知道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革命性科学”的奢侈型焦虑：“偶尔，我也会为焦虑这一点，浅浅骄傲一下......”

麦基：有件事我很担忧。距25岁的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至今已有70多年，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它几乎仍然知之甚少。这对他们的世界观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对于20世纪取得的大多数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进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现在的科学发展如此之快，以至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了解科学为我们的宇宙开辟的新天地，这难道不是一种危险吗？

普特南：这是一种危险，但也是一种可以解决的危险。比如，现在有本泰勒和惠勒编写的狭义相对论教材，书名是《时空物理学》（Spacetime Physics），它是为大学一年级物理课程的第一个月而设计的；作者在开头就说，他们期待着在中学里教授这门课的时刻到来。

麦基：你认为这个时刻会很快到来吗？

普特南：我敢肯定会很快到来。

——《科学哲学：对话希拉里·普特南》

“做自己”型焦虑：“当我不再是女儿、儿子，不再是小王、赵总，既不习惯崇拜，也不享受征服，那我自己到底在哪？为什么冲突如此痛苦？”

麦基：但是，尼采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所有这些神以及一般宗教的信仰，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我们价值体系的基础的信仰。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正视这个事实。相反，我们继续尝试将我们的生活与一个价值体系联系起来，这个体系的基础，我们已经不再信仰。这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真实，事实上，它让我们变得不真实。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真实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价值进行彻底的重估。你和我讨论了所有这些，在此过程中，我们触及了这种进路导致尼采陷入的一些个人批评。但现在我想继续讨论下一个阶段，这看起来很自然。

在如此巨大的规模上扫除一切之后，尼采主张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在这一切之后，他所得出的积极价值是什么？

斯特恩：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既非常简单，同时又非常复杂。简单的答案是：做你自己，处于你的存在的最高级别，到达极点，完满地过你的生活，有冒险精神地生活——以及所有后来被归入“生命冲力”标题下（我的意思是在人的领域中）的其他事。做你自己，是你所是，是他开始的主要前提，也是道德和伦理应该指向的目标。

当然现在你可能会问，如果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而且只是他自己，那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会产生什么后果？它如何与政治制度兼容？等等。对于尼采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非常不令人满意。他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态度从来没有走得太远。我也说过，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其原因是这样的：尼采的建议使得以某种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变得极其困难，特别是如果你加上他的这个观点，即法律的存在是为了让事情对于弱者变得容易。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体系，但基本上我认为任何把这个当作社会生活指南的人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麦基：但尼采完全意识到了这个事实，即它会造成冲突。问题是他并不介意。正相反，他欢迎冲突——我同意你的观点，他对冲突的社会影响持有完全不现实的态度。他认为人类是由精英领导的乌合之众，他认为精英的自私、排挤弱者和无能者、攫取他们想要的一切利益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基础上，精英阶层的个体成员如何能够和平共处，正如你所说，他从未考虑过。

但有一件事，他肯定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都与任何公认的道德观念完全相反。

斯特恩：是的，是这样。但你只提到了其中一半。另一部分是——没有被法西斯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接受的部分——你还必须征服你内心中所有舒适的、懦弱的、缺乏冒险精神的一切。

如果你这样做了—例如，这就是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的观点——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就不会真的想攻击别人。你会对他们的弱点有一定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对弱点的积极和宽容的理解——并不是尼采的强项。

——《尼采：对话J.P.斯特恩》

“城市原罪型”焦虑：“不管如何被讥讽成一个幼稚的自然主义者，我进入大自然，身心放松的那一刻，都是真实的。”

巴雷特：海德格尔曾写过一篇关于巴门尼德——这位希腊智者提出了“万物即一”（the all is one）这一直击心灵的观点—的文章。在人类历史上，你第一次在这里获得了“存在之整体”（the totality of being）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在思考中将自己与之联系起来。现在，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文化所发生的恰恰是我们失去了这些宇宙之根，脱离了我们与整体的联系感。

麦基：为什么要把这独独归咎于现代文化呢？这难道不是人的境况的一部分吗？

巴雷特：在人是一种既追求真理又远离真理的存在的意义上，它是人的境况的一部分——而巴门尼德对自己同时代人身上的这种“异化”提出了抗议。但我认为，这种情况独独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技术社会。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人都更加被关于物事的完全属人的框架（sheer human framework of things）所裹挟。来到伦敦，我不禁想到，现在的伦敦与莎士比亚笔下的伦敦大不相同，莎士比亚笔下的伦敦离乡村更近——你可以直接走进去。